（明永历十五年、鲁监国十六年辛丑）
远辱书问，自应作答。盖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礼，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则亦何以异于市井负贩、百士伎术之徙哉！是以君子慎之礼，三摈三介而后相见，不然则已亵；三揖三让而后升，不然则已逼。古之君子岂好为烦琐而不近于事情，缘礼不可渎耳。不佞虽亡国之遗民来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备；然而不敢陨越者，徒以礼为之防也。不佞总角时，恒见先人与士大夫相接，冠裳济济，言论丰采、进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时太平气象，致足尚也。其后士大夫好为脱略而恶言礼，以为厌物、以为王道（所谓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绝之辞耳）；未能二十年而国已沦亡。前年至厦门赴国姓之召，见其将吏并寄居荐绅皆佻达自喜，屏斥礼教以为古气、以为骨董；不佞知其事必无成，故万里端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无所济，今纷纷未有所底。可见礼也者，不特为国家之精神荣卫，直乃为国家之桢干；在国家为国家之干、在一身为一身之干，未可蔑也。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知礼之国，当藉君卿大夫爱惜保存之；未知礼之国，当赖明哲贤豪讲求而作兴之，以登进于有礼。不然，其何以自异于椎结箕踞、雕题凿齿之属哉！礼者乃天理自然之节文，初非苛礼多礼之谓也。然讲求而作兴，非博览旁搜寤寐孜孜焉，不可得已；故学问之道为贵也。
来谕欲绝今而学古，惧其死于茅茨之下恐无了期；恐之诚是也，惧之诚是也！若实实如此，气亦奋而志亦苦矣；诚可嘉尚！「书」曰：『学古有获』。「志」曰：『懵前经而不耻，语当世而解颐』：是言不知古之可耻也。可耻，则宜恐、宜惧矣。气恒奋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圣贤之不可几及哉！最吃紧者，无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语。诚知其在我，则亦何必他求！若使饘于斯、粥于斯、歌于斯、哭泣于斯，则亦世俗之民尔已，非所贵乎豪杰之士也。夫千人之中、万人之中翘翘特拔，谓之豪杰；混混然随波逐流、同声附和，谓之乡人。二者惟足下择而安焉尔！
前书却回，后书作答。足下既不尤人，复能痛自刻责，书辞又质实不润；非由此一念而充之无已，则子路可希、尧舜可为，岂斯文之不可与而惧其始终见绝于先生诲人不倦。不佞窃尝奉教于君子，足下不自绝于长者，长者何为而绝足下哉！且贵国初知向方，不佞虽闭门却扫乎，然奖进之意多、责备之意少。故昨暮发书，今早欣然作答；非谓足下之尽出于礼也，亦喜其诚耳。柳川安东省庵者，其贵国豪杰之士；学行俱超超足尚，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产一邦，犹未之知见耶？友一国之善士，其谓之何！倘有晤言之日，当略陈其梗概也。草率附后，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