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刚去林家时，林家也只有两台木制的织布机，买铁制织布机是后来的事。黄冈一带，普遍有着织土布的习惯，哪怕家里置不起织布机，也要像爷爷那样学一手织布的好手艺。迄今为止，我还能看见爷爷后来提起林家两台铁制织布机的眼神，虽然爷爷已在二十多年前就离我们而去，并且在他决意离开我们之前约十年的时间里，就不再在总是忙忙碌碌的我们面前旧事重提，仿佛是怕自己闲话太多，会在不经意间耽误了儿孙们的灿烂前程。三十年间尘与土，无法遮蔽一位靠着人性中最质朴的情感生存了八十八年的老人目光，其中因素不能不使后人深想一层，多思一阵。爷爷留给我们的目光深邃而复杂，他一直在盯着历史，想看透在历史中变化莫测的乡村。
那一年，到处在杀人。因为当地没有比林家更富有的人家，林家老大便被推上风口浪尖。爷爷只要一提及此事，就会说多亏了那个在新政府中当了大官的弟弟，闻信后，马上派人将大哥接到武汉。虽然有人以包庇之名告状，到底还是无可奈何。
爷爷说多亏二字时，是那样地如释重负，并伴随着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时候远处的事是很难传过来的，赵树理在山西老家为老师求情，却使得老师永远失去儿子的故事，爷爷不可能晓得，天下人也都不晓得。所以，爷爷的喟叹并不包括假如林家还有其他人在本地生活，会不会也要有替死的成分。爷爷所说的多亏二字，按当时语境来判断，其意义大约在好人有好报和好人为何没有好报这类完全相反的感伤与诘问之间。
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鄂西，同行的有位老画家。当年他曾作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到此协助土改。老画家对我说，他所驻扎的村里找不出一个可以当村长的人，因为政策规定，凡是当过土匪的人都不能当村干部。可是村子里的成年人，人人都当过土匪。结果他们只能挑选一个因为只有十四岁而没来得及当土匪的男孩当村长。
那一次，我们要去一个被叫做大水井的地方。走了许多的山路，有几处路段竟然只许汽车用三只半轮子着地，到了目的地后，所见到的却有些出人意料：水井一点也不够大，将那身材普遍秀美纤细的土家族女子所能负重的水桶放入其中，再舀起来，井中之水便所剩无几。大水井之大所指并非水井，而是绕着水井垒起来的高大得有些荒诞的堡垒。历经数百年山中风霜雨，当年的青石早已变成墨炭模样，远远望去宛如一只趴在溪边饮水的巨大黑熊。堡垒石墙厚达一米，相向壁立，所保护的仅仅是那座小小的水井和一道用来汲水的狭窄石级。从最底端的水井里或取一桶清水，或饮一掬甘泉，向上攀缘数十米，黑黑的石壁随时都有可能碰撞到左肩或者右肩，才能来到那道坚实的木门前。事实上，从大水井建起来后，所有人就不得不如此行走。也可以说，修建大水井，也就是为了让人必须这样行走。即便是当下，只要有人持一杆单发土枪，那些想从山谷下面爬上来，翻越十几米高的青石围墙，从外部抵达水井，也是不太可能的。在历史的日常生活中，汲水者无一不是从这道用五寸厚青檀木制成的侧门后面走出去，向下一步步地到达水井，再一步步地沿着原路返回。
在这道专门用来汲取大水井之水的侧门后面，是当地人的宗祠和与宗祠紧紧相连的一家大户。战乱之年，盗匪丛生，一旦有事，生活在这一带的人便纷纷躲进宗祠，拜托大户人家的家丁施行保护。人一多，就不能断水，于是就出现了这座专门用作保护水源的大型堡垒。
鄂西山地多为喀斯特地貌，谷底绿水长流，山上泉踪难觅。
作为堡垒，山巅之上自然可靠，可一旦被对手围困住，单单一个水字就难抵御。光考虑水也不行，与流水离得近了，失去险要，别人居高临下，一口唾沫就能当成雷霆往下倾泻。能将一股细细的暗泉从半山腰的悬崖峭壁中抠出来，将每一滴水都当成对上天的感恩，再修建可以用来避难的大房子，也就平添了巨大威严。一旦逢上危难，每一滴水都会变成甘露。
大水井的存在，加深了我对“地主”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与消失对乡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何在的疑惑。这些年来，因为阅读正史太多，而变得对闲书和野史有了越来越多的兴趣，当然，这也得益于“阶级”的强力作用褪色后，社会生活有了真正的田野风情。
从我至亲爷爷的雇主人家，到偶然得见的完全陌生的山乡特殊建筑，恰如一部活力展现的民间史，一边是口口相传，一边是一物一证，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生活在人文传承过程中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
过眼惊心的事，总会有其发人深省之处。
站在峰顶，能将万里长江悠然揽进早上清雾傍晚的浓霞，这样的回龙山仍然不高不大，只因生就在黄州城外而名噪。在太多崇山峻岭堆起来的鄂西，信手掰下一块岩石，就能与其媲美。相比大水井旁的那户人家，回龙山下最是显赫的林家，全部家业也比不上人家的一座绣楼。荟萃了当地顶级民间艺术的绣楼，后来做过农民夜校和大队队部，一道道方便女子行走，又不给外面男子开方便之门的精美楼梯，俨然是银子铸成的。一扇扇可以让楼上女子一边做着手红，一边随心所欲尽观山水风情，又不使各方闲杂人等暗窥闺房生活的窗户，怎么看也是金箔包裹而成的。女子再好也要嫁人，红颜再美也会衰颓。雕梁画栋的绣楼还不是居家住宅主体。绣楼只是一双美目、一对红唇和一段短短的青春。只有那些处理家政、料理家务、供各色人等日常起居的院落与楼群，才是这个家族安身立命之所在。那大大一片经整体设计，统一建造起来的房屋，面积大得将整座林家大垸里的房屋全部相加也还比不上。大水井旁的那所大宅，单独占据着一座山坳。而被称为林家大垸的那处山坳里至今还散居住着不少林氏宗亲人家。
离天下名城黄州不过咫尺之遥、与历史名镇汉口亦在极目之间的大户林家，竟然被远在深山之中，过去现在都不值得评说的土财主比较得浑身冒酸气！
多少年间，从养育地鄂东出发，鄂西、鄂北和鄂南，不算是走遍了，只能称为到过多次。这样的到过，使深刻关怀乡村的内心生出更多思忖。在那些交通不便、山高水深之地，富人反而比城郊之地更加突出。随着历史的延续，如此突出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在广袤的乡村，富人之富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丰富。一如大水井旁的大户人家，不管承认不承认，都是其方圆十数里的乡村核心所在。在乡村，天旱水涝固然是首选的天敌，在天命的暗示下，乡村只能是逆来顺受。天不下雨时，为其供上自家仅有食物，老天爷不见得领情。洪水要泛滥，将犁铧熔化了，铸成铜牛铁兽去镇压也难济其事。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有本事去老天爷那里讨要公道呢？相比之下，遇有酷吏兵匪等人祸，乡村的表现就会水涨船高了。乡村不欢迎官吏，乡村更不喜欢兵匪。很多时候乡村之所以虚弱，就在于其在天地间漫不经心地散落，就像一堆黄沙，攥在一起时还能对溪流有所阻挡，一旦抛撒开来便毫无用处。所以，像大水井旁的那类大户人家的出现，实质上是人文乡村慢慢积淀起来，也是乡村对自身代言者的集体默认。城郊之地，有钱人是注定要将主要收益消费在城市里。在城市的远方，那些家产巨大的人家，并非比城市近郊的富人们拥有更多财富，而是他们将一点一滴的情感与一分一厘的金钱，全部交给了乡村。也正是如此，在这些人看来，乡村的利益即为自身利益。由他们作为中坚力量代表地方，主张对兵匪的明争暗抗，对官吏的软拖硬拗，也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爷爷的情感是古典的乡村情感。爷爷从不抱怨的“地主”
作为一个阶层，在乡村存在了千年之后，只用短短几年就被他儿子勉力参与的土地改革和接踵而来的合作化运动彻底铲除。
几年之后，他的儿子又差一点被别人所铲除。
在父亲的个人履历表上，家庭出身一直是“雇农”。身披最理直气壮的政治保护色，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狠狠地揪出来，真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差那么一点就要“永世不得翻身”了。父亲被批斗完全是因为他当了官。父亲被批斗时，爷爷自己不敢去看，总是要年纪尚小的孙子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回来再与他说。一朝为官了，父亲履历中的“苦大仇深”就失去保护作用，成为乡村一直以来最为憎恨的“酷吏官僚”。实际上，与父亲一起接受彻底批判和残酷斗争的乡村官员，莫不是同一出身，最不好的也只是后来娶了地主家的女子为妻。对父亲他们的斗争是空前的，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其时斗争地主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如火如荼。作为一个阶层已经消失的地主们，生命个体还在延续。但在那些事关地主的斗争会上，听人们喊口号，除了少不省事者，成年人们的肢体语言，总让人觉得有些温情脉脉。
那个时代，让我们早早见识了人的不同品质。
同是斗争大会，被押到台前的那些官员，偶有很不服气的在那里站成一副骄横模样；还有刁横耍赖的，找个借口躺在地上要死要活；多数却是听天由命，无论如何摆布，都会机械地照着去做。相反，那些多年前就被斗争得死去活来的地主们，也被要求跪下等等，被我们看过去，总有些全然不同的气质。
童年时期为我留下许多终身无法释怀的记忆，其中又以“地主婆”为最深刻。在我心里还来不及建立优雅与高贵的概念的时期，这些被孩子们称之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就连牙牙学舌的乳牙小儿也敢跟在身后，一声声地叫骂。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们一回头，孩子们就会望风而逃。“地主婆”们什么动作也不做，就算开口，也只能轻轻地说：你们这些细伢儿！那时候，我们家借住的地方就住着这样一户被称为“地主”的人家。在那种时期，那样的人家绝对没有政治地位。奇怪的是，我一直对他们一家有着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并非来自小学课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将少年刘文学活活掐死。那户人家住着两间搭建在别人家墙边的茅屋，一家四口，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童年时的那种敬畏，源于那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厉害，那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还有他们仿佛总也弄不脏的手脚与脸庞，总也洁白得没有丁点牙垢的口齿，大人小孩总将一块洗净的旧布叠得方方正正装在荷包里，作为清洁自己的手帕，如此等等，在不经意间抒发他人不可剥夺的精神力量。
多年之后，我在写作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时，书中一位主要人物深陷灭顶之灾，如何让他从小说中得到解脱，成了事关历史与艺术的启承转合的一处关键。在某个写作的日子，这种早早出现的提心吊胆，终于通过电脑的键盘与内心设定的重大问题相遇了。奇妙的是，表现这种相遇的文字竟然如此流畅，丁点的结巴也没有。明明是在书写一场革命者的悲剧，我所体会到的却是一种深刻欢乐：小说中，那位主持党内肃反运动的欧阳大姐，从不会因为私情而放过哪怕细小如蚂蚁的生命。但是，那位名叫董重里的男人，在面对最严酷的审讯时，还能从容地掏出一块洗得白的手帕，将自己轻轻地清洁了一下。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欧阳大姐悄然在心里开启了一扇小小窗口，让清风一样的濒死者得以生还。为何要这样写，我来不及细想，直到小说终篇了，空闲下来我才明白，是童年的那些小事一直深藏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并且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精神世界的拓展。我不认为，仅此这一点就可以升华一代人的精神控制，我要强调的是，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这样的角落正是人性的启蒙。如果面对的是乡村，那也就是乡村的一种启蒙。
二〇〇四年曾经有两条新闻让人怦然心动。
第一条是新华社武汉六月十三日电：《温总理给湖北农民吃定心丸，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说的是温家宝近日考察湖北时的情况。从六月八日和九日，温家宝以他一贯的方式，先后临时停车走进老河口市洪山嘴太山庙村、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枝江市安福寺镇桑树河村、荆州市八岭山镇朱家岭村，具体了解到农民王转运一亩地交了六十多块的税，比去年减了四十多块。而村民王建林则直率地说：“一号文件让老百姓最高兴。农业税不交或少交，种粮还给补贴，把几千年来的事给翻过来了。”更有村民曾祥华如实相告：
这一带的地，一亩地打五六次灭虫药都不起作用，不晓得是药不好，还是不对路。温家宝深切关注的农村合作医疗，刚刚开始试点工作，国家拿十块，地方拿十块，老百姓拿十块，搞大病统筹。温家宝因此说了如下几番话：“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三个点，明年还减，五年内要全部减完。”“看来我们要加快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让更多的农民看得起病。”“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鼓励农民种粮。国家还拿出钱来修路、修水渠、修沼气，采取措施降低农资价格，为农民找好处，谋实惠。”“我还要告诉大家，中央说话算数，农民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