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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收到一封合肥来的信，说他病重。我走进厨房，冲着水池掉泪。脑子像水池一样空白而沉重。然后打电话，找人，等飞机票。脑子还是像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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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的飞抵了合肥。这就上医院看他，我说。几个朋友相约在宾馆会合，都是他的朋友。大家说，还是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再去。情况是这样的。他做B超和CT检查均指示肝上多发性实质性占位性病变。胸片发现双肺转移病灶。会诊结果认为原发灶可能在结肠。查清原发病灶已经没有实质性意义了。目前只能作支持疗法。
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去看他的人，有的想避而不问他的病情，脑子里想的又只是他的病，结果不知与他说什么好，出现冷场。大家注意，可别出现冷场！
当晚我们走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四楼他的病房。“你怎么来了？”因为惊讶，因为高兴，他的眼睛闪亮着。熟悉的眼神，熟悉的闪亮。但是，他的脸毕竟灰黯了。如同这黯淡的病房。空调机以它不可理喻的噪音干涉我们的谈话。他就在这样的“空袭”中度过他的有生之年？他应该住比这好得多的北京的干部病房，入院前他正好在北京。人家给他联系好了医院、医生。他不去。就是不愿在北京检查身体。7月8日飞回合肥机场就肝昏迷，直送医院。
我调整一下情绪，快活地说，我正好到合肥来玩，听说他病了，就来看看他。
然后竟无话。在真人面前说假话竟是这么难。事先说好一定要避免的冷场还是出现了。我和他本来无话不谈的么。我即兴拽来一个话题：“官倒”。他滔滔起来，胸脯竟然大起大伏着，我真怕这样会不会挤压、弄破了他肝上突起的癌肿瘤。他越说越激愤。妈的！他骂，极响亮的。
我握住他的手．怎么这么软弱，像婴儿。
我不由抬头看看他床头挂着的输液卡。上面清晰地写着他的名字：苏桦。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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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苏桦家——当然，这位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家门是敞着的，看见院子里的竹衣架上，晾着好多只用过后洗净的小塑料门袋。这么小的食品袋，一般用过了都扔了。他家洗了还用。
我想起小龚说的大塑料口袋。苏桦春节前问小龚家里都有谁。小龚说有爸爸妈妈。除夕苏桦就拎了一大塑料口袋的香菇和一个大塑料口袋的桂圆送给他。他才明白，苏桦每年春节给秘书、司机等…人一份礼物。小龚不抽烟不喝酒，叫苏桦备礼的时候费神了。
我想，苏桦其实是一点不宽裕的。他1955年就是十二级干部。后来降级又平反，还是十二级。三中全会后几次长工资，他让。直到去世，他只是个十一级干部。呕心沥血一辈子，长过一级工资。
走进苏桦的卧室。门边是一张写字桌。还是1962年在淮南化肥厂时，公家折价时买的。当时人家都付很少的款。苏桦叮嘱梅大姐，不沾公家的便宜。结果交给公家九十元买下这张…．头沉的旧写字桌。在当时，即使新的也最多五十来元。
我听说苏桦天天五点起床，在这张桌上读书、写作。夜里写文章如果过了清晨四点半，就再也睡不着了。桌旁堆着书稿。我早已读过他的着作〈城镇集体经济研究）等，这次又看到他主编或和其他同志一起主编的几本经济论着。还有——份底稿，那是某经济刊物约请苏桦写的文章。苏桦为此专程调查了十七八个企业。除夕还跑郊区乡镇企业。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写完后，那刊物的领导换人，不要此稿了。苏桦什么也没讲，只是珍藏着此稿．．1988年12月，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提议，省社联授予苏桦写的关于城镇经济研究系列论文省社科（1978-1985）优秀成果荣誉奖。而苏桦，前不久还不无认真地对朋友说，他还是调到省社科院当一名研究员吧。
苏桦由…名工农干部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经济学专家，一名专家化的干部，…名党政干部兼知识分子。
桌子对面是一张木条拼接成的床，…望而知是自己找人打的，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床上是一张极粗的凉席。一把破蒲扇，用布缝补了一圈边。我突然意识到，我后来上医院看苏桦，已经不太觉得病房条件太差。大约，习惯了这个家，就习惯了那个病房。
床边小柜上，放着硝酸甘油、阿托品、安定、速效救心丸等药。苏桦以为，他总是会死在心脏病上。
床头柜旁有一只玻璃断裂的老式五斗柜。上边醒目地竖着一个镜框，里边是周恩来总理身患癌症后的那张照片。当时我上哪家都看到这张照片。现在我上哪家都见不到这张照片。前些日子，苏桦又买了本〈周恩来传）。夜里读着，哭了。不好意思地对一旁的梅大姐说：我老了。
周总理像旁，是苏桦和梅大姐年轻时的一张合影。这种镜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见到过。若不是这次又看到，我再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不成体统的镜框。
五斗柜旁靠门的墙上，有一只单人沙发。梅大姐坐在这只沙发里。沙发扶手上搭着一条毛巾，可以顺手用来擦泪水的。
我把这间屋子尽收眼底了。然后，我望着相片上的苏桦。
我说，苏桦年轻时真帅。
梅大姐说，他可精神了。后来，他太累了。
后来，他太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