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并不显眼的山洼是我每次经过唐古拉山时必去的地方。
为的是祭奠一个幼小的生命，也为了重温母亲的一腔深情。
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在西藏呆的七年里最冷的一个冬天。
当时西藏的叛乱还没有完全平息，我开车去边防某地执勤，行至唐古拉山上车子抛锚了。无法排除故障，只好原地等待后面的救济车。要知道那是零下40多度足可以把人的鼻子冻掉的天气呀！
我用皮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的，像个棉球似的坐在驾驶室里。肆虐的风雪像老虎扑食一样扑打着挡风玻璃，驾驶室顶哪怕是针尖小的缝隙钻进来的风都是刺骨的。可是，我并不觉得冷。这除了那件御寒的皮大衣为我挡风遮寒外，还有一件护身符——棉背心。
这件棉背心是母亲特地从家乡八百里秦川给我邮寄到高原的。千里之外的母亲从我入伍后写回的第一封家书中得知我经常开车跑的青藏高原上六月也下大雪，她整日操心不安，便连着几个晚上点灯熬油地为我赶做了一件棉背心、一双棉鞋。背心里的棉絮是当年的新花，母亲用弹花弓弹了一次又一次，柔柔软软，虚虚胀胀。她不识字，在托六哥写给我的信上说道：“你一年四季有近300天的日子在飘雪结冰的路上跑车，天气冷，一定不要冻着自己。俗话说，头、脚、心别受凉。这件背心和这双鞋子你出发上路时要穿上，我就不做帽子了，你们部队发的皮帽是很暖和的。妈不在你身边，只有靠你自己爱惜自己了。”
从此，我每次出车都要穿着母亲做的背心和棉鞋。
……
此刻，我安然地坐在驾驶室里，任凭外面的暴风雪有多大，我心里都是暖融融的。母亲仿佛就坐在我身边，温暖着她的儿子。
我竟然半睡半醒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敲打驾驶室门声把我惊醒。开始我不敢开门，荒郊野山，又是深更半夜，谁会来找我？后来敲门声变成了拍打声：是一位老妇人用藏语在呼救，我马上开了门。
就这样，我见到了那位抱着女儿的藏族老阿妈。
阿妈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她十分焦急而伤心地给我讲述着什么。我呢，来藏区执勤前只是临时突击学了几句常用的藏语，我隐隐约约地听得出她在说：今天傍晚，她家的帐房被一伙叛匪烧掉，丈夫遭到惨杀，他们还要抢走她的女儿……
我把这母女俩让进了驾驶室。阿妈始终抱着女儿，从上车后一直在哭。我打开驾驶室灯，一束微弱的光照在姑娘的脸上。姑娘脸色青紫，很像冻青了的茄子，双目紧闭，嘴唇失血。我不知道她是冻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要求替阿妈抱一会儿孩子，阿妈未答应。我立即脱下皮大衣，让阿妈给孩子披上。阿妈把皮大衣在膝盖上铺展，然后把孩子用皮大衣严严实实地包起来。这时我马上想起了身上的棉背心，我忙脱下背心，动手给姑娘垫了胸部。阿妈望了我一眼，然后又扭过头去抹眼泪。
我见姑娘的嘴唇干裂，就从行军壶里敲下来一块冰渣，放在她的唇上。阿妈看着，摇了摇头，意思是没有用。
暴风雪仍然是那么猛烈。高原的世界总是不太平的。
阿妈还是紧紧地搂抱着女儿，女儿始终没有醒来。直到最后我才知道这个姑娘是被叛匪打死的。
她离开这个世界时，身上还穿着我的皮大衣，垫着母亲为我做的那件棉背心。
次日，雪停风止，唐古拉山又恢复了那惯有的寂静。阿妈要抱着女儿的尸体回家，她说，女儿虽然走了，但仍然是她家里的人，她要把女儿安葬在家的旁边，她要天天看着女儿，也要让女儿天天看着她。临走前，她要把皮大衣和棉背心还给我，我按住阿妈的手说：“这是一位母亲的心，你一定要带上它！”她仿佛听懂了我的汉语，反问：“母亲？”我告诉她，这是我母亲专门为我做的防寒衣，我把它送给了小阿妹。她似乎听懂了我的话，抱着女儿踏着山中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
后来，我把这件事给母亲详细地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说：“我把您为儿子精心做的棉背心送给了一个藏族的小阿妹，她穿着它离开了这个冰冷的冬天。我用您对我的关爱温暖了藏族同胞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