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妹妹唐宅秀靠贷金才读上中学。（后来解放了，这些贷金也就不用还了。）
熊明谦为了生存，也离开了武昌艺专，去了一所中学教书。直到解放后的1956年，才又返回美院。
我曾问她，她还画不画画了。她说，“很少画了，从江津时期开始就很少画了，那时的主要原因是绘画材料缺乏，也就没有了成名成家的思想，再后来长期教中学，回美院后主要从事教务管理工作，当教务科长，一直到1981年退休，所以也很少画了。再就是“眼高手底”——一般的画看不上，但自己来画又画不好了，所以就不画了。这是知识分子的缺点。加上孩子们（指小禾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在画了，我就搞后勤。比如以前小禾两口子出国两年，两个孩子都是在我这里带。”
武昌艺专也还在艰难地办下去，由于唐氏兄弟一贯以进步思想领导学校，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学生，武昌艺专的革命校风仍继续得到发扬。1946年，在校的进步学生成立了学生会，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活动，用文艺和木刻形式在校出版“墙报”，揭露反动统治的罪行，在民办的《中华人报》上，常有同学们抨击反动派的诗歌文章。1947年1月，学生会发动了“武汉大专院校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反蒋反美罢课示威游行”，掀起了学生运动在武汉三镇的蓬勃开展。
在这样的斗争中，终于迎来了武汉的解放。
解放后，武昌艺专结束了它作为私立学校的历史，被中原大学接管。在后来的年代里，有着许多的变化，音专与美专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现在的湖北美术学院，该是分而合、合而分的一种结果吧。
武昌艺专，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武昌艺专的历史，也是唐氏兄弟的奋斗史。
正如陈克环所说：“唐氏兄弟在他们的一生中，默默地，但坚毅地，卫护了我国传统所珍视的艺术家的清风傲骨，以及教育家忘我为人的精神。他们刻苦克己到把自己的生活降低到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却将无限的爱心和教诲丰富了无数人的生命。”
八爷唐义慧曾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她写的回忆大哥、五哥的材料中列下一个名单，这个名单里列的人都是武昌艺专毕业的佼佼者：
有为革命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如已故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献身的李必超烈士，中国文联常务副主席、著名画家尹瘦石，解放军日报艺术编辑唐平铸，领导全国报告文学活动的作家黄钢……
有不少在全国各艺术院校任领导骨干的，如在湖北艺术学院就有院长杨立光、原院长林路，原附中校长龙发济，声乐系主任蒋箴予、美术系主任刘依闻和副主任刘正德、工艺美术系主任张朗、中国美术史教授阮璞……在其他院校，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和学术带头人，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若、原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家桢、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刘国枢、四川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刘一层、广州美术学院素描教研室主任周大集、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陆华柏、江西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刘天浪、江西陶瓷学院林宁、贵州师范学院孟光涛……
还有的活跃于画坛，负有盛名，如西安专业国画家康师尧、四川专业版画家傅文淑、武汉专业国画家邓少峰、湖北专业油画家程白舟、水彩画家魏正起、国画家汤文选……
还有台湾著名画家郭道正。等等。
这些人，大都传承着唐氏兄弟为艺术奋斗的精神，向世界向人类传播着真善美。
唐氏兄弟九泉有知，当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矣！
人民的艺术家，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95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唐一禾画集》，由郭沫若题字，陆定一作序。还有一部分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
熊明谦姥姥与我谈起这次出版画册的事，她说本来还请了徐悲鸿先生为画册写序，那是1951年的事，徐的序写在宣纸上，很长，并给了出版社，但画册过了几年才出版，陆定一、徐悲鸿的序在出版社被弄丢了。而外公陆定一写的序幸好熊姥姥抄录了一份，所以保存了下来。外公的序是从政治角度写的，徐悲鸿的序是从艺术角度写的。徐的序丢失后，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为此还找了郭沫若先生，想请他为画册补写一个序。郭沫若说，有陆定一同志的序就行了。他为画册题了书名。
外公陆定一的序也是写于1951年，熊姥姥到北京找到他，他当晚安排她到怀仁堂看晚会的演出，自己即关起门来连夜把序赶写了出来。
他在序中写道：
“唐先生是我国很有天才的油画家之一，尤其是他的素描，极受推崇。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他的遭遇，也同一切有天才的艺术家一样，真是惨极了……
困难的环境，考验了人们的品质，显出唐先生是爱国的艺术家。唐先生的画，是歌颂抗日的，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很多素描和油画，表现了对祖国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现在我们读了他的《村妇》、《穷人》、《女游击队员》、《七.七的号角》（画稿）、《胜利与和平》，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劳动人民，是如何骄傲地热情地加以表现。另一方面，唐先生对于民族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是不肯卑躬屈节的，他曾拒绝替战犯宋美龄画像的邀请，他说，‘我的画是要传的，我画的人也应该要能传的’。要记住，他这样做，还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那时，甚至在共产党里都出现过少数投降主义者，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动摇了自己的立场……
唐先生可惜去世太早，国民党反动统治把这样人才埋没了，糟蹋了。据说，唐先生曾经计划，要在抗战胜利之后画很多油画，并已为收集了题材，这个计划当然不能实现了。唐先生去世仅三十九岁，如果现在他还在世，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与成长，那该是多么好呀！
现在把唐先生的遗作刊印出来，这表现了人民的中国对于爱国的艺术家的热爱。……”
唐氏兄弟的学生们，也在深深怀念着他们。
八爷对我讲起过这样两件感人的事：
一件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在去世前，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忍着自身的病痛，在高烧的间歇中支撑着写出了一篇《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忆敬爱的唐义精校长》。
另一件是，台湾著名画家郭道正先生，自唐氏兄弟罹难后，数十年来，将他俩的灵牌一直和他父母的灵牌一道，放在他家祖宗牌位上，供奉至今。
即便是与唐氏兄弟交往过的许多人，竟也对他们念念不忘，每每想起，都亦动感伤怀。
我国著名诗人艾青，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小禾舅舅家里，见到了艾青写给他的一封信：
小禾同志：
你于1984年3月17日写的信，我已收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拟出版唐一禾画选，我当然赞成，他的艺术是人民的财富。
一禾同志和我交往是在巴黎，经常在一起，约两年的时间。
抗日战争爆发，我曾在他哥哥主持的美专住过。记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是那时写的。
他们两兄弟不幸逝（世），我很悲哀，当时我在延安。
愿你继承父辈的事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问候你的母亲。
艾青
一九八四、四月二日
艾青，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唐义精、唐一禾伸出了援助之手，收留了他，让他在武昌艺专住了下来，住了有两三个月，使他有个栖身之地，能有个温暖的居所，安静地写作，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我读过多遍，“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这反复在诗中咏叹着的诗句，我已烂熟在心，啊！难道它们就是在武昌艺专的校舍里写下的么？
熊姥姥告诉我，解放后，她到北京，艾青硬要请她吃烤鸭，她说干嘛破费呢，他说，我还有几个稿费嘛。或许，诗人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感激之情。
最为动人的场面是：唐一禾的画册出版后，唐小禾的儿子唐晖把画册面送艾青。诗人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却紧紧执着唐晖——他的恩人的后代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脑海里忆起了唐氏兄弟亲切的面容，他想起了那些苦难日子里与他们的交往，想到他们的不幸的早逝，诗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竟然痛哭流涕……
这一方面体现了了诗人情感的真挚、浓郁，另一方面，不正体现了唐氏兄弟身上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之巨大么？！
还有一位是陈克环，当年随父逃难至江津，还是个十几岁的“黄毛丫头”，与武昌艺专师生混得烂熟，对唐氏兄弟亦了解颇深，从此对在江津这段日子无法在心中抹去。她后来成了作家，去了台湾，1975年，她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郭道正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武昌艺专》，立即，如她自己所写，“‘武昌艺专’四个字顿时在我脑海里爆开了一阵火花，挑起不绝如缕的往事。”她赶紧通过杂志社转寄了一封信给郭道正先生，请他将武昌艺专在台北的校友的近况告知于她。不久，她便与武昌艺专的校友、在台北的画家徐莹女士取得了联系，并见了面，她们都已是祖母辈的人了，回忆起江津德感坝的日子，两人感慨万千。这一切，促使陈克环挥笔疾书，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回忆文章《记<；武昌艺专>；——唐粹庵、唐一禾兄弟的奋斗小史》。
她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书写两位先生的往事至深夜，黯然推窗舒怀，但见星空宛然如昔，而在今日社会上价值观念倒置混乱的情况之下，我国艺术界和教育界清风亮节，广爱无私的精神，可谓已荡然无存，遂觉虽然时隔三十余年，二位先生独行苦斗之史实对于现代彷徨的人心，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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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唐义精、唐一禾两兄弟的一次隆重集会纪念，是在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