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玩着把人们托起或坠落的游戏，也有开着让人蒙冤受屈的玩笑，毫不留情地证明他是黑色的幽灵。在“地富反”三种黑类分子的类型中，地主分子是属于最窝囊的阶级，因为他是剥削劳动人民，钦定的敌我对象。翻开小学语文课本，就是小孩都知道，万恶的旧社会尽是地主血债累累、坑人害人的故事。因此，地主是永不得翻身的历史罪人，应该承担社会的斥责、受到群众的管制，这种思想扎根于人们的心里，也烙印在地主阶级的脸上。
一九五〇年，父亲他还在温州商校里念书，应该是学生的成分，谈不上是什么靠剥削劳动人民的地主阶级。到了一九六四年全国普查户口期间，母亲在无意间把父亲当时的年龄虚报成十八岁，但实足年龄只有十七岁。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特别是在农村里有着某种特有的情绪与态度方面的因素，一位不懂法则的文盲大队长，坚持说父亲是地主，用强硬的措辞把父亲定成是年龄及格的地主成分。当时人民公社公安员来调查新确定的阶级成分，只是走马观花地听取了大队长的片面之词。十岁的你在旁边听他俩讨论着，因为还小并不知阶级成分的严重性。
父亲被戴上了地主成分的帽子，后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地主的三类分子，又上了大队黑色阶级的名单，他是最年轻，也是最受委屈的一个地主，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也许父亲是地主的材料，两个兄长分别在香港台湾，是典型的敌我对象。俗话说，深山没大树，竹篙做长杆。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只能用父亲来顶替训话或批斗而已。
父亲在大会小会上被批斗着，每到了晚上开群众大会的时候，还要同几位老地主一起驼着背从小学里背回一摞摞的长凳，还有自己家里所有的凳子，给会场的贫下中农坐着听批斗。父亲感到很冤屈，无处去诉说，每天总要磨损着自己的人格，过着忍辱负重的日子。因此，他经常到人民公社、上县政府去申诉。有一次你跟随着父亲，才知道阶级成分的可悲与可恨。父亲被人民公社的政治干部辱骂得狗血淋头：你想翻案？真是异想天开！这样的复杂历史关系，你闹什么清白！父亲每次回来脸上总是阴云密布着，一路上跟在背后的你步履沉重似铅。
阶级斗争越演越激烈，地主家庭越来越苛刻地受歧视，就像过街老鼠似的人人喊打，甚至如法炮制地对待着地主的下一代，说成是“牛鬼蛇神的狗崽子”。把适龄青年应享有参加的资格都取消不存在。家庭的贫困父亲负担着九个半的人口，因祖母和你们在一起，有一半的口粮是从堂哥那里要来的。弟妹们就像垄上萝卜似的艰辛成长。每年父亲还要接受大队所管制分配十天的义务工，生活总是紧迫地维持着。但有关部门只在口头上证实他是学生成分，而且一时半会儿又落实不了。沉默寡言的父亲与家人就像被打上了不可抹去的烙印，根深蒂固地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好心人也在胆怯接近阶级成分的黑色幽灵，也怕着玷污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玷污了他们人格的清白。父亲只是对那些关心怜悯的人们，心中感恩戴德着。有时他用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寻找着平衡。但是他始终渴望着阶级成分能得到更正，他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空虚孤独中度过那些耻辱的日子。
那是一个震惊中外的一九七一年，以为阶级斗争能松弛下来。但是恰恰相反，更加激烈地“反修防修斗批改”运动来了，阶级斗争为纲放在运动的最前面。总之，要在“地富反”的头上找出几只虱子，或什么应该找的东西，紧张地提高阶级的警惕性。由于父亲的阶级成分一直没得到人民公社与大队的更正，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想到了在县政府工作的娘舅表弟。因为表弟是县政府某办公室的主任，又是阶级斗争运动年代红色的干部。
为了拜望表叔目的很简单，想要通过表叔证明父亲一九五〇年还在温州商校里念书。大清早就起床，你随同父亲步行了三小时左右才到达了县城。你们进了县城还没到中午下班的时候，只好在表叔的宿舍外面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才在稀疏的人流中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回家。你们就赶紧地溜进了他的家，见面寒暄后，首先把满篓沉甸的螃蟹放在餐厅角落里。表叔坚决地拒绝给他送东西，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甚至反感你们进他的屋里。父亲解释说，这是你们在近几天夜里用网搂回来的，不是花钱买别人的。然后父亲直截了当地诉说被大队冤屈戴上地主帽子，从衣兜里拿出更正申诉的稿纸，请求他向政府部门反映证实一下。表叔阴沉着脸色，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你们推出了门外，撵你们快点离开，坚决要你们拿着螃蟹回家。父亲急着寻找一个盆盂倒出篓里螃蟹的机会都没有，使你们十分紧张而尴尬地退出。或许那时表叔怕被别人看见有人给他送礼，玷污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个上午，父子俩赶了三小时坑洼不平的石头路，中午又饿着肚子提回了螃蟹，而你走的时候不死心地回过头来，看着整幢宿舍楼陌生的了无生机。亲情在哪里，至高无上的阶级兄弟在哪里，你们是被错划分界线的幽灵，就连走亲戚也成了黄鼠狼给鸡拜年。
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一代灵魂已彻底地被丑化，甚至影响着无辜的下一代——在惊恐胆怯中过日子。你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记得刚一懂事就走进它的恐怖之中。尘世的炎凉，亲人见面不敢相认的世界，在回来的路上回忆展现着。而且你又在思索着童年的忧伤与坎坷，父母的阶级成分已经注定你的命运。“投胎做何选择”，阎王爷把你的魂魄在混沌之间送进了娘胎，根本不在意你的哭喊而不愿投胎。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总想到虚无缥缈的灵魂呢？
秋季是成熟充实的季节，田野上那一大片黄澄澄的稻浪，在阵阵秋风之中起伏着向你推来，头上所戴的斗笠几次被阵风吹落，狼狈地在地上翻滚着。遗憾的少年似秋风中吹落的一片黄叶，那样地失意与孤单，还偏要经过路人的踩踏伤害。只有伏在篓里一丝不动的螃蟹所发出咝咝的细微声，所喷吐出的白泡沫从篾篓的缝隙间冒出来，也许它们在你的手里摇晃疲惫而入睡。
前几天的夜晚，想着那稻浪沙沙的秋风之夜，想着那月牙在高寒云中穿梭的深夜，想着那让脸上仍起着鸡皮疙瘩的鬼魂出没的坟场，前面还紧挨着一座孤寂的尼姑庵，因此背后更显得阴森而可怕，它的旁边围绕着一条冷清幽静的小河。这是一条连着十八拐的清水河湾，只有这条河是少有人来的地方。你在水里架起了一个个筋网，撒点白米，诱惑螃蟹爬进网内的乐趣，就能使你忘却了那多愁善感的思索生命，就能使你忘却了庵堂背后那凸出的狰狞面孔。那些赤裸裸没有入土的黑色棺木，像一只只睁盯着的独眼龙。而你不怕夜间鬼魂的出没，怕的是在白天里那些歧视的眼光。
专门带着耗费几个深夜守株待兔劳神逮的螃蟹去走亲却失望而归，父子俩像乞丐般被表叔推出门外的狼狈相，回家的几天里你心中一直定格着忧伤。你脑子里有一块解不掉的疙瘩阻隔着思想，阻隔着少年的前方之路。你怀疑着人间有没有亲情与友谊！父亲有十几个至亲的表兄弟，在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却疏远地如同陌路人。
由于家庭的困难紧迫，你被迫离开家乡到了闽西最偏僻的山区里做徒工。一年后，你接到祖母逝世的电报，虽然心急如焚地想着回家，却因为还是学徒工，师傅坚决不同意你回家给祖母送殡。后来听父母说，在县城当官的表叔没来给祖母送殡，说是不敢相认——地主婆是他的姑妈，是害怕影响着他光明的前程。县城离我们村庄只有几十公里，不敢来就能划清界限吗？表叔是孤儿，从小就在姑妈家里长大。或许他的良心有所发现，祖母去世的一星期后，他才悄悄地经过了村里问起了祖母，客观地解释前几天工作繁忙脱不开身，遗憾地没来给姑妈送殡。
为什么我们的政策糟糕地连亲人都不敢相见，亲人死后都不敢来送殡呢？当时听说外国人认为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搞的是愚民政策。我们有大部分农村干部与群众，还总不服气地在阶级优越中自大着，闭关自守地走“红专”道路。
“四人帮”倒台后，表叔已退到二线，不到六十岁就病逝了。祖母娘家只有的这一脉亲戚也影逝地走了，给我们遗留下亲人的隔阂与历史的记忆……
1989年6月于兴安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