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就这样来了，带着他的历史包袱、信仰与思考、热情与梦想、他的才能和人格缺陷。张国焘是带着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四中全会路线来的，是带着宁“左”勿右的心态来的，是带着比所有原苏区领袖都要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来的，因此，以曾中生为代表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出现于鄂豫皖苏区的大好局面的结束就是必然的了。大别山红色根据地的历史，便与张国焘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突然变得曲折复杂起来。
柴山保之夜呵，是个不眠之夜！
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
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初期，给人印象还不至于那么坏。他是中共党内众所周知的“大人物”，却待人温和，文质彬彬。他很清廉，和机关一块喝稀粥，老婆杨子烈不在身边，也不想另娶，而且终生就只一位。他不像那些红军将领都有一匹骏马；他却固定一副“抬子”，出门时有时坐坐抬子。他大概不会骑马吧，谁也不敢说，可能有人在心里想。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干部很快就捕捉到一个事实，这位“大人物”很会发现问题。久战过后，苏区内村村寨寨一片断墙残垣，田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十分紧缺，只要红军数日不打仗，军队就没饭吃，老百姓也跟着饿肚皮。张国焘由鄂豫边苏区南部，一路向北走，一路对各地苏维埃的头头说：这样不行啊，地还是要种的，不然会闹大饥荒。现在插秧已经晚了，种点南瓜之类的菜蔬怎么样？总能充饥。言语虽不多，却很受务实的基层干部拥护。至少在鄂豫边苏区，因为张国焘的到来，普遍种起了南瓜。党政机关也纳紧裤腰带，一天喝两顿稀饭。
1931年5月12日，经过多日筹备，鄂豫皖特委会议在新集召开，史称第一次“新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中央分局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旷继勋等十一名正式委员和十五名候补委员组成，张国焘任书记；改组鄂豫皖特区军委，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七人为委员，张国焘任主席；对红四军作了调整，旷继勋为军长，曾中生任政委。
曾在莫斯科反对过王明等人的原四军政委余笃三改任红十一师政委，军参谋长徐向前调任新组建的红十三师师长，在双桥镇负伤致残的蔡申熙任军委下属的彭杨军政干校校长；成立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陈昌浩任书记，受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
由于会议的内容此前大家已经知悉，会场上的气氛是平静的，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就在这种平静的气氛中完成了交接。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鄂豫皖苏区的推行和张国焘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从6月28日到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在会议上高举“四中全会路线”的大旗，猛烈指责以曾中生为首的原鄂豫皖特委在三中全会后“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特区各级苏维埃“包藏许多富农分子、地主豪绅”，“一切建设工作，无从谈起”；指责红四军“无所谓红军的领导”，“遭受严重的失败”。结论是“四中全会的决议，虽然到了苏区”，“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会议号召苏区党和红军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将苏区各项工作纳入“四中全会路线”的轨道。会议进而决定对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进行全面的“布尔什维克的改造”。会后不久，全区八个中心县委的书记被换掉了七个，除曾中生外，徐朋人、舒传贤、陈定侯等苏区初创时期的功臣，分别受到批判，其中徐朋人被开除党籍。
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具体成果，中央分局决定在原有的十一名委员中组成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等七人的常委会，实际上剥夺了另外四名委员曾中生、旷继勋、蔡申熙、舒传贤参与决策的权利。至此，老谋深算的张国焘真正完成了对原苏区领导班子的“组织改造”，并让自己坐到了审判者的席位上。
这次扩大会议的另一结果是鄂豫皖苏区党、红军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于“四中全会路线”的“完全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不顾中国革命实际，盲目认为蒋介石的统治正在“加速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最后决死斗争已经列上议事日程”，红军应采取“坚决进攻策略”。这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比它走得更远，它将军事战略与“路线问题”搅和在一起，声称“如果认为目前只应反攻而不应进攻去扩大苏区，那就是畏缩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党和革命的最大危险。”从此，这种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的策略，不仅成了鄂豫皖红军的作战指导原则，甚至还成了苏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其次，会议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粗暴地否定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土改政策和成果，认为它“保护了富农”，决定重新划分土地，“贫雇农分好田，中农田不动，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由于“左”倾气氛浓烈，在以后的执行中，又规定“凡是当年有余粮的就是富农”，从而使广大中农乃至贫农的利益也受到严重损害。为使新的“中央路线”得以贯彻，会议还为鄂豫皖党和红军具体规定了“十件大事”。其中有两件至今看来仍然是触目惊心的，决议要求“改造红军成份”，“淘汰富农和地主豪绅分子”；“加紧肃反工作，消灭‘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从这时起，张国焘那张温厚长者型的面容背后，已清楚明显露出了阴森的杀机。
不能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全搞破坏活动，同年7月正日在同一地点开幕的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则显示出他在搞苏区建设。这次大会开了七天，到会代表三百九十七人，代表苏区二百五十万人民。会议产生了以王平章为委员长的第二届苏区人民委员会及下属的外交、军事、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等委员会，以及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选举了高敬亭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制定了具有特区宪法性质的《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通过了有关粮食、婚姻、青年、教育、文化、肃反、外交等等决议案。上述基本的政权、法制、经济的建设工作，以前的领导人有的做过一些，有的没做，是这次会议使它们趋于完备。
最后召开的一次新集会议是鄂豫皖省第一次党代会。由于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张国焘即开始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这次会议直到1932年1月10日才得以举行。会议产生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沈泽民任书记，作为中央分局在鄂豫皖苏区的办公机关。至此，张国焘按自己的想法并经中央批准组成了新的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鄂豫皖省委、苏区政府和军委成了中央分局的下属机构，而作为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自然而然成了凌驾于整个苏区之上的“太上皇”，他既是最高的仲裁者，又是最高的决策者，还是最高的监督者。
三次新集会议一开，有些人对张国焘由迷信而变成对他的盲目崇拜了，其中包括高敬亭等同志。
然而对他的不恭的也大有人在。张国焘到鄂豫皖来，由于心术不正，他的真实面目也在一天天地暴露出来。以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为代表的一大批仍然担负着一定领导职务的原苏区创建者，不能不与之迅速发生思想、感情、斗争策略上的激烈冲突。
斗争的一方熟悉苏区情况，经验丰富。明白张国焘和他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只会给根据地带来损害，出于对党和革命的责任感，他们觉得有责任向党中央、也向张国焘本人表达自己的异议，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张国焘和中央的支持；斗争的另一方不懂苏区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战略，却对“四中全会路线”和把持中央大权的王明等人的心态揣摩得很透，知道如何获得“中央”的支持。实际上，“南下之争”与“皖西事件”在这里已经拉开了序幕。
善于抓“落实”的张国焘在大会上为苏区军民提出了“十件大事”，这时也无法落实。真正排在第一的大事却是如何搞到粮食。到任之初，他发动了一场种南瓜的运动，但眼下南瓜苗刚长出来，距离吃南瓜还很遥远。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万五千余，加上党、政府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两万人等着米吃，就不用说还有大量群众也靠“红米”过活了。
苏区久战之地，外有白区经济封锁，内无储备，“米荒”的严重，使新成立的中央分局不得不专门为“党和苏维埃机关每日吃两餐稀饭发出一个通知第三号”。
这种时刻，说粮食问题关系到鄂豫皖苏区的生死，一点也不过份。
解决粮食的主要途径还是要靠红军的战斗缴获。第一次新集会议后，曾中生主动提出：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红四军应利用这个机会，南下蕲春、黄梅、广济，恢复红十五军开辟的鄂东根据地，既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又打击和钳制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反“围剿”。他是个务实的领导人，懂得这样做最起码可以“就食于敌区”，如同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派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说的那样，是“将灯捻子插到敌人肚脐眼上”。张国焘反对这样做，作为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商南亲区，顾敬之的民团虽屡受红军打击，仍顽固地坚守着一些山寨，裹挟群众逃离家园，反过来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如同一根硬刺，扎在苏区的“肚脐眼”上。张国焘不懂军事，但懂得要把苏区内部的敌人搞干净。
如果苏区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如果顾敬之民团是一般容易消灭的民团，张国焘做这样的选择也许说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曾中生比他更了解情况，知道“顾狗子”不那么好打，顾是反共老手，坚守的全是新集式的石头堡寨，每打一座我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根本的问题还是：即使打下那些堡寨，也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没有粮食，甚至比没有弹药还要影响红军的战斗力。既然如此，红军为什么就不能首先执行南下作战方案呢？
“国焘同志，我的意见还是先南下解决粮食问题，再回过头来解决顾敬之！”
军委会议上，曾中生不止一次说出自己的想法。
“不行！”张国焘只有一句话。
6月初，红四军在连绵的霪雨中出发，去打顾敬之。顾敬之起而应战。他的堡寨散布在山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硬攻了几次，伤亡不小，一座也没打下。夜间，“顾狗子”学了红军的战术，频频出击，袭扰红军。曾中生手中无粮，眼看着要与“顾狗子”转入持久战。军内主要将领坚决要求回撤，“不打这种饿肚皮的仗。”
曾中生再次派人向张国焘要求，改变红四军的作战方向，“立即南下，解决吃饭问题”。张国焘对这种要求看作对其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勃然大怒：
“这个曾中生，刚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又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张、曾之间，原来还被掩饰着的矛盾，渐渐表面化。
曾中生在这里表现出了同样的倔犟。作为对红四军负全责的政委（那时的规矩，政治委员是红军中的第一把手，对作战行动和计划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不能让队伍继续饿着肚子打这种短时间无望取胜的仗，即使这会搞坏自己与新来的中央书记的关系也罢！
6月末，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中生受到批判，他仍然向张国焘当面提出了红军南下作战的建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双方情绪都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却耐人寻味：
曾中生反复说明情况后，中央分局的委员们竟同意了他的建议，张国焘反而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不得不同意红四军南下。
张国焘的退让给了大家一种错觉，好像他确实比较“民主”，能够接受大家的意见。没有人知道这是张国焘第一次“以退为进”：毕竟打不打顾敬之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紧迫的问题是他在鄂豫皖苏区还没有站稳脚跟，曾中生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人已经成了他在这里实现抱负的巨大障碍。
他必须搬掉障碍。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的曾中生就不那么老辣了。他自己是个光明磊落之人，就以为别人同样光明磊落。7月初，红四军厉兵袜马，准备南征，张国焘突然发出通知，要召开鄂豫皖军委会议。会议在商南余家集召开，张国焘一反常态，提出在江西中央苏区受到蒋介石重兵“围剿”的时刻，应给予其“实际的有力的援助”，这才是红四军最紧迫的任务。而要“有效地”援助中央苏区，红四军应当进攻和威胁大城市，造成敌人“后方震动”。他随之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南下英山，出潜（山）太（湖），进占安庆，威逼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计划。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所有的红军将领都说不出话来。张国焘的“计划”当然很有气魄，如能实现，将会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造成“震动”。然而美则美矣，遗憾的是以区区红四军一支孤军，弹少粮缺，要冲破重重封锁，越过数百里白区去进攻安庆，岂非痴人说梦？
张国焘却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的计划。
“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执行这个计划！”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