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寻找“篓子班长”的尸体整整找了三天，在确认他已经不在人世后，战友们在那条河边挖了个坑，埋进了他那件大衣，这就是他的墓。
给班长送葬的人全都耷拉着脸，默默不语。大家都觉得他活着的时候就装着一肚子苦水，死得也太冤，对他的结论更是不公。
然而，谁也讲不出替他分辨的理由来。时代的烙印深深擎肘着每个人的言行。当时惟有悼念是我们高尚的专利。
当晚。夜深人静。
在“篓子班长”坟头约10米的地方，蹲着一个人影，号啕大哭。
藏族老妇人的声音……
15.冬尼亚雅阿妈是在那辆车刚刚开动时，她一下子跪在了公路中央，挡住了车轮。
车上坐着被护送返回老家的大姐。送者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位保卫干事。
她的丈夫杨孝山继续留在温泉兵站工作。
就是在这时候，大姐才从冬尼亚雅妈嘴里得知“篓子班长”出了事。她只觉得头“轰”的一声像被谁用冻着冰的石头猛击了一下，懵了。
冬尼亚雅阿妈常年帮助大姐背冰，她什么事都明白。
当汽车紧挨着阿妈的身子从公路上碾过的一瞬间，大姐清醒了过来，她扯破嗓子似的大声向车后说：
“阿妈，‘篓子班长’是我清清白白的弟弟，你替我为他祭坟……”
孤坟。瘦月。
一连几夜，冬尼亚雅阿妈跪倒在地上，哭诉着。那是一种赤裸裸的、谁也无法抗拒的声音：
“……好人呀……你不该走……你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汉家女……你肚里装着多少冤水……”
哭着哭着，她竟漫起了“花儿”——
蓝布祆袄装棉花，棉花装上了压下，头顶石头腿跪下，大老爷你听着：
汉家女娃娃到底把啥罪犯下？
这是哭“篓子班长”吗？
不，她在哭大姐的命苦……
16.当年，“篓子班长”遇难以至葬他于温泉河畔，我始终在现场，是见证人之一。
用他的皮大衣做衣冠冢就是我的主意。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穿皮大衣，总觉得老班长一直在那大衣里面。当时，我对战友们说了这么一句话：班长是个冤鬼，总有一天我要为他写一篇文章。
在离开高原的几十年间，我曾经十余次重返故地，却一直没有勇气写这篇文章。他是含冤而死，死不瞑目，写他必然要涉及大姐。我们为什么要用一支笔把这么多的冤魂惊动？还是让他们安安静静地长眠吧！
90年代初，西安《女友》杂志社的刘三田小姐听我讲了大姐的故事，她非常激动，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再三鼓动我写出来，他们发表。我至今记得刘小姐的话：“写吧！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大姐，你把她写出来，让全国人民都叫她大姐！”
这样，便有了发表在《女友》上的那篇散文《美丽的故事也会夭折》。
这篇散文第一次把一个被泥土掩埋了近三十年的女人的故事公布于世。然而，她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消失而失去灼灼光彩，依然如宝石一般诱人。我收到了数十封读者来信，他们都赞颂这位第一个勇敢地闯进青藏高原的汉族女人。更多的来信则是打听大姐的姓名和住址，探寻她的近况，还有一位读者给大姐写了一封信，请我转达。
这些问题或事情，我自然无法回答和做到。使我于心不安的是：在那篇散文里我把一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回避了，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篓子班长”，看了散文你会觉得仿佛地球上就没有这个人似的。我相信我的读者会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的复杂心态。那是一个当年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在我写散文的那年仍然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我的读者们请你不要忘了我写的是军营生活。即使到了今天，在我把大姐和“篓子班长”的故事和盘托出后，我也不敢保证所有的读者都能理解。
我只想很真实地告诉大家：大姐从温泉兵站走了以后，青藏线上一下子变得死沉沉的。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那篇散文问世后，还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一位读者帮我澄清了一个很重要的情节。
他的名字叫郭立业。
17.那是《美丽的故事也会夭折》发表后的第二年，我重返青藏线。
一天，我在噶尔木遇到20多年未见面的朋友郭立业，他是汽车团的修理工，当时已经退休，一家老少屈居于一间平房里慢熬岁月。我们谈起了《女友》发表的那篇散文，他十分坦率地说：
“你写的有错！”
“哪儿错了？”
“大姐根本没有下高原。”
“真有这事？”
“当然啦！”
“后来呢？”
“死了，她淹死在温泉河里。唉……”
老郭长叹一声，不再往下说了。
我把老郭请到我的住处，恳求道：大姐是个苦人，她那受冤的心永远都不会平静的。我们活着的人都有责任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
我能看出来，让老郭讲这样的故事，他的心情是不会轻松的。
最后，他还是讲了……
如果没有那天清早在温泉兵站以下50公里处巡逻的那位哨兵的机灵和勇敢，也许人们就无法知道大姐的下落了。那是个雾气蒙蒙的天气，视线不清，哨兵远远地就看见河面上漂来一个什么东西，虽然他还没有断定是什么，但是从看见它那刻起，他就觉得那是一个人。只是一瞬间，他便放下枪，扒掉衣服，跳下河里竭尽全身之力打捞上来一具女尸。那女人看上去顶多30岁左右，身上只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内裤，袒胸露腿，皮肤白净，长长的头发被水浸泡得湿漉漉的，散盖在脸上。哨兵用手扒拉掉头发，脸露了出来，他不由得大叫了一声：呀，大姐……
郭立业讲完了大姐的下落，他干涩的眼角含着热泪。
我有满脑子的疑点，却没有发问的力气了，这个女人悲惨的故事已经把我的心袭击的千疮百孔了！
毕竟饱经风霜的老郭比我要坚强些，他说出了有关大姐下落的各种传说以及自己的看法：“你在文章中写到大姐披护送回老家离开了温泉，确有其事。但是，据说那辆送大姐的汽车走到昆仑山中的不冻泉抛锚了，停驶了一天一夜。我想，事情发生转机大概就在这一天一夜当中……”
我没言声。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郭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得絮絮叨叨地健谈起来了。我根本无心去细听，恍惚中只听到他说：大姐是被认定投河自杀的，她的后事还是她的丈夫杨孝山办的，大姐的坟就在温泉河畔……
18.1996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回到青藏线。
温泉兵站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兵站的遗址凄凄冷冷地袒露在炽白无力的太阳光下。人呢？房呢？车场呢？生活为什么荒芜得这样快？曾记得，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儿泼洒了多少笑声和欢乐！
我不愿意在这里久留。我必须立即拜谒大姐和“篓子班长”的墓。铺满鹅卵石的河滩像着了火一样干渴，我浑身热辣辣地不舒服。我走出去约10分钟，就到了坟地。
出乎意料的是，我看到的是三座坟堆。再仔细一瞧墓碑，从左至右，依次写着：戴承欣之墓，大姐之墓，杨孝山之墓。霎时，如有五雷击了我头顶，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杨孝山之墓，大姐的爱人死后也葬于此地？
我久久地站在三座墓前，心里填满悲伤、思念和疑惑。
转而，我的心里又涌上来一缕安慰。大姐不会寂寞孤独了，有“篓子班长”和她丈夫整天整夜地伴着她；当然，“篓子班长”和大姐的丈夫，因为有亲人的相随也会欣慰。
三颗心等待着苏醒。
这时，我突然发现坟堆前面中间的地上蓬勃起三簇沙棘，郁郁葱葱，好不撩拨人心。也许这是这片荒芜的河滩地上惟一的一处绿色。
我相信它们在沙土的覆盖下，把根须紧紧地抱成一团。
面对这三蓬沙棘，我产生了强烈地要写大姐的愿望。
我必须把她曾经有过的辉煌生命以及因为这辉煌而带来的不幸遭遇写出来！
有谁能预料山后还会有悬崖？又有谁能发现悬崖下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其实，生命比沙棘脆弱得多。
尽管沉默的石头还在冷笑着，尽管路边的野风与凋萎的红柳同时消失。我依然要不懈地寻找生命的支点。
温泉河呀，你浇灌了一块沉重而灾难的土地。今晚我回到阿妈帐篷的酥油灯下，给你献上一支苍凉的歌！
这支歌也许会照亮唐古拉山最后的寂寞。
昏黄的酥油灯照出一层灰暗的天地，我提笔写下了一行字：
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