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年，我虚岁十三了。十三岁的男孩子，在那个战争年代就是小大人了。虽然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也不曾打到我们村庄。
但我满耳朵都灌满着父亲许冬林说的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还有东线战场、西线战场、海上战场。我每晚都喜欢听父亲讲战争故事。父亲的战争故事大部分是从报上看来的，小部分是添油加醋杜撰的，但我听得津津有味。那种枪林弹雨的丛林生活，让我着迷。我想若是我有十八岁，就可以参军奔赴欧战前线去了。然而，我离十八岁还相当遥远。我的一对双胞胎姐姐，倒是正好十八周岁。可是她们不喜欢听战争故事，她们已到嫁人的年龄，喜欢听母亲李梅讲谈婚论嫁的故事。
只有我与弟弟许长海是父亲的忠实听众。我们除了听，还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好多次，父亲都被我们问得答不出话来。他抓抓头皮说：“你们不要老问为什么，这世上没有为什么。”那一晚，父亲突然不讲战争故事了，他说打丁四年多的世界大战，最终以同盟国集团的德、奥等国战败而结束了。父亲点起两支红蜡烛，母亲拿出来一盘水果、两瓶黄酒、几只热菜、一包茴香豆、一叠油氽花生米，欢庆战争结束。我与弟弟许长海，一人得到两只红苹果。我把自己的一份藏起来，去抢弟弟许长海手上的苹果。我追他，他就跑。我们像捉迷藏似的追来追去，砰的一声，我被他推倒，重重地撞在落地玻璃窗上。玻璃窗嚓啷啷地碎了，碎玻璃在我的额头划出一道]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
“不好，不好了。长根受伤流血了。”弟弟许长海惊慌地尖叫着。
“别动，小心碎玻璃。”母亲从里屋三脚两步地赶出来说。
我没有哭，倒是哎哟哎哟地叫着。母亲从没有学过护理，但她一会儿就用白纱布，把我的头包扎了起来。由于流血过多，白纱布上很快渗出血迹正在喝酒的父亲见了我，呵呵笑起来说：“你倒是像个战场上凯旋的伤兵？”我一。昕父亲这样说，便跑到镜子前看自己的模样。母亲笑我说：“你阿爸乱说，你也信？”
父亲是个十分幽默的人。他最爱与母亲开玩笑，时常逗她说：“迪杰卡在咬你的辫梢啦！”迪杰卡是我们家猎狗的名字，叫起来顺口又有西洋味道，是父亲从报上刊登世界大战的文章中，看来的狗的名字。父亲把它拿来用作我们家猎狗的名字，这猎狗仿佛就是从战场上凯旋的勇士了。听了父亲的战争故事后，我特别爱喊迪杰卡的名字。我以为我这样喊，迪杰卡会喜欢上我，不再去咬母亲的辫梢了。可是我的喊叫没有太大作周，迪杰卡就是喜欢咬母亲的辫梢。谁让母亲舍不得剪掉长辫子呢？在村里只有母亲不顾乡风，嫁了人、生了孩子还留着两条长辫子。夏天，母亲穿着长裙，梳着两条长辫，辫梢上系着两个蝴蝶结，与我的两个姐姐一起，就像姐妹一样。母亲只要一听说迪杰卡咬了她的辫梢，或者裙摆，就会惊慌地跳起来，这时候父亲就得意地大笑。母亲喜欢穿裙长盖脚、裙摆宽大的裙子。她的裙子中有真丝的，也有棉布的，但每条裙子的腰间，都镶着白色花边。
母亲是村里最能干的女人。她有着苗条的身材，健壮的腿。她的脸腮上有两个酒窝，笑起来很甜美。别的女人的发丝都是绾成一个发髻，而她不扎辫子的时候，就由着长发像瀑布一样飞流直下。“梅梅，你过来给我脊背上抓抓痒。”父亲这么叫着时，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擦擦手，给父亲抓痒。母亲是非常贤惠的女人。父亲说：“好了，好了，你走吧！”母亲就停下手，努一下嘴，不说什么，忙着自己的活儿去了。
我的一对双胞胎姐姐，没有母亲漂亮。她们像父亲，四方脸，单眼皮小眼睛，皮肤也是像父亲那么黑黑的。但她们从小跟母亲学活汁，养蚕、缫丝、编织、喂猪、割羊草等，都是一把好手。父亲看着母亲与两个女儿在一起，就像两只小蜜蜂围着母蜂转，妒忌地冲我与弟弟说：“儿子们过来，阿爸带你们打猎去。”我与弟弟每次听到父亲喊我们打猎去都非常高兴。然而父亲通常是带我们走到半路上，又借口返回来。
他老是骗我们，我们就不大相信他的话了。这会儿，我和弟弟以为阿爸叉在骗我们了，都无动于衷。父亲却扛起猎枪，笑着对我们说：“儿子们，你们就看阿爸的枪法，今天保证打一头野猪回来。哈哈哈！”
虽然在我们村庄能望到那座山，但要到达山脚下却相当不容易。
我们走出村庄，还要渡河。荻港村四围都是溪水与芦苇，那些小河是没有名字的。父亲解开系在石眼中小木船的绳缆，船就悠悠地游荡起来了。这条小木船，是我祖父活着时打的。祖父的打船手艺，可是精妙绝伦。祖父唯一不浦意父亲的地方，就是父亲不喜欢学打船手艺。
父亲把掩藏在河边草丛中的木船曳出来，推到有石阶的地方。他让我与长海先上了船，他再跳上船来。父亲坐在船头，我坐在船尾。我们双桨划动水波，船就悠悠地走起来了。清凉的风，从我们耳边掠过。
长海坐在中间用手当桨，划累了他就在船上睡成一个“大”字，而我在水中行进时，看岸上的树木，它们节节后退就像溃败的士兵，河流则成了勇士。它载着我们荡进一个湖泊，又荡进一个湖泊，直划到湖对岸，那里是一片起伏不大的山峦。父亲先上岸，把船绳绑在一棵树上，让船停稳了，才让我与弟弟上岸。
我帮父亲把枪膛上了子弹后，我们三人就朝山上走去。父亲在前，我与弟弟提着大篮小篮在后。山在我眼，就是一个果品店。那些香气蓬勃的野草莓，碧蓝甘甜的马奶子果，以及阴沟里匍匐着的水葡萄，都让我与弟弟馋涎欲滴；还有母亲喜欢的木耳和蘑菇等野菜，也是我们喜爱的佳肴。我们大篮小篮地装满了野果子、野菜后，父亲去打猎，示意我们不可出声。我们有野果子吃，也就敛声屏气地等着。
一只白兔从我身边跑过，一只野鸡也从我们后面飞了过来。我与弟弟都苦于手头没有猎枪，只能轻轻地用手去抓，可还没抓到羽毛，它们飞的飞跑的跑。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有一把自己的猎枪。我要做个像父亲一样的猎人，打一百头野猪。我的这个想法，让我嘿嘿地笑出了声。
父亲的确是个优秀的猎手。不多久，我就听见野猪的嚎叫声和砰砰的枪声。我与弟弟不顾父亲的嘱咐，跑上前去。我们看见野猪歪下身子，似乎要倒下去的样子，但它很快又站起来，朝枪响处奔来。我哇哇地叫起来父亲却不慌不忙地给它补了两颗子弹。它这才停止了进攻，像个酒鬼摇摇晃晃地倒下了，正好倒在一个水坑里，咕咚一声溅起了巨大的水花。弟弟欢呼起来，雀跃起来。父亲朝我们走过来，长吁一口气后，放下枪。等过五分钟，确定野猪已无声息的时候，我们便走过去用脚踢它。它一动不动，我们就杷它扛到船上。它大概足足有二百多斤重，躺在船上占了大半条船。
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家去。父亲说：“儿子，你们看阿爸厉害吧？说到打一头野猪回来，就是一头野猪。”父亲的自豪感染着我。我连连说：“厉害，厉害，阿爸是虽厉害的。”弟弟焉焉的有些困了，他耷拉着脑袋靠在船舷上。父亲怀着喜悦的心情，划起船来就格外快。我们的船像快艇一样，一会儿就回到了家。我们满载而归。母亲和两个姐姐，乐开了花。她们一个拿野菜，一个提野果子。母亲拨看着野猪说：“啊，这么大一头野猪，腌腌酱酱能吃好几个月呢！”
这晚父亲喝了很多黄酒。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也喝了不少米酒。
我们躺下后，窗外的风声是呼呼的。呼呼的风声中，我听见父母卧房也有呼呼的风声。这风声还夹杂着父亲的喘息和母亲的呢喃。这种特别的风声，是父亲许冬林和母亲李梅共同制造的。他们在制造风声达到高潮时，发出了啊啊的声音。我的腧羞红了。我十三岁了，知道母亲就是这样啊啊叫过之后，怀上我的。
村长许跃辉是我父亲的亲兄弟，比我父亲小十岁，但他们一点也不像亲兄弟。父亲中等身材，胖胖的；许跃辉却长得猴儿似的精瘦。父亲与许跃辉平时也不太在一起说话，很少结伴而行。许跃辉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娶妻生子。那时光，我非常喜欢去许跃辉独居的瓦房。他会给我讲许多有趣的故事，并告诉我在我四岁那年，村里的男人是怎样统统把辫子剪掉的。他说我父亲的长辫子，就是他拿着一把大剪刀嚓嚓两下掉到地上的。有一天，他还告诉我说：“占时候有一仙人路过我们荻港村，见密密的获草和整齐的堤塘，随口唱道：’荻草两岸生，获港名正妍。荻草护堤日久长，浪荡浪荡二百年。‘浪荡也就是发达的意思。”接着他又说：“我们村子，最早由章家发达起来。你上的积川书塾，先生中章姓就是最多的。”我噢噢地应着，想那些老先生都只知道教我们，子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许跃辉与找父亲讲的故事不一样。如果说父亲讲的战争故事，让我记住了一战凡尔登“绞肉机”的血腥，细菌战的首次登台；那么许跃辉只让我记住了一个叫章祖申的荻港村男人，他如今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大官。我对大官没有兴趣，但我很想去北京看看长城，看看故宫；再过半个来月，我就要放暑假了。我想让父亲带我和弟弟去北京玩。
我要坐轰隆隆响的火车去。然而我的美梦，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流感毁灭了。流感如同瘟疫一样，还毁灭了我两个姐姐的生命。
我已经记不得我们村谁先染上流感的。年夏天，异常闷热。
我与弟弟，每晚都睡在露天的蚕扁里。两个姐姐，则睡在西厢房。她们大热天穿着长裤，脖颈上长满了痱子，却不愿穿裙子。我们家不是村里的章、吴、朱三姓大户人家，但两个姐姐倒是有着大户人家的小姐风范。
她们长得不漂亮，却文文静静。她们是村子里的养蚕能手，大家叫她们“大蚕花姑娘”和“小蚕花姑娘”。每到清明祭祀蚕种的时候，她们与母亲一起去含山顶蚕神庙祭拜。祭拜蚕神，俗称“轧蚕花”。轧蚕花分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起场落脚要闹近十天。这时我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头戴用彩纸做的精美蚕花，在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中非常高兴地讨得马头娘的喜气回家。相传讨得马头娘的喜气后，家里的蚕茧就丰收了。
小蚕花姑娘比大蚕花姑娘活泼一些，也调皮偷懒一些。她经常会二了一半活儿的时候，到村子里去转转。从秀水桥，一直走到庙前桥；再从庙前桥，走到塔影桥。如果是雪天，她就像兔子似的，给雪地留下一串密集的脚印。我记得有一年天气特别冷，她居然走到结着厚冰的河上去溜冰了。当然，与她一起溜冰的还有一位男青年。他们在冰河上欢快地玩耍着，嘎嘎地笑着、追赶着。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嘎嘎的笑声中，那块冰正在一点点地融化。当冰载不动一个人的重量时，危险就发生丁。男青年扑通一声掉人河里，冰面上马上出现一个大窟窿。小蚕花姑娘见状，傻呆了。她不敢走过去，呆呆地，过了几分钟后，才哭喊道：“救命啊！救命啊！”村里闻声赶来了几个男人。他们把男青年打捞上岸时，男青年已经死了。那男青年的脸被河水浸泡得像面盆那么大。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哪个村子的，也没看见他家人来把尸体运走。我知道父亲后来把他葬到村里的小山上。每到清明时节，小蚕花姑娘就会偷偷地到山上去。
小蚕花姑娘，那天在村子里溜达回来后病倒了。她躺在床上，咳嗽，流鼻涕，发烧。在农村我们感冒发烧通常不吃药，只在脖颈和脊背上刮痧。母亲给小蚕花姑娘在脖颈上刮了痧，但小蚕花姑娘并未退烧。
她躺在床上哦哦地呻吟着，嘴角长出两个大脓包。第二天，大蚕花姑娘也说头疼，起不了床。母亲在她的额头一按，知道大蚕花姑娘也发高烧了。母亲的拿手本领就是刮痧，她给大蚕花姑娘也刮了痧。然而这一回母亲给两个姐姐刮痧后，姐姐们的病情都不见好转。她们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母亲感到十分奇怪，她说：“这刮痧怎么就不灵了呢？”
几天后，母亲自己也染上了感冒。母亲的咳嗽声，让父亲警惕起来。父亲说：“莫不是染上瘟疫？怎么一个一个都病倒了？”父亲让我和弟弟，与她们隔离开来。父亲替母亲在脖颈上刮痧。刮完痧，父亲就喝酒。父亲一喝酒，不是教训我和弟弟，就是要我们坐在他身边，听他唠叨。家里一下三个病人，父亲觉得有点心烦。但第二天，他照样到地里出工，该干哈还是干啥。他想，不就是流行性感冒吗？
母亲的感冒，没有两个姐姐严重。她刮完一通痧，仍旧在家里做事，去河里洗菜洗衣。那天她到河埠头，用棒槌洗被子。她在与村里人聊天时，才知道章家有人感冒了，朱家有人感冒了，吴家也有人感冒了；那些有钱人感冒，都去城里医院了。母亲后来还听小叔子许跃辉说：“这是一次全国性流感，大家要做好防病隔离措施。”可是由于病势太猛，眼睁睁地看着一户一户人家染上了流感。村里根本来不及采取具体措施。村民们只能各扫自家门前雷，愿神灵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