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弃任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回到家乡。不久，朝廷又改任他为镇南军（江西南昌县）节度判官厅公事，他仍不肯上任，而请求祠禄，朝廷遂命他主管建昌军（江西南城）仙都观。到了景定二年（1261）十月，又下旨召他入朝任秘书省正字，他上呈求免奏状，还是不肯就职。他给贾似道等宰执上书说，自己无晏殊的学问，杨亿的文章，范仲淹的声名，器之的气节，因此乞求奉祠，闭门修身养性，不敢恣望馆职。
这次朝廷没有允准，再下诏，文天祥再辞，仍未获准。无奈，文天祥只得接受了这个职务，但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才赴京就任。
文天祥何以接二连三地辞官不就，是嫌这些官职无足轻重吗？
这些官是谈不上重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原是五代军阀节度使的属官，宋朝承其官名，作为各州府的幕僚之一种，顶多算得上是知州或知府的助理；秘书省正字，则是负责校核典籍的从八品文官，整日埋首书堆考证正误，挑错别字，颇为枯燥乏味。
但要说他因此而拒任却说不通，因为历科状元做官都是由此起步，而且在这几个官职中最微不足道的，恰恰是文天祥主动提出来要做的祠禄官，并且一干就干了一年多时间。所谓祠禄，就是做祠官而食俸禄，领干俸而不管事。这是专为供养免职官僚而设的闲官，只有失意官员求避引退，才会主动申请祠禄。
文天祥接二连三辞官，实在是他不想当这个官，同时也是以退避为抗击，表达对朝政的深深失望和强烈不满。在接到秘书省正字任命后，他给江万里的信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他看到国家外阻内讧大难将临，遂破脑刳心冒死上书，却不被理会，让他深感行直道之难，故而奉祠窃禄，闭门读书。这在他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波澜？他前不顾斧钺在御试策中向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后又干犯天诛上书乞斩奸宦董宋臣，皆遭冷遇，而两次提出的改革弊政建议非但无一被采纳，更被讥为迂阔之论，这叫他如何能忍受？在这样的官场上能行公道直道吗，能有什么作为吗？还不得把人憋闷死！所以与其日后自讨没趣闹得拂袖而去，还不如趁早坚辞以避。
朝廷却还是接二连三地召他当官。
这当然是因为他是皇上亲擢的一科状元，因为他卓越的才华和识见，因为他忠君报国的一腔赤诚。还有一条，即新任宰相贾似道要笼络人才构筑自己的势力。
景定二年（1261）十月，朝廷下的诏令是这样写的：
抡魁登瀛，故事也。然始进大率以虚名；既久而乃知其实践。尔则异于是：初以远士奉董生之对，继以卑官上梅福之书。天下诵其言，高其风，知尔素志不在温饱矣。麟台之召，何来之迟？语有云：“居大名难。”又云：“保晚节难。”尔其厚养而审发之，使舆论翕然，曰：“朕所亲擢敢言之士，可！”
诏令对文天祥备极赞扬，说他的言、事广为传扬，他并非徒有虚名的人，而是有胆识有抱负，不愧为皇帝亲擢的敢言直士。其后在任文天祥为殿试考官和左郎官的诏令中，也多有誉美之辞，如“尔以陡岵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来归，如麟获泰畴，凤集阿阁”；如“夫风之积不厚，则其负大翼无力；若尔之植立不凡，非特以高科也”。然而这些言辞又不可谓不中肯，由此也可见出对文天祥人品才华的公认评价，以及对他人格志节的推崇。
诏令虽出自著名词人刘克庄之手，但须经贾似道授意或首肯。此时，贾似道已经把吴潜和董宋臣逐出朝廷，独揽了国政大权。文天祥遂在接到诏令后，给贾似道写了一封《上丞相》书。
在上书中，他辞正文切，不做一点阿谀奉承，其中还堂堂正正地阐发了一段用人观，他说，宰相肩负辅君之天职，用人是为了行天道，因此“用人者非私于其人，为人用者非私于其用。近臣之得所为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贵人。’下之人失其灵龟，贸贸于势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为职，而无复有以贵下贱之风；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无复有比之自内之义。天地失位，人极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这就很明确地向贾似道表明：用人者与被用者都不能图谋私利，更不能结党营私，所以你任用了我，即使是你提拔了我，我也不能成为你的私党，我只能秉公办事，“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某之补报知遇，将有日也”。
文天祥写这段话，也是告诉贾似道：我来上任是有条件的，否则我仍会辞职不干。
这是贾似道万没想到的。当年反对丁大全获得“六君子”美称的太学生陈宜中等人，都在他的又打又拉下纷纷投靠了他，成了他的鹰犬，独你一个文天祥愚顽不化。贾似道吞下了这口气，也记下了这个仇。
既然上任了，就须践行公道直道，公平正义，正直无私，认认真真地去做事。
景定三年（1262）五月，文天祥到任秘书省正字仅一个月，适逢三年一次的殿试，被任为殿试覆考官。南宋殿试考官有初考官、覆考官、详定官、初考点检试卷官、覆考点可检试卷官、封弥官、誊录官、编排官、对读官、巡铺官等等，其中的初考官、覆考官和详定官三职，由中书向皇帝推荐以授。
殿试结束，初考官评卷后，把初录试卷送到了覆考官手里。文天祥认真详细地逐一复考，发现其中有一卷立论正直，文思有力，彻篇贯穿着忧国忧民的疼痛，但试卷中却有一字触犯了皇帝的字讳。按照常规，即使文章再好，此考生也不能录取，而且还可能会被治罪。文天祥让另两名覆考官看了试卷，赞其之优，也指出疵点，表示要代为争取。两考官皆惊讶其才华，赞同文天祥的意见。文天祥认定人才难得，便在送审详定官时，不惜冒着风险恳请从宽处理。结果御定录取进士甲第时，该考生被赐予进士出身。
让文天祥感到意外而又兴奋的是，当拆去卷头封弥，揭开姓名时，方知此考生竟是自己少时的老师王国望。王国望因此没有被埋没，后来官至从政郎、袁州军事推官。还须提一笔的是，这一科考上进士的还有庐陵人邓光荐，此人少负奇气，以诗名世，也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后来成了与文天祥同甘共苦的密友。
当了一任考官，文天祥还发现童子科设得不合理。这一年，国子监选中童子十人参加中书复试，然后参加太常寺的考试，如考中可成为下科进士，未中还可再考，考中后便可待诏做官。童子科的应试年龄在十五岁以下，文天祥认为这违背选用和培养人才的规律，且小小年龄即有此特权，比之终身应试而不得乡荐的山林之士，实在也有失公平。于是写了一篇《壬戌章科小录序》，文中批评说：“予谓童子，其所已学者，经也。经载道书也，童子向记其言语而已。而沉潜义理，变化气质，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学者，温而绎，深加践履，希贤希圣，求之有余师。而其所未学者，徐徐而勤之，不为后也。”童子虽天资不凡，也只表现为能背书，而要学深学透，并转为修养和能力用于事业，这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学无止境，是急不得的。
另有礼部侍郎李伯玉同感，奏于廷上：“人才贵于养，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诏从之，随之改掉了自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以来的这个定制。看来孩子过早地被赶上考场，在高压的环境中成长，自古就被认为是摧残童心的事。
从在考官任上办的这两件事，可看出文天祥做事以诚为本，力践知行合一，正如他说的：“某他无能为役，至于守其本心，不与流俗为轩轾，以求上不负知己，下不负嵬琐之所存，则或可无愧作于此。” 他说的这个本心，就是他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就是秉持公平正义、正直无私的公道直道。
此后，文天祥升任著作佐郎，掌管编修国史、历法，撰写祭祀祝辞，跟正字一样都是供职秘书省做案头工作。对于这样的差事，文天祥都是一丝不苟，不负人不负己扎扎实实地埋头工作。其间还曾兼职景献府教授，负责给太子教书，因传授四书五经有方，颇得理宗赞赏，难得地赐一只金碗作为奖励，并得到较快提升。此金碗就是前述后来借给欧阳守道典当换钱的那只。
景定四年（1263）二月，文天祥又兼任刑部郎官。由于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十分尖锐，讼状和法律纠纷众多，比之其他部门，刑部的事务最为繁重。又由于供职官吏徇私枉法，舞弊成风，自诩清流者都不屑一顾，像文天祥这样较真的人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以诚为本，践行公道直道，整日“钩考裁决，昼夜精力不倦”，并与低层的胥吏泡在一起，深入调查和研究案情，“吏不能欺，慑服焉”。他的清正和绩效，使那些油滑的胥吏也不得不服气，贪赃枉法的行径也有所收敛。
由于是以新科状元进京任职，文天祥身边自然聚了不少人，弟文璧也在临安府任司户，公务之余，他与弟、与馆阁学士等多有聚会，常与他们作诗酬唱。如《刘左司钱潘秘丞次韵》：
蓬壶日月四时春，金碧新来绚帝宸。
俎豆幸陪麟省隽，衣冠中有虎符新。
诗馀和气生谈麈，坐久风光入醉茵。
多谢兰台旧盟主，好归群玉领儒珍。
诗写得不失华丽，用事精巧，对偶工整，具有北宋西昆体的特征。再如《秘省再会次韵》：“蓬莱春宴聚文星，多荷君恩锡百朋。四座衣冠陪贺监，一时梁栋盛吴兴。图书光动青藜杖，人物温如古玉升。好是木天新境界，萤窗容我种金灯。”其雍容华贵、富丽精腴让人惊叹。然而这些诗却显得内容空洞，感情苍白，一看便知是酬酢之作。
这段时间，写得最多的，应是给江湖人士的赠诗了。这是时风，但凡新科状元一出，马上就会有一大帮算命、测字、卜卦、相士、药贩和僧道等江湖人士趋之若鹜，办一封好纸登门求诗，目的是在状元身上打广告，抬高自己的身价。文天祥宅心仁厚，不厌其烦地尽量给予满足。他在给少时老师欧阳守道的信中写道：“某寻常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悯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价何似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诗多是不加斟酌的草率之篇。如《赠神目相士》：
道茂数遁甲，长房得役鬼。
风鉴麻衣仙，地理青乌子。
择术患不精，精义本无二。
奇哉梦笔生，熊鱼掩前氏。
要说与文友们和赠，虽少感情内容，却也注重诗歌技巧，给卖药人写的诗就连韵都不用押了，纯粹是应付，反正能满足对方的需求就行。再如给另一卖药人的诗《赠一壶天李日者》，其中有句“得钱且沽酒，日晚便罢卖”；给卜卦人的诗《赠萧巽斋》，说其“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既如此，给人算卦就不用察言观色，“若卦有人买，不妨君卖直”。这就有戏谑的意味了。还如《赠镜湖相士》：“扬子江心水，铸成道人双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镜照二百里。”《赠月洲相士》：“月洲月眼阅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贵人皆好命，不知中有孔明吗？”不用把我的命吹得如何如何好，我知道你是高人呀。在戏谑调侃中，倒也反映出文天祥诙谐幽默的一面。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件事。《宋史》中说：“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一些传记和文章为所谓呈现一个真实的文天祥，对此说予以采信，并认为他的这种豪奢生活是在状元入仕的早期，大致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当然也不断有文章予以驳斥，说《宋史》是元人所撰，藏有贬诬文天祥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