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追上来了，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越来越近。张宗杏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向敌群扔去，“轰”的一声炸开了花。走在前面的敌人血肉横飞，后面的敌人抱头鼠窜。等到敌人清醒过来，命令士兵追到山顶时，天已黑透。宗杏小鸟似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深山密林之中了。
一个脚穿绣花鞋、身穿萝衣裙的姑娘，手提卖针线、糖果、香烟的小竹篮，走在通往光山白区的山路上。她就是化了装的张宗杏。她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去自雀园、双轮河、砖桥、斛山、泼河、望城一带从事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眼看前面就是敌人的岗楼了，她仍旧悠悠自得，一边袅袅婷婷地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一边哼着不知名儿的山歌。
岗楼前只有一个衣着破旧的哨兵，泥塑般地站在那儿，一望就知道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见有人来，他也只呆呆地望着，也不吭声。宗杏停止了唱歌，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从小竹篮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这哨兵上下打量一下张宗杏，点点头，示意她可以过去。
正在这时，从岗楼里荡出两个身材胖胖的家伙，其中一个大个子瓮声瓮气地嚷道：“什么人，从共匪那边来的？不许走！”
宗杏扭过脸微微一笑：“老总，小女哪是什么共匪？做个小本买卖好糊口，还靠你多照顾呢。老总，你吃糖。”说完顺手抓起一把糖果塞在大个子手里。
另一个矮个子看到原来是个做买卖的姑娘，三角眼滴溜溜转了几转，嘻皮笑脸地走过来说：“姑娘，生意不错吧。”说着就伸手抓过一包香烟拈了拈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张宗杏装作没看见，干脆放下竹篮说：“老总们一天到晚站岗，够辛苦的，今儿就在这里卖些香烟、糖果，让你们方便方便吧。”说完就又摸出几包香烟，分给几个匪兵每人两包。他们笑嘻嘻地收下了。得到了好处之后，他们又怕被长官发现，哪里敢贸张宗杏在这儿呢，催她快走。宗杏挎起小竹篮一溜烟出了道口，转过山角，拉开大步一会功夫就不见了。
1930年春，苏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赤卫队、儿童团、妇联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组建起来了，村村寨寨都办起了扫盲夜校。
但当时山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读书识字的人太少，想找个文化教员相当困难。张宗杏整天都在为这事发愁。
一大，支部书记胡永盛笑哈哈地找到张宗杏：“宗杏，村里要办夜校了，你看这教员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是啊！我正在发愁呢！”
“合适的人倒是有一个，不知她愿不愿？”
“谁？”“你自己啊！”
“我……”张宗杏一下子愣住了。她自幼家境贫苦，从未进过一天学堂，怎能担当这个重任？
“别跟我打埋伏了，近来你在工作中学会了那么多字，就把这些都教给大家吧？”
听了胡支书的话，宗杏腼腆地低下头。是的，她自从参加革命后，在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困难，每当看到别人看文件、写标语，她是又羡慕又惭愧。于是她决心学好文化。宗杏生的聪明，记忆力强，又谦虚好学，加上平时喜欢唱歌，所以进步很快。她从不放过一次学习机会，用手指、棍棒做笔，拿桌面、地面作纸，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几个月的时间，她就能够自己写信和拟写工作提要了。
可是她毕竟识字不多，要当教员实在没多大把握。
胡永盛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严肃地说：“这也是斗争的需要啊？你可以学中教，教中学嘛！”张宗杏默默地点了点头。
白天，她组织妇女们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晚上，她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提块小黑板，早早地来到夜校。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不大一会也就挤了满满一屋子人。宗杏将小黑板挂到墙壁上，用竹棍在黑板上轻轻敲了几下。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
“今天我们学习两个字：‘团结’。”张宗杏将这两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
“什么叫团结？大家看我这头发。如果一根头发，一扯就断，可是把许多头发编成辫子，你们谁能扯得断呢？这就像我们闹革命一样，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只要大家结成伴，抱成团，力量就大了，我们同地主老财斗争，还有不胜利的吗？”
下课了，姐妹们一起围住了她，称赞她讲得好。她乘机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在宗杏的影响下，不少小伙子报名当了红军，一些姑娘也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呢。
宗杏在自己的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受到了上级重视。1933年10月，她被提升为中共鄂东北道委妇女部长。1935年2月，宗杏调任光麻中心县委书记，宗杏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恢复光麻苏区作出了贡献，短期内使苏区工作有很大发展。1936年12月，宗杏被害，时年二十八岁。
史玉清看到高敬亭伤心的样子，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安慰他说：“看来她们都是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啦！”
高敬亭说：“怎么说呢，对党我是绝对忠诚的，不然这三年我坚持不下来，蒋介石以十万大洋来悬赏我的脑袋，结果没有拿去；他们也用高官厚禄来诱惑我，我毫不动心，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生是大别山的人，死是大别山的土。为了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我觉得唯一对不起大别山人的是我到皖西北来，继续推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推行肃反扩大化，1934年我上任的九、十月间，省委派我到皖西检查工作。我根据在红七十五师“肃反”的所谓“经验”，捕风捉影地夸大“敌情”。我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在领导。结果省委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还差点脑袋搬家。其实郭大个子和我还是好朋友。省委让我当皖西北道委书记。我上任后又大举肃反，许多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有实战经验，有才能的共产党和党政领导干部，大批地作为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先后被杀的同志有原皖西北道苏维埃主席、后为道游击总司令吴宝才，红八十二师政委、六霍县委书记江求顺，三路游击师师长高克文，师政治部主任夏玉华，皖西北道团委书记雷前相，赤南县委书记陈启松，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和县苏维埃主席刘文炳，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金，师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仅在熊家河和南小洞两次开会，就逮捕了一百多人，先后被处决的几十人，当时的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等一部分人被弄去做苦工。那时候成批的干部被逮捕处决，使部队无人指挥，苏维埃组织无形中解体。1934年冬，皖西北这块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敌人疯狂地进攻，皖西北这块根据地成了百里无人区，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皖西北人民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红二十五军西移之后，留下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又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于1935年2月3日在太湖凉亭坳重建红二十八军，才使大别山红旗永远不倒。可是，就连战功赫赫，能征善战年仅二十一岁的“小师政委”方永乐；中共皖西特委书记、红二四六团政委徐成基，因为我的错误怀疑，致使他们英勇牺牲了。
史玉清说，这些事情我们都害怕着呢。就连我们山林医院的女医官范明大姐也被说是“改组派”，拉她到森林边上去枪毙，还是那些伤员们集体围在她身边替她挨枪子儿，才……你那时怎么就那么硬心肠呢？听说郭述申书记冒着杀头危险证明夏玉华是好同志。许多同志一提起这件事，都说郭书记好！
高敬亭说，好啊，郭大个子就要从延安回来了！
史玉清说，原来我看你那严肃的样子，就像只怒吼的雄师，真叫人害怕；此时此刻的你，却像头驯服的牛，在辛勤为我耕耘犁地……史玉清用双手在他的宽厚的脊背上抚摩着。
高敬亭也兴奋地说，平常你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口罩，只露出两只黑眼睛，背着药箱，手拿着注射器向我走来时，我也害怕你呀！就像见到母老虎似的胆颤心惊，没想到你这时却像一只小羊羔哩！
史玉清拧着他的腿说，“你真坏，你敢骂人哩，小心你再病了，我用注射器狠扎你的屁股。”她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耳朵……高敬亭又认真地说，“玉清，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出发的前夜举行婚礼吗。
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留下大别山上一粒籽。假如我的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无论生下男孩女孩都叫‘映山红’……”
1939年6月24日早晨，虽然是晴空，但很快升起了浓浓大雾，接着大际边响起滚滚雷鸣。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行刑战士“护送”高敬亭上路，走向了荒野，只听一阵枪响，便送走了高敬亭的忠魂！顿时，大地呜咽，苍天好像发出一声怒吼：“我要死在红地毯上……”
史玉清为高敬亭生一女婴，取名高凤英！
女儿长大了，她在到处寻找着她的爸爸……毛泽东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记着高敬亭。老人家为功昭大别山、被错杀的将军高敬亭平反昭雪！
高敬亭走了。他是最后一个告别鹞落坪，走出大别山的将军。
啊！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一去兮不回还……蒋介石“围剿”红军时期到此结束。
二十余年后的1960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抗日名将、合肥人卫立煌先生病重，他向家人检点往事，对自己内战时期给皖西人民带来的灾难深感内疚。
巍峨大别山，苍茫鄂豫皖，那里一片红山褐土：山红，杜鹃花映的；土褐，烈士鲜血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