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的中心环节
从文学史上看，许多作品之所以广为流传，撼人心弦，被誉为优秀之作，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作者塑造出了真实的、血肉丰满的个性化的典型形像。茅盾说：“‘人’——是我写小说时的第一目标。我以为总得先有了‘人’，然后一篇小说才有处下手。”（茅盾《谈我的研究》）他又说：“典型性格的刻画，永远是艺术创作的中心问题。”（《关于艺术的技巧》）沙汀也说：“塑造人物是创作的首要任务。”（《人民文学》1979年第12期）福斯特说：“小说的角色是人。”（《小说面面观》）“‘人’是小说所最关切的，小说要写的将永远是‘人’，虽然随着时间和表现方法上的改变，小说将写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能发生变化。”（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可见，人物的塑造是小说创作的中心环节。小说的创作重心就是塑造出典型人物。
塑造人物应该有哪些要求，以及成功地写出人物应采取那些艺术手法？便是下面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 小说的人物形像
小说反映社会生活，是通过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去表现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作者正是通过形像的创造反映自己的审美体验的。不论故事小说、性格小说还是心理印像小说，也不论选取何种题材，它们都离不开人。写人的生活行动，写人的性格发展演变，写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印像。无论长中短篇都是旨在“说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一、人物的诞生
小说的人物是怎样产生的？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物？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是个不好绝对回答的问题。极左路线泛滥时，不少作家往往是先有了一个“积极地主题”，然后虚构故事，安排人物。这个从概念出发的颠倒做法，我们不去管它。中外许多著名作家的成功之作，所提供的经验也是绝然相反的。有的头脑中先有了一个人的印像，然后分析推断他的行动，构思完篇。有的是先有了一个故事，再根据故事，挖掘自己的生活矿藏，塑造人物。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青年时期曾经热恋着一个叫卜丽赛丝的妓女。她是一个孤女，十四、五岁即进巴黎洗衣店做女工。不久，被一个公爵收拢进入了上流社会，后来又与另一个老公爵同居。她与小仲马情爱甚笃，但遭到大仲马的反对，小仲马被遣往西班牙，卜丽赛丝也忧郁而死。作家二十岁时写的成名作《茶花女》就是以她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妓女玛格丽特的形像。小说中的主要情节，也与原型及其相似。托尔斯泰的著名短篇小说《琉森》，就是他在瑞士琉森小城看到的情景。有一天黄昏，他见一个街头乞者，弹着六弦琴歌唱，但无一人肯施舍。作者邀他一同进餐馆，吃了一顿饭，阔人们不愿与一个穷卖唱的坐在一起，纷纷离开了餐馆。几天后，他写成了那篇小说，以寄托他的悲愤。据说，屠格涅夫在法国居留时，有一天航行在一条河上，见小河边一座小楼的窗户里，下层探出一个老太婆的头，上层探出一个女孩的头。就是这两个人的“侧影”，给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像，经过反复酝酿，他写成了短篇小说《阿霞》。作家李准写的《李双双小传》，据作家自己谈，起因是这样的：1960年他到一个生产队去蹲点，队上要选会计，来了个小媳妇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直爽地建议选自己小孩的爸爸。这小媳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这印像像酵母似的，后来发展成了李双双这个艺术形像。陈世旭的得奖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其原型就是一位小镇上的“离职休养”的老将军。老人身经百战，戎马一生，却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驱赶到乡下。但他仍然关心着人民的生活，并跟不正之风作斗争。作者被这位可歌可敬的老将军的所为深深打动，便写成了一篇以他为主人公的成功小说。
至于先有故事，后构思人物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果戈里的《外套》，就是由听来的一个笑话写成。不过故事原型里那个小公务员不是丢了外套，而是千辛万苦，节衣缩食买回一支猎枪，在打猎时，猎枪被树枝挂到水里，遍寻不着，回家便得了一场大病。直到同事们凑钱又给他买了一支，他的病才好。果戈里的《死魂灵》，取材于普希金给他讲的一个骗子购买灵魂的故事，主人公乞乞科夫就是根据创作需要塑造的。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也是他的朋友检查官柯尼给他讲的一件诉讼故事。十年后，他有了足够的生活积累，终于写出了他的不朽杰作。茅盾的名篇《春蚕》，是在看了篇新闻报道才写出的，并成功地塑造了老通宝的形像。难怪伊丽莎白.鲍温曾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有了中心思想和故事轮廓——情景的种种可能性——然后小说家才考虑：‘该是怎样的人做出这种行动呢？对这一行动起着特殊反应的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由于情节的需要而产生出来。但是，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你觉得人物只是根据公式而制造出来的。绝不是这样。人物同情节的关系是双重的，因为虽然情节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物，但是，情节也起着给予人物以力量和目的的作用。而且正因为情节的安排，作者才决定应该如何把人物呈现给读者，如何投入行动，绝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多余的笔墨。”（《小说家的技巧》）可见，不论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人，都可写出成功的作品。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作者的生活储藏，要求既写出生活的真实（故事），又写出人物性格发展的辩证历史。
鲁迅的经验是：“人物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话再次证明了“生活储藏”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意义。
二、形像与典型
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有时多至数百人之多。他们在作品中承担者不同的使命。由于作家花费的笔墨不同，作家的功力不同。有些出场次数多的、“戏”多的人物，却像雾中看花，给我们留下的印像并不深。有的角色，“戏”并不多，却像雨后彩虹一般，光艳照人。他们是那样突出浑圆，给人留下难忘的印像。“配角”压倒“主角”的情形在小说中并不罕见。那些当时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印像，过后很快便被遗忘的人物，只能被成为“形像”，而不能被称为“典型”。两者的界限虽不太明晰，但也不是十分模糊难辨的。
典型，都是独特的“这一个”。它是活生生的与众不同的自我，又能反映社会某些方面的本质，反映生活的发展规律，表现作家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他（或她）绝不是某种概念的图解或说明，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人。个性是人物本质的标志，只有个性才能使人物成为他（她）自己，才能成为真实的人，才能体现一定的社会历史本质。人物的成败，取决于个性化的程度，个性化又决定着作品的艺术高度。所以说：个性是艺术形像的生命。
文学作品总是通过个性反映共性，即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而人物形像的共性、阶级性，总是在鲜明、具体、独特、不可重复的个性形态中表现出来的。没有个性化的生动描绘，就不可能展示带有普遍规律的共性。所以，个性刻画是小说家赖以反映现实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艺术法则。我们想到一部成功的小说，往往不是首先想到故事，而是首先想到那些耀人眼目、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外国小说中的绮思梦达、爱玛、拉斯蒂涅、伏脱冷、葛朗台、安娜、别里可夫，中国小说中的曹操、张飞、武松、林冲、祥林嫂、阿Q 、李顺大、陈奂生、乔光朴等等，这些惊世之作中的典型人物，又怎能使人忘记呢！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使作品倍生光彩。尤其使世人赞叹的是《红楼梦》，其人物刻画堪称世界之最。它一共写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绝大多数血肉丰满，性格鲜明。最令人叹服的是，有不少角色不仅阶级地位相同，甚至连思想、气质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作者妙笔勾勒下，仍使读者感到他（她）们相似而不相同，同中有异，真是妙不可言。同是封建贵族的大家闺秀，贾探春雄心勃勃、锋芒毕露；薛宝钗却“装愚守拙”，“随份从事”。同是受人驱使的奴婢，花袭人处处仰主子鼻息，表面上一副正统模样，暗地里却做着爬向主子地位的美梦。相反，丫环晴雯却时刻保持自身尊严，她性格倔强，在受到屈辱时，甚至不怕冒犯主子，以致使自己走上绝路。看看抄检大观园时，她们的不同表现吧：袭人奴颜媚骨，生怕受累，顺从地恭受搜检；晴雯却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儿往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这烈火旋风般地行动，需要多大的胆量与勇气！此时无言胜似千言万语。一个身处奴婢阶级，而又不甘受主子屈辱的反叛性格，宛如矗立在读者面前的高岫大树，使人不由肃然起敬。这就是“典型”的力量。
三、塑造人物形像的要求
1、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
小说塑造人物时，总要写他们是怎样生活的。通过人物和人与人之间具体生活情景的描写，展示社会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将要发生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和愿望，以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
我们都知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生活在社会上就得谋生，谋生就要与人打交道，还有婚姻、友谊，也都要和人发生联系。这些联系，表现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宗教的、伦理的、道德的、感情的等种种复杂关系。正是这些复杂的关系，组成了一幅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画面。可见，人并不是单个的、互不联系的抽像体，而是社会的实体存在。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结点。抓住了对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真实而生动的描写，便是抓住了对社会生活进行反映的关键。“人的灵魂是社会的镜子，只要你写活了人的灵魂，必然就概括了整个社会。”（蒋子龙：《小说的灵魂何在》）《水浒》中，通过一百单八位英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和社会各种人所发生的错综关系，一方面揭示了他们被逼上山，铤而走险的社会不平，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北宋王朝的腐朽没落（如在苏杭设立造作“应奉”局，搜罗花石纲等）。《红楼梦》通过三百余个主次人物生活、命运的描写，将封建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尔虞我诈，年轻一代的爱情追求和反抗，佃农的惨遭剥削，奴婢们的受尽欺凌和蹂躏；将“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的贾府（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缩影）的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一一准确而逼真地作了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