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激情的群众运动全面开展，什么当权派与走资派，保皇派和造反派等等，批啊！斗啊！今天你是他派，明天他是你派。反正有多少种派别与你无关紧要，农村人看重的是历史成分，对地主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曾经有一位老师对你说过：当时阶级成分是地主的，如果用痰沫吐他脸上都得带笑擦掉，否则的话将是更加难堪的恶作剧，成为众矢之的的歧视对象。尤其像新戴上地主帽子的你的年轻父亲，在农村似乎是小孩手里的一块泥饼，或冬天里的雪人，任凭被丑化成什么就是什么，只能毫无反抗地任由他们揉捏着，戏逗着，而且还要乐于接受他们的造作。
你有一位表叔很精明，他是一个小商贩，成分是中农。在那个时候，与你父亲好像没什么亲戚的情缘，早已隔离疏远我们，似同陌路人。他的处世之道是不怕被别人所玩弄，也要有玩弄他人的能力。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与你有些接近，而且谈透世态之事。
阶级成分这顶帽子，不是像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所戴的紧箍咒，只许让唐僧一人管押着。这是几千乡亲们对父亲侮辱的开始，笑不能笑，哭不能哭，他总得对“金光大道”表示拥护与满意，脸色稍有不正常，就有人说他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晚上开群众大会的时候，父亲同祖母总要被点名上台挨批斗，低头哈腰听着苛刻的训话，总要问清有无与台湾的兄长或儿子通信，或者投奔国民党的反动思想。
小时候的你在台下听，掺和在贫农的中间，在朦胧中觉得没长大还是一个孩子，而侥幸地没被发现。或许你那时还没够年龄，或许大人们不理睬不注意的原因，或许你已是社会主义的一名社员，那时很感激大人们没把你撵出会场。有一次随着大人们到某村里观看批斗大会的时候，那高个站立的人是“地富反”出身，在台上的红卫兵对着喇叭高声地喊叫：某某的儿子要滚出会场，马上滚出会场！而你躲在人丛里怕有人同样喊着要你滚蛋而胆怯瑟缩。
有一天你随同父亲在岐山地瓜园里锄草的时候，社员们在无聊中要求父亲说段古书，父亲没有顾及到会有人汇报给大队长。在那天晚上群众大会上，一位贫农代表站出来指责父亲说古书是宣扬反动的封建思想，梦想回到旧社会，再做地主阶级，是不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认罪态度。台下群众起哄着，也有人在嘀咕着，而你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却是耻辱一天天逼近的日子，因为你是黑类的狗崽子，该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母亲在哪里，父亲在哪里，他们从不过来为你撑腰，为你壮胆，或给对方使不好的脸色。你只能委屈地向母亲哭诉：我们为什么不与贫下中农是同等的阶级，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有着歧视的眼光？又质问着母亲：你们俩不像是地主！这么年轻就成了地主？父亲现在是农民，又像是一个书生。你当时心里恨透了那个可恶的人——离解放已经多少年了，一九六四年在群众大会上看父亲不顺眼的人，给父亲戴上了地主的帽子。
父亲就像孤儿那样活在阶级黑类的圈子里，他没有力量去证明个人的清白。你钦佩父亲忍辱的力量。有一次跟在他的背后到人民公社说委屈，为了更正阶级成分之事碰了一鼻子灰，走回来的路上，你一直在沉思忧虑着历史成分的可怕。不管正义或非正义，有嘴说不清楚的是阶级分类。父亲属于历史的俘虏者。因为俩兄长乖巧地到了台湾与香港，心安理得地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而父亲历尽艰难困苦，还要承受着各色各样耻辱的待遇。那位人民公社的政治干部指着父亲骂着：某某的儿子，你父亲受镇压，俩兄长逃跑到台湾香港，你要更正成分，真是异想天开！父亲傻呆呆地站在门外，已经同你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得到的答复是这种辱骂声。父亲几晚上所写的更正稿是徒劳的，那位人民公社的政治干部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离开了办公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小的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父亲是在一九六四年——被大队随意戴的地主帽子，到了一九七九年才更正了成分。你在少年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是出身贫下中农的子弟，不知他们为什么不怕与黑类的你交上朋友。其中有一个要好的很讲义气的朋友说：“他的阶级成分上溯五代都是红色的贫农。他的父亲在解放初期与国民党作过战，受过伤。在阶段斗争的岁月里，他可算是‘老子第一’的农村退伍兵。”这位朋友的阿伯就是那位辱骂父亲的人民公社的政治干部。你把父亲冤屈的阶级成分的问题，同这位义气的朋友说过几次，请求他在阿伯面前代你父亲说些好话。有时候朋友的父亲也在旁边，也证明了父亲够不上地主，说他的上一代是工商业者，不是地主。你又接着说：“一九四九年解放时，父亲才十七岁，还在温州商校里念书呢。”
朋友的阿伯搞政治工作很忙，每天回到家里，朋友就紧追着阿伯给你父亲说好话。因为他们毕竟有着叔侄的情缘，不到半月的时间，父亲的事终于通过了，他在更正书上面签字盖章。“情况属实”的四个字还错写了两个白字，这都无关紧要，不必再说明白。更正书上面的简历是父亲本人填写的，由大队和人民公社签字盖章后，送到县政府就轻易地通过了。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在本大队的群众大会上公布更正平反，人们还照样认为父亲是没有摘帽的地主分子。
父亲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月工资三十三元，这给全家人带来了从没有过的喜悦与安慰。我们一家十个人的口粮里，终于有一人拿了集体的工资。但父亲的口粮还是在大队里，也都无关紧要，特别是到了过节过年的时候，做会计的父亲有着优惠的条件，而且你已经在外地谋生存——到了祖国北方的最边陲。你不再胆怯所谓的阶级烙印的圈子，外面的世界是广阔的，平等的……
1983年9月于兴安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