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一时的主宰性的诗学观念强调“集体”和所谓“大我”的意义，扼杀人的个性，蔑视“自我”的价值，试图通过强制性的规约手段和过度组织化的方式，把诗人改造成一种无个性、无血性的意识形态工具。牛汉坦率地表达了对这种理念的反感和否定态度：“有人教训我，你总强调个性，那不过是‘小我’，他说应该写‘大我’。我宁愿一生写‘小我’，有血有肉，真正的人的诗。‘小我’有远大的理想。所谓‘大我’，是空空洞洞、无血无肉的工具！‘大我’不是人！……中国这几十年不是养育诗人的时代，离开个人的苦难是空洞的。我最恨那种摇身一变，变成‘大我’的人。……历史的残酷和个人的软弱把人性扼杀了。”
诗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抒发什么样的情感，不是根据外在的指令和需求，而是要根据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根据生活本来的滋味。牛汉的诗沉重而苦涩。这不是因为他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生活本身就是苦涩的。2003年春天，他在马其顿的接受“文学节杖奖”的时候，说自己的绝大部分诗是不够轻盈，没有甜味，这是时代和现实使然，“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没有写过一首苦味的诗的诗人几乎没有。如果有谁自命为诗人，却从未写过一首苦味的诗，我绝不信任这个诗人的品质，我更不会欣赏他或她的诗。”
在牛汉看来，一个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诗性的人，才有可能写出人性的诗。人如果成了一个假的人，一个没有个性和真情的人，那么，他的诗也注定不会是真正的好诗。在牛汉的笔下，艾青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因为他的心始终是热的。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艾青自制在劫难逃。从1955年批“丁陈集团”时，他就被牵扯进去了。所以，艾青终于爆发了，他在告诉牛汉“你的问题结束了，我的问题开始了”之后，紧接着，就用朗诵诗的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牛汉随后写道：“艾青那一天激愤的情绪几乎是爆发性的，仿佛挥写着一首溅血的诗似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位是文艺界的大领导，也就是整他的人，当他毫不畏惧。艾青毕竟是写《向太阳》、《火把》、《芦笛》等诗篇的正直而勇敢的诗人。”有一年，艾青与牛汉久别重逢，激动不已的他抱着牛汉就亲了一口，许多年后，牛汉去医院探望艾青，同样情不自禁地回报了他一个响亮的吻，同行的朋友感动地说：“你们到底是诗人哪！”牛汉说自己“最珍爱的是做个真实的人，就像彭燕郊，活得很苦，我还是同情他，他有缺点，但没有背叛朋友，没有背叛诗。”
当然，“形势比人强”，牛汉也强调环境对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影响。有的时候，人很难摆脱环境尤其是时代风气对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他反复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存状态是不理想的”，有的时期，“诗的生存条件很坏”。田间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是，后来，由于外部的环境的影响，他就越写越不成样子了。田间最终在艺术上未完成自己的风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以后，他就极少有独具个性的作品了。田间最好的诗作都是在1942年之前。他是不苟言笑的人，很朴实，没有架子，写文章、做人都如此。闻一多夸赞田间，称赞的是1942年以前的诗。”
他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和个性主义激情的诗学思想，在后来的文字和言论中，表达得更加清晰和明确了。1996年8月23日，牛汉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诗人大会。在开幕式上，他做了题为《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的发言。在这个发言里，他表达了对自我以及诗的功能的理解。他说：“在大千世界中，我渺小如一粒游动的尘埃，但它是一粒蕴含着巨大痛苦的尘埃。也许从伤疤深处才能读到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得完美，没有悲痛，没有灾难，没有伤疤，他们的骨头，既美丽又不疼痛。为此，我情愿消灭了我的这些伤残的诗。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里走出来。”在这段文字中，“痛苦”、“悲痛”、“疼痛”以及“灾难”等字眼，彰显着他对苦难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间不幸的敏感和关注。他彻底地超越了那种狭隘的“斗争哲学”，超越了把仇恨诗意化的极左情绪，用慈悲的爱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抱着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从而表现出一种健全的诗性的人文情怀和写作精神。同时，他还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勇敢地直面历史的灾难，试图从历史的“伤疤深处”寻求“历史真实的隐秘的语言”，从而通过诗性写作，实现“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里走出来”的启蒙目标。
4
作为一个坚定的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牛汉终生服膺鲁迅，热爱鲁迅。鲁迅的思想给他观察历史和现实提供了可靠的坐标和尺度。他对鲁迅精神在当代生活中的境遇非常关心。他深刻地发现了鲁迅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很多时候，鲁迅仅仅被当做一个话语符号，不过是在需要“统一思想”的时候被拿来说说。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的，是鲁迅的名字，而不是他的精神。“1949年或1950年夏天，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文艺部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派适当工作。”在牛汉这样一个鲁迅精神的继承者看来，这简直是对鲁迅不能容忍的侮谩，是在评价鲁迅问题上出尔反尔、二三其德的行为。
对鲁迅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甚至在高层领导那里也是存在的。冯雪峰后来就私下里多次向牛汉就表达过自己的不满，认为毛泽东只利用鲁迅的影响力而不认真读鲁迅著作，不吸收鲁迅思想的人文主义精华：“‘文革’时雪峰年过六十，白头发，很瘦。跟我杂七杂八地聊，聊瑞金，聊长征。说打下遵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很高兴，送他两条烟，还送他茶叶。1938年上海版的《鲁迅选集》，三本红皮的书，他特意送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认真看。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不提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权……毛泽东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统一了，应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当时刘少奇已宣扬毛泽东思想，但国统区的人对共产党、毛泽东却不了解。为了政治需要，国统区要有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能团结大家的人，这才根据革命的需要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冯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他看得很清楚，他有事实作根据。”
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新的政治伦理只允许存在一个绝对的思想权威。这个权威，即使鲁迅也不能担任。因为，这个新的权威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权威，而是集“道统”、“学统”和“政统”于一身的多元化的全能化的权威。所以，它只能是毛泽东，而不能是鲁迅或其他任何人。如果鲁迅活着，也必须服从这个权威，或者像许广平曾经说过的那样，也要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然而，许多受鲁迅影响的、热爱鲁迅的人，似乎都不太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的幻想里，鲁迅依然是“旗帜”、“方向”和“文化方面的总司令”。他们依然坚守鲁迅所确立的启蒙方向。受鲁迅影响，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大都有较强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对现实总抱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无论他们后来怎样努力地改造自己，总是难以彻底克服自己与纯粹的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隔阂，——“文艺家”与“政治家”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障碍和距离。从政治的角度看，鲁迅的朋友和学生们身上的那种较真的性格、爱质疑的习惯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尤其是时时处处都把鲁迅奉为圭臬的做派，与把“政治标准”置放于一切之上的新的实用主义文学理念，都是格格不入的，也很让集多种权威身份于一身的“政治家”恼怒和不快。所以，这些顽固的“鲁迅主义者”很快便成了打击和整肃的对象。
于是，便有了牛汉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解放后鲁迅的一些朋友都成了文艺界的对立面、反党的反面人物？”
牛汉给出的解释是，“在一些人看来，鲁迅影响下的一些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反着的。胡风成为主要的批判打击对象，决非偶然。萧军1948年在哈尔滨已经受过批判。鲁迅身边的战友、朋友不少被打倒：雪峰、胡风、黄源、刘雪苇……都没有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