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本是干百万个普普通通种田人中的一仑，许是因为他的不安分守己罢，在五十年代初，一顶地主兼资本家的幄子悄然扣在头上。
“这全怨他，挣了钱不吃不喝，一心攒着置买”外祖母满腹怨言地嘟囔着，指责外祖父的不是。不过是是这么两旬属批评范畴的话．接着的是一大串为男人抱不平的盲论：“自家的地来得容易吗？是你老爷拼死拼活挣置的瞩。”外祖母向我灌输这种思想时，那时我大概在小学二年级读书，她和外祖父匿受不了批斗地主的折腾，就从老家巩县跑到开封，住进她们大女儿(我的母亲)的家。
有一天下午，因学校老师有什么事就让学生提前放学，我高兴得蹦着跳着往家窜。自外祖母住进我们家，我就被她讲的故事吸引住了，那里既有神啊鬼啊的传奇，还有许多在学校听不到的发生在老家的事情。进了家，我大声唤着“姥姥。”就径直钻进她的房间。啊！只见外祖父正躺在床上，赤着脚，地上是盛着热水的洗脚盆，姥姥手拿一把剪刀，坐在外祖父赤脚的地方。
这是于什么？我有点纳闷。姥姥看着我的小面孔，说：“你老爷又该剪脚指甲了，这事只有我来。”好奇的我走向那双赤脚，弯下身细细地看，我吃惊了！老爷每个脚指的背上，都隆凸起座极不规则的“小石头”。足有一小手指的厚度，我惊讶道：“老爷的脚指甲咋是这样？。”
“唉！你老爷年轻时下陕西做盐工。脚站在盐水里泡，天长嚣久，酿成这样子。”姥姥向我解释。
“这算个啥，我这脚一天照样跑百十里路，一点事不碍的。”老爷平静地说．依旧躺着。
“不碍事？不碍事？哪次跑路回来，不都是疼得你混身冒汗。”只有姥姥深知老爷的“脚症”给他带来的苦楚。
我曾听母亲说过，外祖父的腿很能走路，他孑身一人闯陕西当盐工。后到开封、下漯河、进南阳，在三个地方办起豫记皮鞋厂。那时，交通不大正常，许多次的往返路程是靠双脚丈量的。
祖父是极敏感的，用今天的话说，在二三十年代，他已经觉醒，走出黄土地(年轻时的他仅有少得可怜的几亩土地)，去开拓他的事业。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意识已在他的脑际萌芽。
外祖父不是人们习惯中以为的那种肥肥胖胖的地主形象，相反，他精瘦精瘦的。个头不高，背微驼，紫膛色面孔，留有不大浓重的八字胡须。斗地主那年他赶到开封，天稍冷，他着身青灰色大褂，里面穿着皮马夹什么的，头上是顶瓜皮小帽．脚蹬一种很硬朗的布鞋，袜子是用白布缝制的，很厚实，走起刁路总迈动起稳稳的八字。
很小时的我曾随母亲回故里探望．住在外祖父家。正值仲夏麦改时节，从城里来到山村的我，头一次看到收麦的场景，兴奋得不知怎么是好，在麦田里乱窜乱跑的，有个农民的儿子长我几岁，他的父亲正为外祖父割麦，忙得汗流浃背，他拉我到一块沟地，教我同他一道把一个一个麦穗掐掉，装入他掂着的小布袋。我跟他干得很带劲，那小布袋便开始鼓起肚来二村里人看着这场景，都指手画脚地笑我，也难怪，那时我是个地道的狗屁不通的毛孩子。不知啥时，外祖父突然站到我魍面前，那孩子立刻机警地把麦布袋藏在身后，老人却微笑着说．这沟地的麦子还没熟透，磨不出多少面的，他指给我们一块高地，说那地方的麦已熟透了，到那去整麦穗吧。当然，那块高地也是外祖父家的。外祖父诚恳又和善的话语，把那孩子从紧张唤回到先前的轻松里去，他拉着我一蹦一跳地向高处奔去天黑下来，长工们回到外祖父家吃晚饭，外祖母把白面馍端上饭桌让长工们吃，她却把白面与红薯面掺合一起的混面馍留给自家食用。
乡里人对吃是没有什么奢望的，外祖父家隔段时间就要支起油锅炸一次甜食，算是改善生活了，那是用柿子和白面和在一起放进油锅炸熟的食品。每每此时，他总是叫小姨把炸好的甜食一盘盘送往四邻乡亲品尝。那时候，他已成为全村最富有的人了。
兴旺过后就是衰落。外祖父的土地被分了，皮鞋厂也被收去了．一夜间，外祖父又成为一无所有的他。不过，这时候他在开封还有一处偌大的住宅，是一幢有三道院子的民房，地址就在靠近曹门的一条街巷里。
有个傍晚，外祖母又在为家业的“破败”发出痛心的哀怨时，外祖父走进屋来，从衣兜里取出厚厚一叠钞票，放到方桌上，对外祖母说，他开始卖房了(指靠近曹门那幢住宅)．桌上的钱是嗣临街两问瓦房换得的。
“两间房就这点钱？”外祖母生气了，“你买那房时花了多少？忘了！”
“此一时，彼一时，到哪步，都得认嘛！”外祖父依旧满不在乎的样子补充说，“富得起，也要穷得起吆！”
“那也不能这么便宜！”
“总比充公强，嘿嘿。”外祖父的笑很是勉强，那大概是为开导外祖母吧。
就是这个时候，外祖父还是很潇洒的，每天吃罢早饭，就出家门，到相国寺消磨时光了。这时候，他已无甚可干，或者说，他什么也不能再于了。有一天，学校放假，我跟外祖父一道去相国寺，走进一家茶馆，里面的伙计边指让着座位边高唱道：“两位”随着韵味悠扬的叫唱，便有人送上一壶刚冲好的热腾腾的茶水和两个茶杯。茶馆里坐着太师椅喝茶的多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有卖瓜子、花生、蚕豆的小贩来回叫卖穿梭，还有个端着一块条板，上放着切好的白萝卜块、生红薯片的叫卖者格外引人注意。外祖父为我买了一小碟花生米，他却一个也不吃，只是慢慢呷着茶。这时，有个精彩节目在一张桌上开始了，两只跃跃欲试的鹌鹑展开惊心动魄的格斗，外祖父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投向那竞技场，最后，格斗终以一方胜利、一方失败结束，此时，胜者面庞上显露出高傲的笑容，以一种毫不在意的神态收拢着一个个赞美声。
走出茶馆时，天已正午，我们信步转悠到相国寺里小吃点林立的方位，什么大肉水饺、水煎包子、鸡蛋大饼、切馅烧麦、羊双肠鲜汤。唤客声、叫卖声和着扑鼻的饭香飘然袭来，直逗得我饥肠辘辘，口角流涎了。外祖父没有被热情的堂倌引诱入席，他领我走至一个小摊点，要了个又焦又黄的火烧，叫卖主切上几片酱牛肉夹进去，我接过这盒“快餐”，就大口地咬着，边问：“老爷，你为啥不吃？”他说这会儿不饿。我想起来了，外祖父每日上午去相国寺。总是转悠到午后两点光景回家，这时候，他就随便扒些剩饭，从不在外面下馆子的。
外祖父在60年代初与世长辞了。这时候，他已经一。贫如洗，不仅没选前置买的地，先前办起的皮鞋厂。先前在开封、漯河、南阳等地建起的房舍．就连巩县大本营的家院，也被割出大部分给别人家居住。还有村集市上的门面房，也被划分出去了。留给外祖父一家的，仅两幢旧努，除此之外，好像找不到什么固定资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