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爽热情的叶广芩
第一次见到叶广芩，是在1996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百花洲笔会上。那次应邀参加笔会的作家相当多，有来自陕西的叶广芩和范东峰，来自上海的股蒽芬，来白哈尔滨的工阿成和迟子建，来自江苏的储福金和韩东、鲁羊，来自湖南的李元洛、聂鑫森和王开林，来自武汉的方方，当然，北京也去了好几位，其中有尚属军旅作家的石钟山和至今仍是军旅作家的李鸣生。到会的人多，时间又较从容，仅在避暑胜地庐山就逗留七八天之多，可以说遍游庐山诸镜点，更有意思的是相互之间有了个尽情交流的机会。这时候，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已在文坛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反响，见到她，自然很高兴，尤其是她的爽朗，颇有点男性化的性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那次笔会，从南昌到庐山，都是安排我与阿成同住一宰，因此除了每天的游览、参观与开会之外，晚上大都在我和阿成共住的室内，聚集一伙人侃大山”，常来玩的主要有聂鑫森、石钟山等几位，有时，殷慧芬也来凑凑热闹。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叶广芩是不来的，我同她的交流大都是在参观游览的路上。记得有一次，走在庐山的一处林中，范东峰陪着叶广芩（在整个笔会上，老范常陪伴着叶广芩，似是她的保镙，大概是由于一同来来自西安之故），同我边走边聊，于是才略知她的家族身世和创作的情况。有一天登庐山三叠泉，我同叶广芩一起爬上一块大石头上照了相，算是那次笔会留下的一点有意义的纪念。当然，在庐山笔会的那几天，最惬意的还是每天晚饭后坐在邮电疗养院的院里，扶栏远眺暮色中的育山和晚羝，同文友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的时候，这种时候，叶广芩偶尔也是参加的，我对她的初步了解，也大都是来自那种情景中的闲聊。
1996年夏日庐山相识之后，叶广芩偶尔寄赠她的新作，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0年5月，我到西安参加公安部举办的公安战线文学创作座谈会，住在丈八沟国宾馆，才再次见到叶广芩。这时候，她已是丙安文联党组成员，好像又到周至接挂职枳任县委副书记，又适逢两安市文联正在搞“二讲”，她比较忙，只是匆匆见了一茴，送给我一部新出的长篇《采桑子》，来不及细谈。只是感到她比几年前更干练更豪爽了。
由干几年来我应《时代文学》编辑部之邀，一直为他们主持“名家侧影”这个专栏，就有请叶广芩在这个栏目露面的打算，怛苦于她行踪不定，联系不上，一直不能如愿。今年(2003年）夏天，西安的两位朋友来访，他们住在西安交大宿舍，与叶广芩是近邻，想意代为联系6有天晚上，西安的朋友来电话说，叶广芩家有人，可能是她的女儿凹家来收拾东西，要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联系。我照着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广芩的女儿，她说她妈码又去了日本，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回国。我把为叶广芩做一个专栏的打算如此这般地在电话里对广芩的女儿说了一番，望转告其母回国后同我联系。9月下旬，我在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为卫蒙举办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叶广芩从北京打过来的电话，说她女儿已转告她我准备为其做一“名家侧影”之事，并欣然应诺，准备在北京多逗留几日，待我回京见面后冉返网西安青岛会议结束后，我又下深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回到北京已是10月2日深夜，拨通广芩留给我的她在京的电话，她高兴地约定次日到我家访我。10月3日，我在寒舍接待广芩和她的小妹叶广荃，做了一次长谈。除了商定专栏的各种具体事项外，还谈起她把《茶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及准备把编剧所得的30万元稿酬用来在周至建一所民间文学院的打算。她在周至挂职任具委副书记已近五年，颇了解当地众多业余作者对文学的痴情和艰难的处境，因此打算在当年老子讲道的“楼观台”附近择地建一所文学院，供一些收余作者亏作之用，为他们遮风两，供饮食，也可以兼做招待外来的一些访问周茫的文学同行之用。我当然很赞赏她的这一义举，也从这粜更可以看出她的豪爽与热情，但是当谈及文学院的管理以及经费的缺口如何筹措等具体事宜之时，我又不能不对她这一打算大泼冷水，因此劝她虽然地也买了，还是暂时放弃这一打算，把《茶涫》编剧的稿费用在更实际更有用的地方去。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由广芩妹妹叶广荃转来的文宇、自画像、签名等等，也读到叶广芩。殷慧芬、王阿成为本栏写的文章，我似乎对叶广芩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为她的人生经历和豪爽热情的性格深深地感动着。
我与平凹的交往
十多年来，我同平凹没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在一起聊过一次天，也记不起在哪儿同他见过面，但对于这么一位远在大西北的文学奇才，在我的心电保留着一种美好的记忆。这主要是平凹的怍品给我留下的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电然也有几次书信的往来和电话中的交往。
80年代初，当文学的星空群患灿烂的时候，贾平凹就像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升起在西北的天空。我注意到贾平凹，首先是被他的散文所吸引，他的散文写得文情并茂，自成一家。记得在我则几位朋友编选的《现代败文百篇赏析》一书中，就选人平凹早期的一篇散文。接着，他的一组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一篇《鸡窝洼的人家》尤其令我倾心。80年代初，我工作的中闻作协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室同《红旗》杂志科教文化部的办公室紧靠着。有一天，《红旗》科教文化部的编辑何铝贤同志见到我，向我约稿。当时，我正想为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允其像《鸡窝洼的人家》这样的作品说几句公道话，于是即爽快地应承下来，报了选题，并随即写了一篇短文，题曰《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诗意的再现》，交了稿。没想到，选题和初稿很快地通过了，只需我在送审稿时做些文字的修改。这在《红旗》的审稿中算趄顺利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17期上。文章发表出来时，我正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中年评论家赴西北参观访问团的成员在西安参观访问，时值初秋时节，临潼的石榴正红，西安的游人如织。在西安，我才了解到，陕西省宣传部门和文学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原来对贾平凹当时的创作倾向不甚满意，认为他迷恋于佛经研究，对现实生活有所躲避，而像“商州系列”这样一组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作品，又认为不够准确，诸如对《鸡窝洼的人家》这样的优秀作品还由于它写了一个女人同两个男人的故事而取否定的态度。原来，他们打算召开一个名为讨论实为批评帮助的会来指导平四纠正他的创作方向，但在我的短文于《红旗》上刊出后，他们即取消了这个拟议中的会议。据说，平凹为此还颇感激我，算是我救了他一驾。但是记不起由于什么原因，那次我们在西安盘桓近旬口，竟没同平凹见上一面。
时间到了1987年10月，也是初秋的美好季节，我第二次访问古城西安，这次是带队在西安设点为鲁迅文学院的函授学员进行面授。到达西安在一个小招待所安顿下来后，当时担任《小说评论》副主编的青年评论家李星同志来看我，说平凹经常提起我，说要把我到达西安的消息尽快告诉他。我也赞成，因为此次到西安设点面授，游览的事倒没有什么打算，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几位文学界的朋友，贾平凹自然是我很想见的朋友之一。李星是位热心人，他果然兴冲冲地去找平凹，又兴冲冲地再次来看我，并带来平凹的一封信和若干礼物。平凹在信中说。听到我到西安的消息，很高兴，本来是想见一见，叙一叙的，佰因为要马上赶间商州出庭打一场关于房基地的官词，开庭日子已定，不能更改，因此不能在西安见我，只好托李星带上此信和一些土产表示一点歉怠和心意云云，语气颇诚恳真切。李星补充说，平凹确实有事，否则一定会请我们吃一顿饭，而平凹一下子送这么多东丙，这确是少有的，这足见平凹的诚意。我的确为平凹的诚意所感动，这倒不是在于他送了礼物，说老实话，说是礼物，就趄一瓶丹玖出产的葡萄酒和一瓶山沔产的竹叶青，还有一点陕南出产的茶叶等等，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平凹那份真诚。
1987年底，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主办的“飞马文学奖”正轮到在中国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怍为该奖项的获得者。《浮躁》出版后，作为一部比较深刻地反映农村变革中现实牛活又有比较高的文化品位的作品，很是被文坛各方面看奸。“飞马文学奖”此时正在评选中，我颇知道一点个中消息，《浮躁》获奖的可能性很大。此时，平凹到北京来参加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作品研讨会，同我通了电话，我自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当然很兴奋，我们在电话中就聊起《浮躁》来。他热情邀请我参加《浮躁》的研讨会，但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终于没有参加我很想参加的这次研讨会，只好写了一篇颇长的评论，可是《工人日报》发出来又砍削得语气不连贯，面目全非，我又是不存原稿的，收集子时只好收那被砍削过的，颇为懊恼。后来，平凹的《浮躁》果然得了“飞马文学奖”，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又到美国风风光光地游历了一番，《浮躁》又译成英文，在美国出了16开的豪华的英文版本，我在一个朋友的书柜里看到过，可惜平凹并没送我一部。也许我还没资格亨受这个馈赠。
1993年者天，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鲁迅文学院的办公室里养神，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平凹的电话。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来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住在京丰宾馆。看来他由于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而格外兴奋（其实，他早就有资格担当此任了），在电话中，他的高兴劲溢于言表，我也很为他高兴，并祝贺一番。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九二年冬天在陕北一个农村写下了一部新的长篇，定名《废都》，他说自我感觉很好，问我能否先翻一翻。我在电话中告诉他，鲁院的教务缠身，恐怕没有时间先睹为快，只好出版后再拜读了。现在想来有点后悔，如果当时接过初稿读一读。那空白方格的秘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但这后悔是没有用处的。那一次，终因京丰宾馆远在北京西南郊的丰台，我在东北郊的鲁院太远，又没能去京丰同平凹聊上一阵。半年后，《废都》发在《十月》上，也出了书，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少报刊向我组稿，我终没写上一句关于《废都》的评论。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部留下某些缺憾的佳作，评论很不好写。
九三年之后，平凹又接连出版广《白夜》、《土门》等长篇小说，又些被树为作家深人生活的典型到江南去生活了—段时间，关于平凹的种种消息自然不断地传到我的耳边，似我一直没同平凹有什么联系。因为找平凹实在太难，他在西安不仅有好几窟，而且行踪有点神秘，可以说居无定所，又有各种传闻和逸闻，没什么非找他不可的事是不费那个劲去找他的。但到了今年（1998年）春天，我在《时代文学》上主持的“名家侧影”这个专栏怎么也该让平凹出场了，于是在《时代文学》李广鼐主编的一再催促下，才下决心把平凹找到。先是在北京的友人处打听到若干电话，打过去均无人接，后来只好想到李星，这位老弟已升任《小说评论》主编，但热情依旧，他果然把秘密的平凹找到。有一个中午，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吃午饭，平凹从西安打来了长途电话，聊了近半个小时，答应了交给他的差事。前些天，又是一个中午，我打点行装准备来济南，正发愁平凹的稿子没有收到，恰在此时、邮差紧敲我家防盗门，平凹的“特快专递”送到了，不仅交了稿，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办“名家侧影”这个栏目，说我“热心主持这个栏目，的确足好点子，我能入您眼中，甚觉荣幸”云云。这无疑是给这老牛破车加了一次足油！
陈忠实二三事
我与忠实之间很少交往，更说不上熟悉，这可从他给我的几封信的信封上把我的名字写成“何振帮”这一点看出，三个字写铕了两个，足见其同我之间的生疏。另一方面，陕西作家群人才辈出，作品又多，设读不过来的，除却他的长篇《白鹿原》外，中篇也只读过《初夏》和《蓝袍先生》两篇，更谈不上评论他的作品了。《白鹿原》在《当代》上分两期连载那当儿，有人写文章准备批它，稿子据说已送到《文艺报》某主编手上，我的老哥儿何启治曾建议我也写一篇，我答应过他“后发制人”。但等了多时，未见那篇批判文章出笼，我也就懒得写了，再后来，《白鹿原》得奖了，媒体热炒，好评如潮，我就更不想去凑那个热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