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母亲不知道父母是谁
自我懂事起，便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妈妈没有妈妈。
也没有爸爸。
自然，也就有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去过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也从来没有来过我的家。
妈妈的父母呢？
我的外公外婆呢？
后来，我慢慢从祖母、父亲等大人的口中知道了母亲的“来历”。
母亲是别人“送”来的。
那一年——我父亲6岁那一年，我们家乡——于都县禾丰乡一带来了许多红军伤病员，我们上库村也安置了一批。
红军伤病员来了后被分在各家各户护理。据我祖母回忆，他们也还常常聚集在晒谷场上围成圈唱军歌哩。
又过了一些时候，到了掘蕃薯的季节（通常是在阳历十一月份），在一个深夜，我们家的后门被敲响了。
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大家认识，他叫刘怡乐，是本乡麻园人，区苏维埃特派员，他的肩上挑着一副担子。另一个就面生了，个子很高，30多岁年纪。把他们迎进屋后，才又发现，那个陌生的男人背上还背着一个细伢。
他们是来找我的叔公赖发长的。我的叔公赖长发与我祖父一家分开过，但住屋是相连的，还共一个后门。叔公过着单身生活，任苏维埃村代表。
刘怡乐是送那个陌生男人和那个细伢来的，送来就走了。那男人和细伢就在叔公家住了下来。
那细伢是个女娃，才3岁。
住得熟了，知道那男的叫张德万。他自己说他原在部队当伙夫，因为身体有病，要回家去。那个细妹是他女儿吗？他说不是，是别人的孩子，他帮人家带着。“人家”是啥人，他不说，也就不好打问。
那细妹白皮细肉逗人喜欢，但来到一个新地方，一开始怕生，老是怯怯地依在张德万身边。后来才与我大姑二姑玩熟了，夜里就由我祖母领着与大姑二姑睡一个屋里。
白天，张德万与细妹却形影不离，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在住下来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帮着叔公干些活，有时候还会上山去砍柴，上山他也要把细妹带去。据我们村的老农赖仁端回忆，那时候他是个十六七岁小伙子，张德万砍柴总邀他一起去。去的路上，张德万背着细妹上山。到了山上，他们砍柴，细妹就放在一旁玩。要回去了，张德万将他们两人砍的柴捆成一担，他挑柴让赖仁端背细妹。回到村里，就将柴禾分一半给赖仁端。他宁愿自己挑重点，也要让赖仁端腾出身来背孩子。
闲下来的时候，张德万总喜欢抱着细妹坐在村头的土坡上，眼睛直直地望着东边的大山出神。那时土坡上有一棵老枫树，他们就坐在老枫树露出地面的虬根上，常常半个时辰都不动。人们看着纳闷儿：那山有啥好看呢？再仔细一琢磨：哦哦，他们不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我们那地面与会昌县交界，山的那边，就是会昌县的白鹅乡，会昌又与瑞金接壤。
细妹对张德万的称呼也让村人觉得奇怪——细妹称张德万为“好妈妈”！细妹“好妈妈、好妈妈”地叫得亲热，张德万也“嗯、嗯”地应得顺口。张德万可是个男的呀，怎么叫了个“妈妈”呢？
那细妹叫什么名字呢？张德万唤她“野萍”（谐音），村里人也就照着叫她“野萍”。
张德万在村里一直住到过了年的正月元霄节。元霄节过后，村子里便闹腾开了，说是白狗子要来，红军伤病员都得走散。那日，叔公和牵着细妹的张德万一起过到我祖父母屋里。叔公说：“哥、嫂哩，张兄弟有话同你们商量。”
张德万把孩子拥在胸前，脸色郁郁的，对我祖父母开口道：“大哥、大嫂，我要走了，回吉安老家去。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这孩子，我不能带着一起走，我想……就请你们收养下来吧！”
祖父母瞅着那细伢，心里很是怜疼：是呀，3岁的人儿，怎么受得了四处颠簸……但要说收养她，这可是件大事，而且还有难处哩。祖父母就照直说：“这事怕是不妥呀。张兄弟你是知道的，我们家境贫寒，膝下三男三女，且都年纪尚幼，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夫妻俩整天田里土里地忙，对孩子怕是难以照看周全。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对得起孩子的父母和你的信托。”
张德万含了眼泪说：“这孩子本就是苦命人，不要求特殊照料，吃穿能同你们家孩子一样就行了。我住了这么些日子，知道你们是忠厚善良人家。孩子交给你们，我放心。你们就把她收下吧！”
听他这样说，祖父母答应下来了：“张兄弟，你放心吧，就是啃糖吞菜，我们也要把孩子拉扯大。”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张德万要走了。临行的那天，他一大早牵了孩子，挨家挨户上门相告：“公公、婆婆、大伯、大婶、大哥、大嫂、各位乡亲……我要走了。这孩子，这没爹没娘的孩子，就留在你们这里了。拜托诸位乡亲，要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就这样，他牵了孩子，一家又一家地走，一家又一家地叮嘱。乡亲们听了，除了点头，便是抹泪。
张德万走了，细妹留了下来。
留下的细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在这以前的事，母亲当然都不记得了。但对于后来张德万又来过一次我们村的事，她至今还记忆清楚，因为那一年她已有6岁了。
张德万离开我们村后，历尽艰险，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他的家乡——吉安县新安乡（现为云楼乡）。三年后，风声不怎么紧了，他又特地从家乡来到我们村，看望母亲。吉安到我们那里，将近三百公里路程。而那时候他的体质已十分虚弱，骨瘦如柴。他是喘着气走上四五天时间前来的。现在猜测，可能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
他到来的那日，我母亲正在灶下帮着烧火。没柴了，她走出灶间到檐下去抱柴。刚跨出门，就见到他。他一下子认出她来了，叫一声她的名字，便俯下身来要抱她。但她就认不得他了，他皮包骨头的样子，还让她见了心里害怕。他想抱她，她却将身子往后缩。尽管他一再笑着提醒：“我是你的好妈妈呀！”直到重新熟稔了，她才敢接近他。
张德万这次只住了三天。每顿饭，他都要亲手喂母亲，尽管她已经能够自己吃饭了。白天，他又总带着她，坐在村头土坡上的那棵老枫树底下，面对东面的大山怔怔地出神，时而反反复复地念叨：“当时好妈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家，要知道，就不会撇下你了，你不怪好妈妈吧……可是，现在，你看我这个样子，唉……看来，你还是在这里的好哇……”
张德万又要走了。这回，母亲是看着他走的。他一步一回头，脸上尽力做出微笑。可印在母亲心里的，是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窝，和眼窝里的泪光。
人常说：真情难觅。可这就是真情，这就是人世间的真情：纯朴、诚挚，能让大地动容，能催苍天垂泪！
张德万去了，再也没有来过。
第二年，就传来他过世的消息。
好人张德万走了，同时也带走了一个秘密——因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他隐瞒了我母亲的身世，给人们留下一个谜。
据祖母回忆，当年张德万是带了两个箱子来的，里面装的是母亲的衣物。这些东西当时存放在叔公家里。后来一场大火，除了一个小铁箱和几件替换衣服外，其余都被焚烧一空。
叔公也在那场大火中丧生。
叔公是村苏维埃村代表，当年张德万是否曾经把母亲的身世向他透露过，现在已无法知道。
刘怡乐也在1935年被还乡团杀害。
纷纷扬扬的，是那岁月的尘土……
每年夏天，母亲都要把几件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拿到太阳底下晾晒。那几件小衣服一直存放在我们家那个放有樟脑丸的箱子里。
这些布衣的经纬，编织着无人知晓的往事，它们默默地接受太阳的光照，又在年复一年地在光照中无声地褪色。
每年里总有那么几个时候，母亲一个人待在阁楼里，把那些衣物捧在胸前，眼含泪水怔怔地想些什么。
后来我读到过一位女作家的散文《妈妈的羽衣》，说得是她珍藏着已故妈妈的一件羽衣，它总使她想起妈妈对儿女的爱心。这使我联想到母亲所珍藏的那些小衣服。据说被那场大火焚烧掉的衣物中，有好几件大小不同的棉袄，这显然是为母亲不同年龄阶段而准备下的。从中可以想见：一个即将与女儿离别的母亲，眼看着女儿不能在自己的羽翼下获取温暖了，便把最后的情爱倾注在针针线线里。
写《妈妈的羽衣》的那位女作家怀想起母亲的时候有那么多真切的感受，眼前总是浮现出母亲的清晰形象，内心里充满对母爱的具体体验。但是在我母亲的怀想中却没有具体对象，任凭她怎样努力，也无法唤醒三岁前的记忆，哪怕是朦胧的印象也无法求得。
母亲的怀想是孤寂、凄楚的。
我们家乡有一个风俗：大年三十这一天，出了嫁的女儿总要煮好一只鸡，连同汤汁用一只罐子装好，送往父母家，以表女儿的一片孝心，以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每逢这一天，在我们家乡的主要乡道上，可以看见提着罐子的女人们穿梭般往来。这一天，可以称之为我们家乡特有的“母亲节”。
可是，这一天，母亲的汤罐向谁送呢？
啊，无根的痛苦，失落的惆怅！
一个谜，象凄迷的雾，笼罩在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很久很久……
第二节我写道：“我母亲很可能就是您的女儿”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地为生的贫苦农民。
穷乡僻壤，加之祖父母子女多，孩子中最大的不过十岁左右，还收养了母亲，生活的境况可想而知。
更为不幸的是，在我父亲十二三岁大的时候，祖父一病不起，撇下祖母和一大堆孩子，撒手西去。
这对于本就困苦不堪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顶梁柱倒塌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祖母和每一个孩子的肩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也不例外，同家庭中的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就开始了辛勤的劳作。
母亲后来对我们“忆苦思甜”，最常提的一件事是：她九岁就当了“瓦桶娃”。
我们那一带，以前只种一季早稻，冬天水田用来养鱼。男人们冬天大都外出给人家做砖瓦、烧窑。通常一个烧窑师傅配一个帮手和一个“瓦桶娃”。“瓦桶娃”由孩童担任，其主要的一项活计是把师傅做好的贴在瓦桶上的瓦坯提到晒场上掠晒。除此之外还得挑水、做饭和做其他杂活。九岁的母亲个头还没有师傅做瓦的台子高，要把瓦桶从上面提下来，只好在地上垫上砖，做成台阶。体力的劳累还不算什么，最为严酷的是冬天的寒冷。因为身上穿的只是几件单衣，一条单裤；脚上套双布鞋却没有袜子。冰天雪地里就这样的穿着，脚后根冻裂了，既痒又痛，还淌血水，只能找点破布包包，还要照常干活……
一个冬天干下来，“瓦桶娃”的报酬就是赚得自己一冬的饭吃，为家人省下一份粮食。
至于家中的男孩子，除了当“瓦桶娃”外，稍大了还上广东挑盐头。
那日子就在苦难中熬呀，熬呀……
母亲17岁上与父亲成亲。
解放后父亲在矿山参加了工作，有一份工薪，家里的日子才好转起来。
母亲也曾有到矿山当家属工的机会，但对留在家里的祖母放心不下，便将机会放弃了。
母亲就这样始终与田土打着交道，并具有典型的农村妇女那种勤奋朴实、吃苦耐劳的作风。
母亲辛劳大半生，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子女们都大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头两年，我与弟弟相继考上了大学。在偏僻的乡村，一个家庭一下子出了两个大学生，无疑成了轰动一时的事情。母亲心里自然感到很是光彩。
我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走向外面的世界。在与父母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大家的心绪都很复杂。但无论是父母还是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走入一种新的生活空间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契机，将与我们相遇……
我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座落在赣江源头的赣州市，在江西理工大学（原名南方冶金学院）任教。此后，母亲便常会从乡下来赣州小住，我有了孩子后她也来照看过一段时间孩子。我们系资料室的黄玉香大姐与我住得近，她与母亲经常相互串门聊家常。有一回不知怎么就聊起了母亲的身世，黄玉香听后啧啧感叹了一番，对母亲深表同情。
家常聊聊本就过去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竟发轫于这次聊家常。
那是数年后的1987年7月的一天，黄玉香大姐激动地交给我一本书，翻开其中的一篇文章，催我赶快读一读。
她递给我的是一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了出版的《风展红旗》（第二辑），这是一本专门刊载革命回忆录的刊物。黄玉香大姐是在整理资料室的书刊时，无意间翻了翻这本书的，她翻着翻着，不禁眼前一亮……
她要我读的文章题为《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作者署名：陆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