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继慎很快昏死过去。
“公审”失败了。张国焘决定不再用这种办法对付周维炯。
对周维炯的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遍体鳞伤的周维炯被五花大绑带到张国焘面前，怒目逼视张国焘。
“周维炯，事到如今，你招还是不招？”
周维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张国焘内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反倒坦然了。
“张国焘，你要杀就杀，何必要什么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
二十年后，老于又是一条好汉，还要革命！”
张国焘恼羞成怒。
“给我打！”他喊。
那种鲜血淋淋的场景，无不使人触目惊心！
为了证实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张国焘还指使人对曾扩情派来的特务钟梅桥施以毒刑。钟受刑不过，叫说什么就说什么。张国焘又从敌人那里取得了一份许继慎、周维炯等人将在9月15日发动“兵变”的“口供”……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及各级保卫局在张国焘的大“肃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卫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不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轻则受拷打、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后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当即被拉到荒野河滩里处死。在这样一种气氛下，许多人为了活命，便胡乱牵扯，结果抓的人越多，牵连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杀，越杀越抓，杀了又抓，抓了又杀，白雀园内外，血流成河，尸骨如山。几十年后笔者来到那个由张国焘住的庙堂通往杀人河滩的石巷、士城门，仍觉阴气森森。
数以千计的冤假错案，是张国焘借以翦除异己、实现个人野心、为建立和强化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军阀主义统治而进行的一次阴险的罪恶活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却诡计多端，他一边进行大“肃反”，一边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兵变阴谋”以及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红四军原领导人曾中生的决议急送中央，11月3日，张国焘焦急等待的‘中央来信”到了。张国焘手里既有“证据”，临时中央便听信一面之词，在红四军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支持张国焘，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四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来信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可大开杀戒。
鄂豫皖苏区的斗争史册上，就留下了如此严酷而惨痛的一页。红四军着名将领许继慎被张国焘下令秘密勒死于新集政治保卫局牢房之内，时年三十岁。随后周维炯也被以同样方式处死，年仅二十六岁。
不久，许继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杀害于英山上河滩。周维炯母亲是区妇女会执委，妹妹周维苔是少先队宣传员也都被株连杀害。斑竹园起义领导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儿尚在怀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个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干部、战士，被分别冠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以及“预谋兵变”的罪名，惨遭屠戮。
大屠杀过后，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王树声、倪志亮两个人，有的团、营、连的干部，仅在大屠杀进程中就换了三、四遍。就连军长徐向前的爱人程训宣和王树声的妹妹也被杀害了。
张国焘用“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他治下的鄂豫皖苏区，决心对下述三类人一律进行审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都要审查。与这样一个“审查”标准而实际上是“肃反”标准出笼相适应，大“肃反”的范围也从军队扩展到地方。原苏区领导人大批落入罗网。以后数月间，相继被捕杀的苏区着名领导人有：鄂豫皖特区军委副主席郑行瑞；原红十五军政委陈奇；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中央独立一师师长徐百川；潜山清水寨起义的领导人、中央独立二师师长王效亭；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政委任难。据《皖西革命史》记载，至此，“在被杀害的红军干部中，军级十七人，师级三十五人，团级四十四人。”而据陈昌浩自称，至1931年11月中旬，被当作“改逆”（即“改组派”）加以“肃清”的红军指战员已有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而据后来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红四军当时总共才有一万五千人，被“肃掉”的比例竟高达六分之一！
大“肃反”的浪潮无情地向苏区基层党组织、政府和地方武装蔓延，造成的损失无法统计。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全体干部被害；赤南（即商南）县苏维埃政府四十八名干部被杀四十五名；英山苏维埃十一名干部被杀十名；六安独立团一次逮捕“反革命”二百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从连长到战士一百多人全部杀光。至于被牵连进去的区、乡干部群众，到底被杀多少，没有人做过统计。
张国焘以狂热的激情指挥着这次遍及鄂豫皖苏区城乡的大屠杀。他知道自己最怕什么。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开口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张国焘和他操纵下的政治保卫局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发问，更不允许“以犹疑不决的态度来对付改组派”，谁这样做，就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换一句话说，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就应该抓来杀掉，谁要是问一句“有没有证据”，他本身就是“右倾”或“改组派”，也应该被处决。后来，苏区保卫局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惧已到了荒诞的程度；看见几个青年在一起，就说人家是“恋爱委员会”，枪毙；战士的枪口沾上点土，米袋子破了，说几句牢骚话，也成了“第三党”、“改组派”，枪毙。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肃反”已经完全变成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就连保卫局本身也难免于难。无数忠诚的共产党员，无数刚刚投身革命的青年，无数根本不知道“改组派”、“第三党”为何物的无辜群众，有的还是不满十三四岁的孩子，都在这一极度迷狂的杀人风潮中，命丧黄泉。
张国焘几乎杀掉了鄂豫皖根据地初创的所有领导人，苏区出现了“干部异常缺乏”的情况。以致于大“肃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泽民不得不于1932年2月的《鄂豫皖苏区省委报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给鄂豫皖苏区派六个师长、二十个左右的团长和大批政治委员和参谋人才。”
他们理直气壮地写报告而毫无愧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绝不承认他杀错了人。他在鄂豫皖苏区的大“肃反”的“成果”、“经验”被临时中央向其它苏区推广。仅在湘鄂西苏区一地，主持“肃反”的夏日羲就逮捕和杀害了一千六百余人。
据说张国焘的“肃反经验”甚至被介绍到了苏联，对苏共三十年代极端残酷的大“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杀人刽子手！”人民群众的呼声终于喊了出来。但是，起而反抗的只有一个最早参加过黄麻起义的黄安七区（仙居区）。这是一次由区委领导的反对张国焘和保卫局的暴动。暴动群众为保护自己的干部和亲人，拿起武器，驱赶保卫局人员。他们贴出的标语称：“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喊出了“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刽子手”的口号。暴动很快被镇压，六十多名干部群众被害，许多群众逃入深山，直到第二年秋天红四方面军兵败鄂豫皖，被迫西移，他们才走出深山，将自己舍不得吃的最后一点粮食送给红军，表达他们对党和工农革命的忠诚。
张国焘在鄂豫皖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后来跑到蒋介石那里当特务的他，在他写的《我的回忆》里却极力推脱责任，好像几千名红军生命不是在他的屠刀下丧失的。这就更加显露出他的卑劣品质。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的发生是有其国际和全国背景。早在1929年10月，共产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共中央，要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始反对“改组派”的斗争。1931年3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强调指出“反对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与工会中，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进攻”。“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忽视这种危险。”“苏区各级党部，特别是红军中的党部，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特别注意与蒋介石派到苏区和红军中从内部进行破坏我们红军的走狗们斗争。”对于打着“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路线”大旗来到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将这些指示和决议，在执行中变质为翦除异己的工具，张国焘罪责难逃。
苍天有眼，大别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园大肃反中错杀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不过大部分查无姓名了。后人在白雀园的一座山腰上立纪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帅亲笔题词：“白雀园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