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才乏出群，类非拔俗。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徒以四丈东平，方将尊隗，是许依刘。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自叨从岁贡，求试春官，前达开怀，后来慕义。不有所自，安得及兹？然犹摧颓不迁，拔刺未化；仰承裁鉴，有负吹嘘。倘蒙识以如愚，知其不佞，俾之乐道，使得讳穷，必当刷理羽毛，远谢鸡乌之列；脱遗鳞鬣，高辞鳣鲔之群。逶迤波涛，冲唳霄汉。伏惟始终怜察。
这一段以含蓄的自谦起笔，但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李商隐读书学文，确是从“当就傅之岁”开始，他向令狐楚“献赋”求教，也正是“近加冠之年”。而所谓“识谢奇童”和“号非才子”，可算是应有的谦词。同时也就为引出“徒以四丈……”等下文做了铺垫。东平就是郓州，“尊隗”用燕昭王尊郭隗以广招贤才的典故，“依刘”用王粲到荆州依靠刘表的典故。这几句接着上面的自谦说，我本年轻无才，幸得四丈在东平开幕府招揽人才，我才有幸被接纳，就像当年王粲投奔刘表门下那样。“每水槛花朝”几句，前面引过，具体地描述自己受到殊遇的情况，充满感激之意。
“自叨从岁贡”以下乃进入真正的主题。先说自己一连两年以乡贡身份随计进京应考，若非令狐楚特别关照，岂能如此？接着报告考试失利，深表歉意。但马上转笔，请求继续支持——为使语气委婉，这里用了一个前提假定的长句：倘若您能相信我，继续给我以支持，那么，我一定能够由丑小鸭变成大鹏鸟而一飞冲天，由泥鳅黄鳝变成大鲸鱼而在大海遨游！
“由丑小鸭”云云，只是“刷理羽毛”几句的大意而已，并没将原话的意思完全译出，也远没原话漂亮。我们不得不承认，骈文有其特殊的精练、雅致和含蓄，能够表达更丰富的意思而又表达得更为委婉，能够把很难直言的意思变成优美的文辞道出，最适合用于需要外交辞令的场合。李商隐正是这方面的高手，这封信不过是他的牛刀小试。信的末尾则是一句必有的套话，商隐所写是最简单朴实的，有人（比如韩愈）有时会写得更加冗长而肉麻。
令狐楚老于世故，让李商隐随计应考本也有让其历练之意，收到商隐的信，更了解他的心思和志向，便叫他还是先到太原幕中来，李商隐当然听命而去。
这次令狐楚在太原时间不长。仅一年多，他就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吏部尚书，太原尹要换人了。这样，李商隐在太原幕府中的差事也就做不成了。不过，令狐楚在离开太原之前，还来得及为李商隐安排好，以太原乡贡的身份到长安参加进士试。
大和七年（833），李商隐再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时间过得真快，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进京，第三次踏入贡院的考场了。但是，这一年他仍然是考试无成。说来也巧，一连三年，主考官都是贾 ，结果一连三次，李商隐是次次铩羽而归，而贾 却从礼部侍郎一直做到了宰相，所以李商隐谈起应试经历，曾说过自己“为故贾相国所憎”的话。
如果说父亲早逝是李商隐幼年的不幸，那么，科举考试不顺，可以说是李商隐踏入社会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大困厄，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厄。
李商隐之屡试屡败，当然绝非真是为某个主考官“所憎”的缘故。试想，每年拥向京城应进士考试者，有上千人，甚至更多，但录取名额却只有三四十人，成功的几率本来就极低，能够名登金榜必然只是极少数。翻翻唐人的传记、诗文或正史野史相关史料，我们不难看到“十上不第”“二十上不第”乃至“三十上不第”和“终生未第”的情况。很清楚，李商隐们的困厄，实乃科举制度本身所致。这个制度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执行结果必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也许，这还正是制度设计者所希求的——让天下读书人都投身于科举考试之中，并在仕进的路上奔竞，实际上等于陷身泥潭，免得他们胡思乱想甚或胡作非为，对稳固统治无疑是有利的。
科举制虽然比世禄世卿、九品中正之类世袭性制度进步，但远非十全十美，要求它绝对公平，也并不合理。更重要的是任何制度都需由人来执行，而人的本性缺陷和素质差异又不可免，所以任何制度，即使它再好，即使在其实施早期、优长还较为明显之时，也总会出现偏差和漏洞，也总会有人钻空子谋私利。
科举制度定形于隋，大盛于唐宋，延伸至明清。从晚唐到科举制的废止还隔着千年之遥，然而这并不妨碍晚唐科举已经发生许多乌烟瘴气的事，诸如中国社会中必有的打通关节、请托行贿、考官营私、考生舞弊、豪门权贵上下其手、宦官藩镇横加干预等等，几乎样样都有。
更有甚者，是朝官之间拉帮结派，公然操纵举场。就在李商隐开始参加考试的大和年间，“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7]。这批官员仗着占据要津、人多势众，竟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手遮天暗箱操作，操控考试结果，实际上已成为买卖进士和官额的“举场掮客”。买通了杨虞卿诸人的士子固然“无不如志”地圆了进士梦，但进士名额的进一步紧缩必然加剧另外许多士子被无辜挤落的可能，以致当时举子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欲趋举场，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8]
苏、张，指苏景胤、张元夫，“三杨”便指杨氏兄弟虞卿、汝士、汉公。在广大举子眼中，这些官员手操着生杀大权，实在是既可怕又可恨。
朝廷也想整顿，除加强各个环节的监察之外，还不止一次地根据举报进行复查重考，严惩查有实据的涉案官员。穆宗长庆元年（821）的钱徽、杨汝士案就是著名例子。
那年主考官为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亦参预其事。考前，段文昌（前任宰相、时任西川节度使）和李绅（时任翰林学士）皆有信致钱徽推荐拜托所善考生，钱徽也并未拒绝。但最后发出榜来，段、李二人所托的人落空，再看录取的人中，却有不少是有背景的公卿子弟，甚至有考官的近亲，其中最显眼的像故相郑珣瑜之子郑朗，参与阅卷的杨汝士之弟殷士，宰相裴度之子裴 ，以及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等人。
于是段文昌上奏章揭发：“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穆宗向诸翰林学士咨询，元稹、李绅、李德裕都说“诚如文昌言”。穆宗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持复试，结果郑朗等十人被刷落，这几乎是原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见问题之严重。朝廷发布文告申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挠主司”的现象，钱徽、杨汝士、李宗闵也因此贬官。[9]
惩处徇私舞弊的考官，黜落名不副实的及第人，这样做也许能够稍稍抑制过于露骨和严重的科场舞弊，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科举制对一般士子的残酷性。而且这样的大动作，也不可能经常采用。广大士子如李商隐之辈，还是只能在既定的途辙上艰难地挣扎。他们的命运看似由自己的考试成绩决定，但实际上依然是被种种不可知的因素左右着。
大和七年（833），李商隐二十三岁，已经出入科场三次，但是毫无斩获。如果他不愿就此认输，那么，这样的历练就还得继续下去。
令狐楚到京师任职，李商隐则暂回家乡荥阳。正好此时的郑州刺史萧澣是令狐楚的好友，他便写了封私函，让商隐带给萧澣，以便商隐得到些照顾。
萧澣，上文曾提到过他的名字。他本在朝任给事中，与杨虞卿诸人沆瀣一气操纵科第，在人事关系上属于牛僧孺、李宗闵一党。
原来唐朝乃至中国许多专制朝代都患过一大痼疾，便是朝中的主要官员，往往分帮结派，朋比为奸，近己者扶之昌之，异己者排之灭之，严重的便被称为“朋党”。而自唐宪宗元和朝后期起，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宣宗大中朝绵延垂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便是拖延时间最久、涉及人数最多、矛盾最为错综复杂、结果也最惨烈的一次。在这一时期，牛李两党的魁首牛僧孺、李宗闵（牛党）和李德裕（李党）常轮流为相执政而贬逐对方，偶尔同时在朝，则分歧百出，你东我西，相互纠弹，争斗不已，弄得皇帝也束手无策，叹道：“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10]
大和六年（832）冬，牛僧孺罢相。次年二月，李德裕入朝拜相，李宗闵亦被罢出朝。三月，作为牛党羽翼的杨虞卿、萧澣均外贬，杨为常州刺史，萧为郑州刺史。而李商隐正是在此时得令狐楚绍介而结识了来到郑州的萧澣。
萧、杨之流在朝为官时结党营私、弄权卖官，实非正人，他们的被贬既有官场倾轧的因素，严格说来也是咎由自取。
然而，一方面，中国民间有同情弱者和失势者的传统；另一方面，人在失去权势后往往有所变化。即以萧澣而言，当其在朝时，恐怕李商隐欲见其一面也难，而现在，他被贬沦落，李商隐肯去看望他，他甚至会心生感激也说不定。总之，李商隐和萧澣就在这特殊情况下成了忘年之交，两个人当时在各自的生涯中都处于落魄失意的境地，所以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后来萧澣随党争态势的变化，又经一番浮沉，曾回朝任刑部侍郎，但在李训、郑注当权时又被贬为遂州司马，最后便死于任上。
应该是在李商隐与萧澣相见于荥阳不久，某日黄昏时分，商隐独自登上城楼，意欲一舒胸中郁积的苦闷。他拾级而上，登上了城楼的最高层，极目四望，只见夕阳西沉，晚霞泛起，荥阳城花明柳暗，春色尚浓。忽有一只孤雁横空飞过，留下一声声哀唳。商隐触景生情，不觉吟出一首小诗：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那远飞的孤鸿既是眼前所见之景，又让他觉得像是自己的化身，一时间，他的脑海中竟将自己和孤鸿叠印起来，分不出彼此了。
一次，商隐去拜见萧澣，萧澣竟谈起了这首题为《夕阳楼》的诗，并且表示欣赏。原来他已经从传抄中读到了。李商隐一面谢过萧澣，一面也就向他诉说了多次应考无成、深感孤苦无依的心情。萧澣当然了解此中的奥秘，认为年轻人屡试不中实乃常事，不该如此颓唐，并应许商隐，倘今后有机会一定给以援手。萧澣的话温暖了李商隐的心，使他衷心感激。虽然后来萧澣实际上并未能帮上李商隐的忙，相反自己都被贬逐到偏远的遂州，并由刺史降为司马，李商隐却格外同情起他来，特意在这首小诗的题目《夕阳楼》下添了个注：“在荥阳。是所知今遂宁萧侍郎牧荥阳日作矣。”后来，当他得知萧澣在贬所去世时，还写过一首《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的诗表达哀思。
[1]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一》，《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页。
[2]李商隐《奠相国令狐公文》，《李商隐文编年校注》，210页。
[3]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大唐》，中华书局1988年版，353页。这里所记乡贡事可信，唯“仲冬”小误，应是十月，即孟冬。另《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诉于州县。”均可参。
[4]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卷十五《杂记》。
[5]钱易《南部新书》（丙卷）。
[6]以上叙述唐朝科举情况，参考了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大和七年（833）。
[8]《新唐书·杨虞卿传》。
[9]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一，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10]《旧唐书·李宗闵传》引唐文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