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即“岂道之外，又有法欤”的问题。文天祥说：古今帝王的功化证效虽有浅深迟速的不同，但同样的是，他们的“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当天象和顺、世道太平、百姓安康的盛世，尧、舜等明君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行道，无一日敢息。而当后来太朴日散、风气日开、人心不古、社会不断变化之世，夏、商、周的君王则与时俱进，在道德教化之外，创立了治、政、礼、教、刑、事等典章制度来配合治理，这样一来，君王们的政务加重了，就更是要以不息之心，兢兢业业孜孜栗栗地工作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治国都需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心，也即一不息之心。
第三个问题，即在世风恶化，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何以治世？他理解题中对汉唐的指陋，认为“不息则天，息则人；不息则理，息则欲；不息则阳明，息则阴浊”。指出汉文帝、汉武帝和唐太宗诸君还是有进道之心的，汉唐之所以不及唐虞三代，是因为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于天，不纯乎于理，不纯乎于阳明，而是出入于天与人、理与欲、阳明与阴浊之间，当他们存道心、持道义之时，治国就有建树；反之多欲贪利，道为人欲所制，国家治理就出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汉文帝与汉武帝和唐太宗不同，不像他们为霸道和杂家所累，所以能恭俭求道，业绩也接近商周、唐虞，但因受黄、老清静无为的异端影响，惜未有更大作为。他劝理宗以三君不能一心求道为戒，进取不息，取得超过汉唐的功绩。
上述三个问题都属哲学观、世界观的问题，他一口气写了近五千字。接下来的第四道题，即第二部分，是对国情时政发表见解，提出对策。
文天祥按自己的理解，把理宗提出的八项事务概括成四个方面：“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盅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然后逐一以对。
如果说在回答前三道题时，文天祥对理宗是边批边拍、边捊边揉的话，在回答直切现实的第四道题时，他再也难以从容应对了。此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期间，尤其是来临安这几个月里了解收集到的国情时弊及令人忿懑的情事，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他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手中的笔就如同寒光闪闪的利剑。
第一个方面，天灾与安民。他尖锐地指出：天灾是由民怨引起的，而民怨是由皇室、官吏的巧取豪夺和敲骨吸髓的残酷压榨造成的。“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皇家私库）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当今的民众痛苦不堪，“而操斧斤，淬锋锷，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急求民安之道，以消解民困和天灾。
第二个方面，人才与士风。他指出人才短缺是士风败坏造成的。他以激烈的言辞批评说：“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不顾道德与品行、尊严与节操，单纯灌输知识，以获取功名利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有几个能自拔于流俗呢？他们“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于是“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这样的势利之徒，岂能成为理国治民的人才？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改变士习，以求人才。
第三个方面，兵力与国计。他认为兵力弱是国家财力不足所致。如今兵力不足，边备困窘到拆东补西，疲于奔命，这需要招募新兵，而国家的财力又不足。国家供作军用的钱财都到哪儿去了呢？他直斥说：“飞刍挽粟，给饷馈粮，费于兵者几何？而琳宫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费，则漏卮也。列灶云屯，樵苏后爨，费于兵者几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饰翠，宫廷之费，则尾闾也。生熟口券，月给衣粮，费于兵者几何？而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戚畹之费，则滥觞也。”没钱招兵养兵，钱用到哪儿去了呢？都被皇室和宫府建楼堂馆所，穿金戴银，慷慨赏赐，大肆挥霍浪费掉了。于此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采取节约措施，专供强军。
第四个方面，盗寇与边备。“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外敌的入侵由内贼引起，如绍兴年间杨幺作乱洞庭湖，金朝指使伪齐将领李成进犯襄阳汉水，与杨幺相勾结，加重了边患。所以他认为，外敌不足畏，内贼也不足畏，“盗贼而至于通虏寇，则腹心之大患也已。”所以进犯淮、蜀的蒙古军在宋军的抗击下不能得逞，但驾舟如飞的东南乱民一旦成为蒙古军的向导，才是最可怕的。他还指出：内贼还包括一些朝官，他们忘掉军队的职责，在边境违法经商，弄不好就成了外敌向导，造成“一夫登岸，万事瓦裂”的后果，这就如同“肘腋之蜂虿，怀袖之蛇蝎”，是极其危险的。他呼吁理宗持不息之心，清除内部盗贼，以巩固边备。
论述上述四个方面问题，文天祥逐一列举不堪的现状，把原因都归咎于弊政，甚至是黑暗的朝政，他呼吁理宗依照“天行健”的法则，力行不息之道，不断改革创新，去弊求利，以图振兴。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忧愤刚正直谏，甚至严辞反诘了皇帝对答卷“勿激勿泛”的要求：
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发也。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厌激者之言，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然则臣将为激者欤？将为泛欤？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
激者是出于对国家和陛下的忠心，陛下为何要厌恶呢？难道是要臣子也成为浑浑噩噩唯唯诺诺的人吗？这与其说是诘问，毋宁说是在振臂抗议了，大有士子从道不从君之风。
最后，他从总体上提出两个对策。一是“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二是“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建议皇帝革除专制之法，把权力下放到三省六部，排除外戚和宦官这些狐鼠一类干政擅权，施行公道与直道之政，用人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通言路，从众议，以谋求“天下为公”、“万物之各得其所”的清明世道。
他倡言的公道与直道，就是公平正义之道，正直无私之道。
文天祥埋头疾书，如有神助，策对的第二部分，又一气写了五千余字。
搁下笔，文天祥把试卷通览了一遍，勾去几个字，加上几个字，改了几个字，颇觉满意，便合卷离开了考席。
此时是午后未时（13时至15时）。试卷要求千字以上即可，文天祥却写了万余字，且“不为稿，一挥而就”，且提前交卷，这足可见他才华横溢。同时，或也说明他准备得认真充分，要知道，大才子苏轼当年参加殿试前还曾写过二十多篇模拟策论文章呢。
这篇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一道》，文天祥直言衷论，酣畅淋漓地阐释了哲学、伦理和政治观，全文宏衍巨丽，明达卓识，精神旺健，一腔正气，充盈着担当的识见和勇气。
此策对既是劝谏皇帝，也是宣誓自己，宣誓自己的人生纲领准则。
他立誓法天地之不息，坚守信仰，不断挑战腐朽与野蛮，“独行其志，坚力直前，百挫而不折，屡踬而愈奋”。
“公之成仁取义，矢志于韦布弦诵之日。”他从此拉开了奋斗和抗争的序幕，走上风雨交侵险恶凄苦的人生之路，直到南宋灭亡，他在元朝的土牢里写下《正气歌》，为实现他的人格理想慷慨赴死。
他的试卷当然符合“切至之论”的要求。然而，理宗皇帝真的能“虚己以听”吗？文天祥的这篇《御试策一道》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