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应该记住，词语也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会朝向灵韵的满盈，也会对我们言说，而不仅仅是我们把它说出。如果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受深层文化结构的制约，不亚于受特定个人心态的制约；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语言受深层潜意识的召唤，不亚于受诗人显意识的召唤。一首有真义的诗，必会出现“我说”和“语言言说”的共鸣与对话关系。存在在思中形成诗后，诗人和内行的读者还要学会再聆听“语言言说”。因为，有特殊感受力的“语言言说”，会超越本身而自动地“吸附”我们未知的存在，而那些被“吸附”而来的存在，一定与我们的深层神秘生命体验休戚相关。
对诗歌非历史化倾向的反思
陈 超
摘 要：新世纪以来，诗歌发展出现了非历史化倾向，“表达日常生活”成为新的权势话语。非历史化倾向，借助网络传播之力，误导了诸多青年诗人。本文认为现代汉诗应保持和发扬其可贵的质素之一——自觉的历史意识。
关键词：非历史化 历史想象力 先锋流行诗
中国新诗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发生在五四前后的新诗与旧诗的断裂，不仅是艺术趣味的变异，而是现代性的介入，中西文化冲突加剧，诗人的精神视野和历史意识强化和扩大后，力图使代表民族精神的文学艺术能适应并准确表达时代经验的变化，成为现代思想、文化、政治、国民性重新建构的重要部分。除去几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外，中国现代诗从价值确认、运思向度、修辞基础到诠释模式，基本还是延续了由五四新诗所开创的重视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的特点。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虽然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着的不同的轮换方式，比如：朦胧诗的“隐喻—象征，社会批判模式”，第三代诗的“口语—小叙述，日常生命体验模式”，和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诗人的“异质扭结语型，历史想象力模式”，但是它们都不乏各自的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
相比之下，近年来诗坛的重大缺失是历史意识和生存命名能力日益薄弱了，非历史化的泛口语（有人称为“口水化”）写作竟成为最显豁的潮流。针对对它们的批评，有人反驳说“要尊重艺术的多元化”。我认为，这种反驳只是指出了诗坛的事实，但却没有价值判断。诗歌，特别是现代诗，应有其内在的价值系统。它不是某类文化人的审美遣兴或话语嬉戏，而应有对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和生存处境的揭示，对我们时代语言状况的深度勘探，对即将来临的历史可能性进行批判的参与，并最终落实到对诗歌本体的更专业、更精审的纵深开拓上。在此，对现代诗之“功能”和“本体”的双重要求是同时到来的，也就是“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
基于这种诗歌写作理念，我想先总结一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写作”在重建诗歌精神和历史想象力上所做的弥足珍贵的贡献，再以此比照、质疑和分析近年来诗坛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严重缺失。
80年代末，历史的剧烈错动给诗人们带来了深深的茫然和无告，在有效写作的缺席中，诗歌进入了90年代。90年代初期的诗坛有两种主要的声音：一种是颂体调性的农耕式庆典诗歌，诗人以华彩的拟巴洛克语型书写“乡土家园”，诗歌成为遣兴或道德自恋的工具，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缺乏起码的敏感。另一种是迷恋于“能指滑动”，“消解历史深度和价值关怀”的中国式的“后现代”写作。这两类诗歌充斥着当时的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同充任了“橡皮时代”既体面又安全的诗人角色，并对大量初涉诗坛的青年写作者构成令人担忧的语词“致幻效应”。诗歌在此变成了单向度的即兴小札，文化人的闲适趣味，回避具体历史和生存语境的快乐书写行当，如此等等。现代诗的特殊功能再一次陷入了价值迷惑。
大约在1993年前后，现代诗写作中较为集中地出现了新的重大嬗变与自我更新，它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更丰富的写作技艺，吸引了那些有生存和审美敏识力的人们的视线，很快就由滥觞期发展到涌流期。诗人们普遍感到了以往的写作，“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存在和痛苦在诗歌中的缺席，感到我们的写作仍然没有深刻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去”（王家新语）。这是一种吁求历史性与个人性，写作的先锋品质与对生存现实的介入同时到场的诗学。很明显，它的出现，既与当时具体历史语境的压强有关，也与对早期“朦胧诗”单纯的二元对立式的写作，和对本质主义神话失效后的历史反思有关。这些诗人后来被习惯性地称为“知识分子诗人”，在我较为深刻的阅读记忆中，他们是指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孙文波、张曙光、萧开愚、西渡等。但是，我们今天完全应当排除诗歌小圈子意识，逸出无谓的“争吵”，和舆论化的“习惯性称谓”，从而实事求是地对当时诗坛另一些采取不同的写作方式，而同样抵达了历史命名或生存体验的深度，并在写作技艺上有所创新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比如优秀的诗人于坚、周伦佑、翟永明、柏桦、王寅、孟浪、梁晓明、默默、阿坚……等等。所以，在下文如果我仍将使用“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那也不过是在“借挪使用”，它是指一种我认可的诗歌品质，而非具体的诗歌“圈子”。
我认为，在那个阶段，这些诗人对现代诗的重要贡献，主要是改变了想象力的向度和质地，将充斥诗坛的非历史化的“美文想象力”，和单维平面化展开想象的“口语诗”，发展为“历史想象力”。如何在真切的个人生活和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之间达成同步展示，如何提取在细节的、匿名的个人经验中所隐藏着的历史品质，正是这些诗人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自觉，使先锋诗歌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技艺、思想起源和宽大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入的彼此激活的能动关系。90年代诗歌，在我看来，已留下一些重要的典范，如西川的《鹰的话语》《致敬》《厄运》，于坚的《0档案》《上教堂》《飞行》，王家新的《回答》《孤堡札记》，欧阳江河的《傍晚穿过广场》《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翟永明《十四首素歌》《莉莉和琼》……等等。这些文本有一种相似的特性，就是其中遍布着大量由个体遭际中的情境、细节，所折射出的历史症候，因而它们含有极大的生存“命名”能量。诗人从具体的个人处境出发，找到个人记忆的重心，将其带入特殊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公共交流”的话语平台，与历史生存进行了的紧张盘诘与对话。诗人将个体生命的遭际总结成特殊的“限量”的历史，在限量中凸现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内在穿透力。在此，“正史”与“稗史”（个人心灵史）相互穿插，个人的“小型”经验陡然拥有了对历史生存的寓言性功能。这里，“小就是大”，它或许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而是历史语境穿透力的博大，和自我反思-对话能力的强大。
我们看到，当时的先锋诗歌在告别独白式的“启蒙”话语后，幸运地未曾滑入话语的自恋或自戕，没有成为抽掉历史意识的语言空壳。诗人们获具了可贵的历史想象力，他们极为注意话语的历史生成原则和时代的语言状况，“语言是存在之家”，“我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这就不仅改变了诗歌的书写形态，同时也是写作主体精神质地的巨大改变。那时，我们看到了诗歌在时代生存的双重压力（权力话语和拜金主义）下，不屈地重新焕发出的历史命名能力和艺术创造活力。他们的诗，既没有重返唯美的乌托邦，也没有追赶肤浅的中国式的“后现代”，而是将近在眼前的异己包容进诗歌，最终完成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揭示、对话、盘诘和批判。正是这类诗歌，在历史维度、生存现场和“说话人”的身份上所进行的巨大调整、修正和纵深挖掘，有力地结束了当时诗坛的茫然和低迷，平庸和自得，避免了使诗歌陷入“集体遗忘”的行列，为中国先锋诗歌的主题和书写技艺的深入进展，提供了继续进行的机会。
“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历史想象力的双重要求下，是无法两分的。简单地说，“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做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有机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90年代大量的现代诗人，虽然其具体的写作方式不同，但都为增加诗歌的“历史想象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而如果暂时排除他们诗歌母题和措辞方式的个人性，我认为他们的写作状态还是有一些约略的“共性”：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简单的抒情性转入深层经验的叙述性，由单向度的审美“升华”转入怀疑和反讽，由不容分说的“启蒙”变为平等的沟通和对话，并能有力而成功地处理被既往的狭隘理念看作是“非诗”的材料。相应地，其诗歌语型，也由单纯的隐喻或口语，发展为各种不同语型的异质扭结。比如西川长诗《厄运》给我们提供的陌生化书写格局：
……他出生的省份遍布纵横的河道、碧绿的稻田。农业之风吹凉了他的屁股。他请求庙里的神仙对他多加照看／他努力学习，学习到半夜女鬼为他洗脚；他努力劳动，劳动到地里不再有收成／长庚星闪耀在天边，他的顺风船开到了长庚星下面。带着私奔的快感他敲开尼禄的家门，漫步在雄伟的广场，他的口臭让尼禄感到厌烦／另一个半球的神祗听见他的蠢话／另一个半球的蠢人招待他面包渣。可在故乡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一回到祖国他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实行起小小的暴政…… ……
——《厄运·0 09734》
很明显，诗人考虑的不是什么“文类规范”，像不像一首“好诗”，而是更深入的话语的活力和有效性问题。诗中的“他”，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足够承载力的“历史符号”。诗人自觉地将自己的叙述话语织入一张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系谱网中，通过互文性关系，发现了“他”是由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之网编织而成的多重矛盾主体。我们看到，即使后来在“他”追求精神“私奔”的反传统姿态背后，不期然中依然顺理成章地依循于专制或蒙昧主义的传统。“他”使我们纵深反思，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代人精神构型内部存在着的价值龃龉。西川这种语型和结构，的确颠覆了文体的界限，但却有效地扩大了诗歌文体的包容力。他坚持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个人写作”，但又使之进入更广阔的有机知识分子公共交流和对话平台，诗歌具有了触及历史、时代和知识分子公众情感的力量。我想，诗人对既往诗歌写作方式的某种程度的“颠覆”，不是为颠覆而颠覆，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紧张矛盾关系，使诗歌话语更有力地在生存和历史语境中扎下根。
如所共知，丰富的想象力，是一切艺术的主要特性。但是，单纯考察想象力是否“丰富”，并不能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重要的还是想象力的质量的高下。比如，与美术、音乐中的想象力不同，诗歌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语义积淀，决定了我们在衡估诗歌文本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对“历史生存的命名力”考虑进来。因为，“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展示，只是一个表象和一个谎言”（哈维尔语）。特别是对先锋诗歌批评而言，想象力与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二者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诗歌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有关先锋诗歌“想象力”问题在当下的含义，无疑应当将“历史想象力”作为重点之一。
然而，令我怅惘的是，这种经由艰难探询，已经形成先锋诗写作的有效经验积累的“历史想象力”型式，在90年代末以降特别是近几年来，先是饱受了强大的新一轮的“非历史化”诗潮和无谓“争吵”带来的通俗舆论化批评的嘲笑诋毁，进而又遭遇了更猛烈的网络文化的覆盖和消解。单从诗歌内部机制的自动性和审美趣味嬗变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很明白：新一代诗人为摆脱“影响的焦虑”，必然会采取迥然有别于前辈的方式来写作。当一种写作方式的“能量”被整体开采出来，总是会给后来者投下阴影。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诗歌写作风尚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采取的不同轮换方式”。但是，就精神产品特别是艺术价值评价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依循庸俗进化论，或“存在即合理”的观念。在诗学批评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该有所区分。从价值的维度看过去，我认为问题还有更为促人深思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