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常人们习惯用“耳不聋眼不花”来表明老人的良好状态。眼前这位老人不仅限于此，而且面无老斑，头发间少有白丝（不是染的）。最近上了几次电视，侃侃而谈，思维不乱，条理清楚。这不是，竟然惊动了多年断了联系的老同事、老朋友打来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兼也探索他的养生“奥秘”。其中有一位现已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昔日“小字辈”，突然打来电话，使老爷子感到了一点儿不寻常：
“是老邹同志吗？”这是他们当年的习惯称呼。
“是我。您是哪位？”老爷子显然没有辨出对方的声音。
“我是刘自韵哪。”对方那主儿习惯在语尾上带“哪”，正如有的地域一句一个“嘛”类似。“最近见您在教育台上出现了三次，一次是谈宋哲元，一次是张自忠，一次是讲‘七七事变’前北平的动态，我都看了、听了，很有些新东西。您的声音和二十多年前几乎一模一样。九十了吧，真是不简单。对照我自己这精气神儿，惭愧死了。一激动，就从《海沽日报》那儿，打听到您的电话，抄起来就打给您啦。”
“感谢，感谢。”邹老爷子显然也挺高兴，不过他说，“我要更正一点是：我是虚岁九十，能活到过年闰四月的话，才满九十整。不管怎么说，‘七七事变’前后那些年，我随我叔父住在北平，先后与宋哲元和张自忠做邻居，他们都挺喜欢我这个‘小孩’，宋哲光爱跟我‘拉钩’，张自忠爱摸我的大脑袋。我讲对他们的印象，有啥是啥，不玩虚的，一句话，实事求是。即使我感觉是缺点的，也如实地说，这才叫真实，才叫有血有肉的人，是不？”
“是的。所以才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听声音刘自韵也很高兴，“你我分别二十多年，再有机会去海沽市一定要去拜会您，当面向您请教，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前后那一段，有些文字著作是语焉不详的。您讲的许多情节对我来说都很新鲜。”
“欢迎你，老朽我欢迎你，真的。”
“您虽比我老却不朽，我比您小二十多岁反而真的老了，见面您就知道了。”
接罢电话，邹老爷子余兴未息，老同事刘自韵的一番话，热诚感人，他深知不是虚意恭维。作为一个耄耋老朽，谁还会有闲心来追捧，而有关自己的身板和精神头儿，倒的确不是“小刘”一个人这样说，可谓有目共睹，人到暮年，其他的东西都可略而不计，唯有身体、精神直接关乎生命的质量。既然活着，不说是“发挥余热”“老有所为”，至少能做到自己少受罪，别人少麻烦。
虽说如此，老爷子的手机也响了两声，是短讯，他按照女儿的“谆谆教导”，依程序小心翼翼地捏出几行字来。
裕良先生：
您的书稿《从“七七事变”到北平解放》经我社三审通过，决定出版。出版社不付稿酬，赠书三百册。如您同意，请近日来我社签订合同。望复。
人文出版社
×月×日
邹老爷子连看了三遍，不，也不知有多少遍。半年才接到回音，毕竟不是退稿，如今出书多难——他心里门儿清！不掏一分钱还给三百本书，这无异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老东西，还不知足？
二
邹裕良出身于华北地区一个著名民族企业家的大家庭。其叔父邹天虹在多个城市拥有化工、船舶、玻璃等多家企业，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在民族存亡关头和赈灾济困中多次慷慨解囊，不吝钱财；而且广交朋友，在各界代表人物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裕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其生父早亡，母亲知书达理，灌输给他的经典语汇是：“要为社会多做好事，少给自己搂好处。”“要有好身体，好精神，不要好面子，好虚荣。”“吃亏不哭鼻子，是非面前要动脑子，以理服人不赛嗓子，背后对人不使绊子。”裕良在北平上学，由小学、中学而大学。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接触到地下党员，日本投降前夕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直接归市学委领导。利用特殊的家庭条件，多次掩护地下党员脱险。但党组织对他的具体指示是：颜色要“淡”些，政治表现要“边缘”些，生活作风要“散漫”些。
解放后，进城了，分配在海沽市军管会文管处，工作繁重紧张，心情却不错。军管会撤销后，市委、市政府下面成立了文联、文化局，老邹起初担任文联副秘书长，秘书长是来自冀东的一位“老粗”干部，怎么也看不惯这个来自大城市、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上过大学的邹少爷。看不惯的至少有两点：一是在整天忙忙活活中还是有点儿散漫，上下班有时不按钟点，办公室看材料时爱跷二郎腿等等；二是看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时，爱说点儿玩笑式的调侃话。这在秘书长看来“很缺乏原则性”。因此每在大的运动中机关内部思想检查会上都要检查多次才能勉强通过。不言而喻，老邹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虽未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类，却也走得蹀蹀躞躞，职务和级别动得特慢，十七年一贯制的老副处，直到“文革”前还是个十六级，却也未见他闹过情绪，抢过“彩球”。不仅如此，有一次因为提级名额不够，他生生地让了还振振有词：“我暂时还是独身，没负担；老罗老婆孩子一大堆，自己又有病，这一级给他吧。”
不过，说老邹原则性不强，也不尽然。“文革”开始叫成立“十六条”规定下的“文革委员会”，选主任时他对当时一个管人事的品质不良名叫张振汤的人公开提了五大条意见，表示反对。那时是啥政治气候，他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结果可想而知。果然，半年后闹造反夺权，那个叫张振汤的人摇身一变，又成了“红旗造总”的一把手，首当其冲就把邹裕良揪出来实行“群众专政”，罪名是走资派加反革命黑线人物。这个老邹，在重压重刑之下似乎也负重若轻，关在小屋写交代材料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写起《三十年代海沽第二监狱的斗争纪实》，不料被张振汤突袭中查获，不消说又是一轮毒打和批斗，罪名是“在被专政中还不忘炮制毒草”，足见他是死不改悔了。不过，这个老邹，在九死一生中还向张振汤提了个要求：“振汤同志，去年医生说我肾不大好，最好少吃盐。现在，机关公务员在食堂打的饭太咸，能不能由我的家里人给我送饭，行不行？”“不行！”张振汤暴怒之下又扇了他两个嘴巴。而且给予纠正说：“亏你还在北平上过大学，尽说白字儿，我这个汤不念‘tāng’，告诉你，念‘shāng’，难道你不知道《岳阳楼记》里有一句‘浩浩汤汤（shāng）’吗？娘的，多蠢哪！”事后，在一起关押的难友说：“这个老邹，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写作，提啥要求，真没眼力见儿！”可这就是老邹，有啥办法！
终于熬到“四人帮”倒台，市文联、作协又恢复了工作，当时干部配备处于青黄不接的茬口，老邹一上来就被任命为文联秘书长，漫长时日的“副”字消除了，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然而日子不长，改革开放之后，新进的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奋长起来，老邹也是一位作家，而且仍不失为年富力强，他创作出版的以三十年代海沽第二监狱惊心动魄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血雾腥风》印数多达三十万册，受到亲自参加过这场斗争当时健在的老革命家的赞扬。即使这样，在1987年市作协换届时，他只获得了一个“理事”的头衔，开会时，与一些毛头小伙、青春女孩儿坐在下面，机械地履行划“√”“×”的神圣权利。会后一直到若干年之后，从没有任何人听老邹发过半句牢骚、说过怪话之类。也没听他“高度赞扬”过哪位市作协主席、副主席。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便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在负责机关人事工作的小郭手边的花名册上，“邹裕良”的级别是“行政十五级”。终于比“文革”开始时长了一级。
离休回家的老邹，更进一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有人偶或看到他在本市日报或晚报还有《老年时报》上写的一些短文（也有个别同行讥之为“鸡零狗碎”，不过老邹可能听不见）。内容无非是追忆当年北平地下党斗争与解放初期在海沽市接受改造中的一些有趣的轶事等等。
三
当晚，在邹裕良就寝前，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伸出迟疑的微颤着的右手拿起听筒接听时，对方的一声“爷爷”，使这位心淡如雪的老人倏地震撼得热泪夺眶。他嗫嚅着说：“朋朋，孩子，是你……爷爷想你呀！”
“爷爷，我考上大学了，考在北京的高等学校，就快过去上学了。”
“朋朋，怎么长得这样快？”
“我已经十七周岁了呀！”
“在北京上学，好好，好好……”老邹空前的絮叨，一种真正老人式的絮叨，这在平时是极其少见的。
朋朋是老邹的嫡亲孙子，十年来还远在两千里之外的一个城市里。那是因为朋朋的父亲，也是老邹唯一的儿子在俄罗斯经商时被人杀害，俄警方虽也做了调查，但一直未能破案，家属又远在中国，事情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消息确证半年后，朋朋的妈妈决定改嫁远走他方，而且带走了朋朋。
当时八十岁的老邹，受到了丧子之痛的遽然打击，那没有刮净胡子的脸腮像两块冷冻了的带杂质的石板，微微颤动了许久，却没有掉泪。按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中国人传统的一种剧痛，何况又是唯一的儿子，但老邹又一次表现出他遇事的反常。儿子的这种遭际，对他说来似乎也并非完全意外。记得儿子决定要出国的前一天，他再次明确地对他进行阻拦，掰开揉碎地对他讲：“那边的形势很乱，据说社会秩序也很糟，首先安全就没有保证，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有什么事儿连传个信儿都很困难。这话我说了好几次了，你妈也不同意，她这几天的病情又加重了，你也不是没看到。听爸妈的吧，老话说：三思而后行。节骨眼上勒住缰绳，也算是明智之举。”但儿子去意坚如铁石，他有他的“雄心壮志”：“爸，我知道您是疼我，可人这一生机会是不多的，当年我二爷爷纵横华北，商名传遍中华，他的儿子和你这个侄子都没有继承祖业，我们老邹家的商脉快断根了。看来注定应该由我接续上，再也不能像你那样……窝囊啦！”儿子犹豫了一下，还是吐出了对老子相当不恭的评价，老邹抑住了他对自己这样那样，却同样也不掩饰地道出了心里话：“你不是那个料儿！”
最后爷儿俩还是谈崩了，儿子辞别了父母、妻儿，扑向那块风雪交加的茫茫大地，一个陌生的正在翻天覆地变化着的国家……一年之后，噩耗传来，最初的说法是中国人之间为了争抢摊位发生了斗殴，又有的说法是暗害分子的仇杀。反正无疑是殁了。
此事引起的后果接踵而来：第一桩大事是老伴儿本来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丧子的剧烈打击，使她在得知噩耗十一天后即撒手人寰。老邹成家较晚，三十六岁时还没有对象，还是好心的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出身小资本家的“剩女”，才结了婚。妻子非常本分，也算勤俭，但性情内向，有些木讷，先后给老邹生了一儿一女。他对妻子极少“甜哥哥蜜姐姐”，却从没有厌烦过她。但在妻子“走”后，他一度说话极少，却亲自骑车到市中心最有名的照相馆“中国照相馆”放大了一张妻子的中年照，“供奉”在卧室正中，初一、十五敬香，没有一次中断；他吃什么饭就摆上什么饭，口中还喃喃地念念有词。女儿偷觑，老爸每每眼中含泪……
第二桩事是儿媳的改嫁，而且带走了他的连心肉朋朋，临走只留下一句话：“爸爸，我觉得有点儿对不起您，但没有办法。”他心中刺痛，但也不得不忍下了。
真的，不久孙子就随他妈妈远走，尽管孩子也曾悄声对老邹说过：“爷爷，我会很想您的。”但老邹并未将这话过重地放在心上，孩童嘛，不管在一起时感情多深，时间一久，人地两疏，也就淡化了。何况老邹这大半生经历的事儿太多了，许多事情已淡若轻雾，他体恤朋朋，既然生活在另一个家庭里，过多打扰他对他的心灵也不见得会产生护持的效果。所以，近九年间也很少联系。纵然是痛，也只能是强力扛着。却想不到孙子十七周岁时突然打来的一个电话，朋朋曾经七年的影像在他的面前再也挥之不去。
“爷爷，不管学校多么不理想，我的基本目的也达到了。我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要考到北京，就是因为要离你近，能够经常和爷爷见面，才这样做的！”
一个少年清亮的话音，十分脆爽地打动了爷爷。对已经习惯不敢期许的老邹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意外了。他放下电话，半宿未能安眠，睡前的结论性意念是：“我有理由知足了。”
四
作为精密仪器厂的一名工人，老邹的女儿还没有退休。他四十一岁得到这个宝贝女儿，算是父母的老生闺女了。家庭条件不优越，父亲的命运多舛，女儿在初中书读得不是太棒，但也不怎么差。老两口没有任何“成龙”“成凤”的巴望，闺女对双亲也知疼知痒，不愿给父母添心事负担，初中毕业后就一咬牙上了技校，一心想早点儿就业挣钱与父亲一起养活多疾的母亲。她结婚的对象也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早一年技校毕业在厂里干“保全”。本分、厚道却还手巧，什么电工、钳工活儿几乎无师自通。这对丧妻失子孑然一身的老丈人却是个极大的方便。
不过，老头儿不想过分给闺女、女婿添麻烦。早前单位给他这位离休老干部分了两室一厅的居宅；女婿住的是在隔着三条马路外父母作为遗产留下的两大间平房。他们两口子商议：为了与年迈的父亲做伴，早晚都能有个照应，打算把自家的两大间平房租出去，搬到一起来住，两好并一好，不是更好？
又是一个没想到，老头儿毫不犹豫地行使了否决权：“不！不！不要这样，在一起你们的负担不加重也要加重；而我也不会比一个人轻松。你们也看得很清楚，眼前我身体什么病也没有，虽说是奔九十的人，走路、买东西、做饭都还能自理，等不能自理那一天再说。你们现在还都有工作，每个大礼拜带着小妞来看看我，我看看小妞比什么都好。我是喜欢孩子，但也喜欢清静，要不为什么当日在老房子住的时候，我和朋朋他们分两个单元住？你们能理解我，就是最大的孝敬。何况我历来的观点是：做老人的尽量不要拖累晚辈。一个靠子女才能活命的老人是最窝囊的长辈。既然完全不能自理何必自立于世？我这种的想法可能有点儿偏激，我无权干涉别人，却有志气主宰我自己，请你俩放心，我但凡有一口气就会好好活着！就这样，就这样！”
他的执拗，他的决绝，最终还是获得女儿和女婿的理解。他们太熟悉这位长辈：能够理解他，他是最惬意的。
“分居”问题算是解决了。但过了些日子，女儿端砚过来做了一番“卫生大检查”，发现厨房有些凌乱，卫生间洗刷得也不够干净，为此向老爸提出为他请个小时工，每周过来整理三个小时，小时工的报酬由他们夫妻二人付给，“老爸就不要管了”。建议的提出，使老头儿不好硬性反对，他的回答是“试试看吧”！
于是，三个不同的小时工，一位是湖北的，一位是甘肃的，一位是贵州的，都是三四十岁的阿嫂，由物业祝师傅安排前来。老邹从祝师傅那里得知，三个小时的报酬是一百二十元。然而，也就是在来这儿仅仅三次之后，老邹打电话给女儿说，他不需要小时工，请她不要再叫她们来了。端砚没有在电话上问明究竟，下班后专程回来，一进门就问：“爸，干得好好的，为啥又变卦了呢？”
老爷子语气平静：“其实原因很简单，她们拾掇得是很好，可拾掇完了之后我还是要做饭、烧水、洗澡……，两天以后，还是照常的模样；再好看，只是一阵子，我不能不干实事儿呀。所以，那一百二十块钱就省了吧。”
“还有别的考虑吗？”总归是闺女最了解老爹，她看出他内心还有别的想法。
“还有就是……”老爸像孩子似的在追问下说了实话，“一次换一个面孔，半天里大眼瞪小眼，挺尴尬的，我不习惯，算了吧！”
女儿一笑说：“要不干脆就给你雇个保姆，时间长了，不就习惯啦？”
“端砚，你就饶了为父吧！”老邹摇着头笑说，“你还想多制造一起遗产纠纷哪？电视、晚报上这类官司越来越多了，当然，人家那都是名教授大专家，为父我这样的不在话下！”
听话看神儿，端砚见父亲奔九十的人，还能这么诙谐幽默，说明他内在的生命力还旺盛，这也是做儿女的福气。正想再说什么，父亲又以恳切的语气说：“端砚，你们至少几年之内可以放心。我平时虽然只有一个人，可并没有孤独感，远者说，隔着几条街就有你、树梧和敏敏；近者说，我每天还能写几百字的短文，虽然很慢，还有说话的对象。在大的人生世界中，可能没有我的踪影；可在小的心灵世界里，我还没有退出人生舞台呀！”他这番话，女儿听了着实受了感动，她为自己的父亲而高兴，觉得他表面上淡如老菊，内心世界里却有很深的修炼功夫。单从养生角度上讲，实在是一种不俗的境界。怪不得不论大事小情，他都是那么轻言淡语，清风薄云。
接着，老爷子又“孩子气”起来：“端砚，你给我一个月的试验期，我保证会一点儿一点儿地改进的，卫生整齐美观。一个月后，你和树梧一块儿来个大检查，如果不合格，你们就批评、罚款，我再重新来，好吧？”
这一个“好吧”弄得女儿无话可讲，心里却说：“谁叫我摊上你这个爸爸呢？”在并不太光亮的电灯下，她看着腰板挺直的并不那么衰老的父亲，在他宽厚的胸膛里仿佛隐现着一颗跳跃的童心，女儿一面是欣慰，另一面又是怜悯。
五
大约过了四个月光景，老邹的生活程序一如常态。一天过午，他安适地睡了一觉，醒来后不一会儿，外面有人按门铃，他从门镜眼上向外看了看，是一个男人，颇有点儿眼熟，但还是警觉地问了声：“谁？”外面人答：“是我，邹伯伯，我是墨宣高中时的同学，甘百华。”“哦。”他开了门，把客人让进来，落座。来人满面沧桑，衣衫随便，看上去肯定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
这位叫甘百华的中年人开门见山地做了自我介绍，甚至是将这些年的经历统统倾倒了一遍。他说他与老邹的儿子墨宣一同去的俄罗斯，但过了一段时间，分头在不同的城市“练摊”。一年以后，得到了墨宣被害的消息，说是醉酒后互殴，具体情节不详。不过，直接置墨宣于死命的人他听不止一个人说过，但由于有种种“私心杂念”，尽管中间他曾经回国一次，也“没有到府上来”，再加上自己这么多年“没混出个模样来”，就更没心思顾及别的了。现在，他决定在国内闯，不再“外漂”了。这才想起老同学墨宣惨死的遭际，觉得不告诉他的亲属实在对不起人。
“请邹伯伯原谅，我直到现在才来告知真情，是晚了三春的过错。可我还是要登门谢罪，也使我心里好受一些。”
来人说到这儿，顿了一下，还未及对方做出反应，他就进入了语意的关键处：“直接致死的凶手不是别人，就是‘文革’中迫害您的张振汤的儿子张荣商。当时他犯案之后，立即逃之夭夭，据说是转移到了东欧，具体是哪国不得知，这家伙狡兔三窟，再也没有看见过他。这事儿我向俄罗斯警方反映过，当时他们那儿也挺乱，追查了一阵，人没抓到，时过境迁，也就石沉大海。”说到这儿，甘百华从背包里拿出一顶旱獭皮帽，一副皮抄手套，还有一个俄罗斯大号套娃，非常虔诚地说：“这是我们中间分手的时候，墨宣送给我的纪念品，我想这些东西转交给您，算是他的遗物吧。”
“谢谢你。”老邹话说得有点儿漠然，信手把几件东西搁在茶几上。这时甘百华又往前移了移，声音压得更低些：“邹伯伯，我觉得您还可以向中国警方重新提起这桩旧案，好在俄罗斯那边的情况也不同了。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可以出面作证，也好弥补一下我心灵中的愧歉。”
但他想必会注意到：此刻的邹裕良脸上的表情宁静得惊人。只有细察，才能看出他腮上未刮净的花白胡子茬微颤着：“谢谢你提醒我这些，但暂时我只能说——我说的是暂时，不想深究了。有些事情您想究就究得了吗？就说我本人吧，鼻骨还有太阳穴护骨，都是张振汤拿拳头捣坏的。太阳穴骨CT检查还有裂纹，鼻梁——”他指给来人看，“是不是还有点儿歪，能究吗？能复旧如初，完好无损吗？……我已是快九十的人了，心也累了。过去的事都没有忘，但恐怕也只能是带到骨灰盒里喽！”直到这时，老邹才抖出几声笑，但笑得很干，唯一湿润的是他不自觉沁出的眼角上的两滴老泪。
来人最后显然是有点儿无奈，欲言又止地走了。老邹坐着沉思了一会儿，将来人带的几件东西摆在老伴儿的遗像前，口中念念有词：“玉娟，这些就算是你儿子的遗物吧，你也验证一下。我对那位客人说的话想必你都听见了。我的回答也很明白，我说了个活话，说是‘暂时’，其实就那样了。追究什么？有用吗？没用……”
然后，他写了一个字条：“×月×日，邹墨宣高中时同学甘百华送来，据说是墨宣之遗物，暂收藏。”用厚塑料袋装好，搁在立柜的最里边的角落。
这件事，他会和女儿和女婿讲的。至于“处理方案”，不论他们赞成还是反对，他都不可能改变的。
六
中秋节又到了，一家老小四口在“大本营”团聚。全家吃过饺子之后，又在阳台围坐象征性地尝吃月饼。天上云团如龟裂的土地纵横多缝，圆月越过一道道的“沟壑”，时隐时现，洒在地上的光亮也时放时收，别有一番情味。
老邹深有感触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辩证人生，有光就有隐，有阴就有晴，哪里有那么多永远的圆月晴空，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中秋夜。”
九岁的外孙女敏敏自小富于想象，她手拈一块传统样式的月饼，刚想咬合，却又停止，凝思了一霎后问姥爷：“外公，我现在吃的月饼与您小时候吃的一个样吗？”
“说一样也不完全一样。现在的月饼花样多，包装复杂，最不一样的一点是——”外公瞟了瞟孩子的父母，沉思着说，“我小时候的月饼每一块上面都有个纸片儿是为了纪念古代的一个大事件，应该说是一个统一的信号吧。”
“什么信号？”敏敏显然感到很好奇，急切地问。
外公犹豫了，转口说：“等你再大些时我再告诉你吧。”
“我都九岁了，还小？”敏敏鼓凸着小嘴说，“到什么时候才能孝敬外公呢？”
“你已经孝敬外公很多了，外公很欣慰。”老邹深情地抚着敏敏扎着两条小辫儿的头顶。
“我什么时候孝敬外公了呢？我又没毕业，没工作，没挣钱，等……”敏敏仰起头，一双晶亮的大眼睛仿佛含着泪水。
由她的大眼睛，老邹又联想起女儿端砚幼时那双极为肖似的双眸，他十分正经地说：“都孝敬了，敏敏，其实你妈妈也在小时候就孝敬过我了，现在的孝敬，都已远远地超额了。”
女儿与丈夫对视了一下，又不解地问父亲：“爸，这话是从何说起呢？”
“这是我个人早已形成的独特观点，可能很格涩，所以从来没对你们说起过。但我一直坚持认为这是对的，你母亲生前我对她透露过我的这种观点，她的性格可想而知，不说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我的观点是：孩子，不论是二代还是三代，都已在孩童时期，譬如说两岁到七八岁之间就回报长辈了。拿端砚来说就是这样，在你幼小时，爸爸的心里其实很纠结，很苦，在外面极少顺畅过，唯有回到家里，孩子的天真可爱，孩子的音容笑貌，包括调皮幽默，都是很好的开心钥匙，任何的忧闷与不快，都在孩子不可替代也伪装不出来的情态下冲淡了。孩子大了以后会说小时候那是无意识的，算不得有意的孝敬。而我觉得，愈是无意识才愈是率真；愈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装饰才觉得世间还有那么多的可爱之处。这难道不是孩子对大人的回报吗？到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回报方式？反正我是第一等珍贵它的。所以我就得出一个格涩的结论：孩子小时候已经给了大人足够的愉快，给了超出其他方式的最难得的精神回报。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感觉的，反正我邹裕良觉得孩子给予我的已经足够了。”
老爷子在月下显得激情洋溢，不待女儿和外孙女做出反应，又自然地提高嗓门地说了下去。
“我最忘不了的几个片断，每次想起来都热泪盈眶。随便举几个例子吧。‘文革’前的1965年端砚才两岁，当时我正帮助白沽盐场写场史，在那边生活已经一年半了。偶尔回来，孩子都眼生了，伸着两只小手使劲往外推我，嘴里还嚷着，‘你抖！你抖！’‘走’字说不清，发成了‘抖’的音，弄得我们都禁不住笑。我不仅不生气，还觉得自己的女儿太天真有趣了。有时我不经意把手搭在孩子妈的肩上，更引起孩子的由衷愤怒，老远跑过来把我的手抓下来，还骂我一声臭爸爸！这还不够，临去时又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和敏敏的姥姥相视一笑，平时寡言的她这时也给了女儿一个称号‘小警察’。”
“‘文革’中，孩子长大了，可也跟着爸爸尝到了苦滋味。最初一个阶段，表面上我还有自由，晚上从单位回来，在小学做会计的妈妈参加批判会还没到家。哥哥墨宣在姥姥那边上学，因为姥姥一个人孤单。端砚可能一个人不愿进家，便去到邻居李二妈家，一见爸爸回来了，鸟儿般地一翅儿飞过来，从脖子上取下钥匙，抢着说：‘我开门！’这时，炉子里的火快熄了，爸爸笨手笨脚，又是女儿说：‘我来。’拿起火钩子，三捅两捅，火苗噗地升了上来，父女俩相对都笑了。但爸爸这会儿心事重重，逗孩子开心说：端砚，如果老虎来了，你咋办？孩子手持火钩子向外一指：我敢打老虎！爸爸只能把感动的眼泪憋回去，怕被孩子看见。不久以后，‘四人帮’的几个头面人物发布新的指令，要进一步向所谓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发起总攻。有天上午，天空中下着小雪豆儿，我没让端砚上幼儿园，牵着她的小手，拖着沉重的步子去到附近的一所大学去看大字报，想从那里面嗅出点儿什么声息。孩子一声不吭，只瞅着爸爸的神情，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乖。真的，特乖。父女俩好像有一种无言的默契。”
“又过了几天，东躲西藏的爸爸知道无可逃避，决定豁出自己，免得连累妻子和女儿，是火海也跳进去。分手那天早晨，他送女儿上幼儿园，深知即使不是永别，也是久别，却没告诉孩子。到幼儿园门口，孩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没有回头看爸爸，却向斜对门妈妈上班的小学凝视了一眼，然后才走进了幼儿园，消失了小小的身影……这以后，因为爸爸被‘群众专政’，两年不得回家，但孩子的音容笑貌，一直是他的强劲的支撑力量，这不是回报又是什么？还有比这种回报更珍贵的吗？”他使用的“人称”有点儿乱，似乎也浑然不觉。
三个人几乎是屏息地听着，谁都不出一声，可能深恐干扰了老爷子的讲述。直到他的话告一段落，女儿端砚才含泪长舒了一口气，开口说：“爸，您这样高度评价了孩子童心对您的回报；可您是否觉得，您九十高龄，还充满着纯净的童心呢？你说，是不？”
女婿树梧是一位技术工人，本没有那么丰富的情调，这时也深切地悟道：“就是因为爸爸有童心，才能理解孩子们童心的价值。”
老邹轻松地笑了：“话应该这么说，是孩子们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才在年老时依旧保留着几分童心，彼此彼此。”
不知什么时候，外孙女敏敏悄悄到厨房烧水泡茶，将茶盘托上，但只有三杯茶。恭谨地说：“外公，这是我爸上月去浙江出差带来的白茶，白茶象征着纯洁，敏敏先敬您一杯，您讲了那么多，该润润嗓子了。”
外公笑问：“那你呢？还少一个杯子呢？”
“我是最晚辈，学先贤孔融让梨的故事，最后再用。”敏敏伸出食指，抿着小嘴说。
七
初秋时节，老邹有两件事装在心里：一件是十年未见的孙子朋朋即将来北京上学，而且电话约定，他报到一周后的双休日即来海沽市与爷爷和姑姑见面。另一件事是当年的老同事刘自韵即将专程来访。老刘作为历史学家，很想当面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北平相关的人和事件；另一方面，他也特别想当面“领教”九十高龄的邹裕良何以有如此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说白了就是养生取经。
当老邹清晨起来到住处附近遛早时，不禁想到最近各方面对他“养生秘诀”的浓厚兴趣。其实连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特别惊人的答案，说来说去还不是那么老一套的几条：体勤活动啦，饮食调配啦，生活节律啦，适度进补啦，更重要的，也是他视为铁律的一条：尽量张扬良性的心理效应，同时尽量压缩减少负面的精神侵扰。前者，即使没有世俗的“好处”也绝对为之；后者，有多少“利益”诱饵也坚决拒绝。这一点，老邹承认，是最难彻底兑现的。
他走着走着，不由得走入著名的景观八百米绿荫走廊。那些攀藤植物抄手覆盖的神奇使这位也算见多识广的“过来人”流连忘返。
正在着迷般地品味之际，对面过来了一个显然是中风后遗症患者拄着“抓地虎”式不锈钢拐杖的男人。尽管此人歪嘴斜眼，面目狰狞，老邹还是认出了他就是四十年前几乎将他夺去性命的恶煞张振汤。只听说此人“文革”后清查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发配至郊区鸡场干行政工作，却不期然地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所在遭遇。此张走路时一只脚向外作“扫堂腿”状，看来病后仍带有攻击特征。当他从老邹身边蹭过时，后者似感到一股凄凄阴风，脚下差点儿被他的“扫堂腿”扫着。
嗯，不愧是两代仇家！老邹估测，如果此人的儿子是杀害墨宣的凶手属实的话，那么其老子也未必全不知情。不过，老邹决意不去查考了。
快走到绿荫长廊尽头了，老邹蓦一回头，见刚才那人也已将走至那边的尽头。那个影像，不由得使他联想起六十多年前海沽战役刚结束进城途中，看到的一堆被击落的P51野马式战机的残骸。
咳，他大脑里不经意地涌出这么几个字：“总的说是知足了。”
这也许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组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