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七月的一天，徐秀英偶尔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换了！“高扬！”这个名字对她究竟有什么意义，她还不清楚，但毕竟是一线亮光。过后她又听人议论，说高扬原则性强，办事认真……找髙扬去！她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八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徐秀英被请到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她暗暗地给自己打气：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也得硬着头皮说下去。一生中也许只能告这一次了。渐渐地，她发现髙扬听得很用心，还常常插两句问话。说到某经理的话：“你告到联合国我也不怕！”高扬很生气，说：“这哪象个共产党员，这是野人说的话！”
徐秀英得到了鼓励，拘束感无影无踪了。她哭着、说着，恨不能把几年的冤屈和积愤一下子都倒出来。
不知不觉，下班时间到了。秘书几次进来，提醒高扬去食堂吃饭。高扬摆摆手说：“再等一等，让人家说完。”从五点一直说到七点半。高扬把她送到门外，对她说：“徐秀英同志，你放心，这些坏人坏事一定要搞清楚。”
在这片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省委第一书记可算最有权威的人物了。可是谁要是以为他的权力可以无所不达，那他就还不了解“文革”后的中国。
八月二十四日，徐秀英被请到地委会议室，同地委常委们一起，同二轻局局长一起，听取了地委派驻二轻局的工作组的汇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隆重而新奇的场面。徐秀英知道，是高扬同志的批示下来了。
工作组经过调查，再次证实徐秀英反映的陈XX贪污问题、二轻局领导打击报复问题基本属实。地委书记当场宣布：“徐秀英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同贪污盗窃等不良行为作斗争，今天我代表地委支持你。”接着又对二轻局局长说：“过去地委对你的工作支持不够。今后要把陈XX的问题彻底搞清，把对徐秀英同志的错误态度彻底改过来。要开群众大会宣布，清除过去散布的不良影响。……”
事情已经办到这一步，徐秀英以为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回去以后，某局长并没有召开群众太会，也罢了，能恢复她的工作就行。五年没工作了，她没有忘记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不是为了几元工资、奖金才告祆的。八〇年初，这位局长曾经训斥她：“就你事多，有你的工资，还非要工作！”徐秀英伤心地说：“局长，你我可都是老党员了，你想想，文化大革命，十四年没让你工作，你心里啥滋味儿？”
徐秀英不明白：人家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让她工作！有你这个疾恶如仇的人管政工，心里有鬼的人会舒服吗？还能明目张胆地搞不正之风吗？
徐秀英等了几天没动静，就去找局里一位领导，领导告诉她：“你的问题归经理部，你去找他们吧。”徐秀英从二楼来到一楼经理部，新任经理（原经理已调走）说：“还没研究哩，我没见着文字。”整整一个九月拖过去了，他们象踢皮球一样，把徐秀英从楼上踢到楼下，从楼下踢到楼上。最后，那位局长干脆回答她：“实话告诉你吧：是我不同意宣布。愿告你去告吧！”
这是十月五日的事。
官司打了五年，闻名遐迩，邢台市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事情的结局。公理究竟能不能压倒邪恶，看来还是个问题。十月八日，有人悄悄告诉徐秀英：“听说高扬书记到邢台来了。”
徐秀英沉重地叹息一声：难道非得再麻烦他不可吗？
十月八日，高扬没有来。这天，他在赞皇县听汇报时插话说：“现在歪风邪气严重，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掌权的人太软！”
十月九日，高扬还没有来。这天，他在临城对县委的干部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人，该严的不能宽，宽了就等于犯罪，人民就不能原谅我们。”
十月十二日，高扬仍然没有来。他在沙河的会上说：“咱们要硬气一点。我们有纪律嘛，国家有法制嘛！”
十月十三日，徐秀英在招待所仍然没有等到高扬。他在邢台市里的工厂做调查，听取市委汇报时，他点题说：“说说社会风气，说说干部敢不敢得罪人……对违法乱纪的人不敢管，这也是不正之风！……你们处理不下去，给我打电话嘛，给我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困难吧？”
十年动乱，对我们破坏最大的是什么？党风！对我们的四化大业，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和信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党风！为了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央三令五申，作为党的老战士，作为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时时处处注视着这个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有“战场”，他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他寻找着突破口。
十月十五日，徐秀英一到招待所门口，小招待员就招着手，神秘地告诉她：“来了。”
高扬的秘书接待了她。“你的问题，高扬同志不是批示过了吗？”待徐秀英说出批示以后的情形，秘书吃了一惊……是啊，谁能想到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内部，会有这等事呢？
十月十八日，高扬听取地委的工作汇报。谈完了别的，他话锋一转，问：“徐秀英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
“她反映的情况是不是事实？”高扬反复问了几遍，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都说：是事实。接着他们汇报了八月二十四日地委会议关于处理此事的决定。
高扬问：“地委的这些意见落实了吗？”
“还没有。”
高扬说：“她上访五年多了，就是从地委表态算起，也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为什么还落实不了呢？”
地委领导同志说：“宣布地委的处理意见时，二轻局局长说，二轻局的事不好办……不行，他就辞政。”
问题越来越清楚，已经没有第二种解释。高扬克制着自己的愤慨，说：“徐秀英反映的问题既然基本属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又代表地委提出了处理意见，二轻局就可以不执行！地委就没办法了？你们常委都谈谈，这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照实说，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简单到从来都是心照不宣，无须提问也无须回答。但是这位第一书记偏要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而且认认真真等待着回答。问题一下子变得极其复杂了。有的常委支支吾吾说了几句，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干脆打住了；有的则埋下头，沉默不语。
高扬静候片刻，终于忍不住激愤，说：“你们不愿谈，我也不问了！一个女同志，敢于同贪污行为做斗争，敢于反对领导上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在领导的丘制和打击下，仍然坚持上访达五年之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这样明显的是非问题，你们表了态，在你们领导下的干部顶着不办，你们却能容忍！你们到底能不能办？如果不能，我就另找两位同志，找两位不怕同我高扬一起被打倒的人来办！”
憋闷、混沌的日子已经太久了，人们盼望一声雷、一场雨甚或是一场地震。它来了，带着不安的气氛一那是一种强烈得令人忐忑不安的兴奋和期待。这就是邢台人民目下的心境。街头巷尾，人们在悄悄地传告：包文正来了！
地委常委连夜开会。在座的每个人都了解徐秀英一案的^始末，却是今天才懂得它的严重性质，犹如大梦初醒。会议当即作出决定：建议司法部门依法逮捕贪污分子陈XX；分别撤销或免去打击报复、顶着不办的某局长等五人的领导职务；建议任命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向贪污盗窃行为做斗争的徐秀英为二轻局副局长。
地区纪委书记在二轻系统职工大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接着，《河北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报道了此案处理经过。中纪委和中组部的内部刊物就此发表评论，称赞高扬“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精神和铁面无私的公正态度”，号召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都来做“敢于维护党纪国法的硬汉子！
一个月内，邢台市和驻军有七、八个单位请徐秀英做报告；二轻局的群众纷纷揭发本局的问题；省内外几十人给徐秀英寄来检举揭发材料和信件，请她支援。徐秀英成了他们的“民间检察院”。十二月初，她把保定棉纺厂傅万钧的《第七十次申诉》转呈高扬，高扬派人查处后，在报上公开揭露了这桩打击报复案。一“邢”一“保”两件大事，为八三年河北人民的新年和春节增添了一片激扬振奋之气。
徐秀英，这位生了一副共产党人傲骨的老太太说得好：“高扬同志为我的案子花这么多的心血，组织上又让我当副局长，这不是扶我，扶的是正气，扶的是民心！”
人们没有忘记高扬十月十八日向地委的同志提出的问题：对下属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领导者为什么“却能容忍”？又为什么说不清楚或者沉默不语？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说不清楚、不愿说或不敢说的，髙扬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得淋漓尽致！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高扬在全省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严厉地指出：“现在党的战斗性太差了。”
“一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事层出不穷；一方面，有言责、有职守者熟视无睹，畏缩徇情的也大有人在。”他向在座的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们大声疾呼：“连小小芝麻官；还会说：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象我们这样执掌政权的响当当，的革命家，难道有理由怕诬告和丢选票吗？”
怕，软，削弱甚至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应有的战斗性，正是症结之所在。此后，三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高扬又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提出要敢碰“硬茬口”，敢拔“钉子户”，敢在“高门大屋”面前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把能否坚持原则，敢不敢碰硬，当作考核地市县委书记是否称职的依据之一”，对地市县委书记进行一次重点考核。“敢碰硬”的口号，在省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呼应；素以豪杰并起著称的燕赵大地，站起来一大批“硬汉子”。
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真正与贪赃枉法者同流合污的虽然是极少数；对于“执掌政权”的人来说，处理下属的坏人坏事一般也不必担心受打击报复；但是许多人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片阴影，使他在坏人坏事面前总是“底气”不足，总是硬不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人民群众失望，于是只好坐在电视机前听凭人群为包文正、徐九经和“七品芝麻官”们大喝其彩了。他们有许多超过封建社会“小小芝麻官”的地方，但常常少了那么一点“与民作主”的抱负和气概。他们离开群众久了，对老百姓的疾苦已感觉不到切肤之痛。看看高扬同志的言行，这些“革命家”们是不难找到自己的症结的。这里有两笔统计：
一九八三年一月，除去元旦假日，共二十九天（包括星期天、这期间，省里正开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此外高扬又两次下去调查教育问题，此外还要除去开年之初省委的日常会议和处理各种公文所用的时间，高扬处理群众来信四十七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