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回顾一下当代文学史，就会发现，文坛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拥有如此阵容强大的青年作者队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勇于思考和探索的新人。这已构成新时期文学队伍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了。噩梦般的十年浩劫，诚然是可诅咒的，它使得无数的尺备受心灵的创伤；然而，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特殊的时期，才“多准兴邦”、“多难兴才”，造出了大批文学上的新战士。这并非历史的本意，却是历史的必然。动乱的年代比稳定的时期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过早地催熟了年轻人的心，使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能够从切身的痛苦中，睁开眼睛清醒地而不是虚假地看人生，看祖国，看世界，燃起了创作的欲望，拿起了手中的笔。新时期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使他们获得较好地施展才智的机会，于是，带来了青年创作的繁荣。
人们记忆犹新：是年轻的“四五”战士们，把诗篇和鲜血一齐抛洒在天安门广场，不但向人们预告了政治新时期必将到来的曙光，而且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爆响了第一声春雷；是年轻的《于无声处》的作者，最先突破了“四五”运动这个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禁区，用文艺为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是年轻的《伤痕》的作者，最先用文学触及了千百万人的“内伤”，写出第一篇引人注目的悲剧作品——不管它有多少不足，毕竟为以后的所谓“伤痕”文学开了路；是年轻的《神圣的使命》的作者，正视一起冤案，事实上触及到了健全法制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同样年轻的《姻缘》的作者，大胆抒发爱情，使文学从禁欲主义的冰水中回到温暖充实的人世间……禁锢就是这样被一层层地冲破了。当然，在解放思想，冲破文化专制主义束缚的斗争中，并不光是年轻人，还有许多中年的、老一辈的作家也在冲锋陷阵。他们汇成一股合力，共同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共同缔造了今天初步繁荣的新时期文学的面貌。但是，不能不承认，二三十岁的年轻作者们，是其中一支最活泼、最敏锐、最有冲刺精神的力量。
最近，我阅读了近一年多来的一小部分新人的新作，主要是目前最活跃的中、短篇小说。新作品数量浩繁，要全面阅读无能为力。但窥豹于一斑，即使从这很小的一部分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今年的新人新作比起前三年来，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强大的真实性，是流贯在这些新作中的一股主流。真实，使得我们的文学与“四人帮”的瞒和骗的文艺划清了界限，而与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真实性是其基础和核心，它既是最起码的要求，同时又是最高的要求。真实性本身也有高低之分，表层与深层之别。因为，真实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现象的逼真摹画，它更要求与善和美融合起来，要求向生活深处探索，触摸到社会生活的本质精神和脉搏跳动，要求达到一种高度的艺术真实的境地。比如，近几年写伤痕，总结沉痛历史教训的作品很多，大都是真实的，却有深浅程度的不同。作者们起先把历史悲剧的罪恶单单归之于“四人帮”。后来，作者们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期中，探索左倾路线的根源。到了今年，不少作品透过生活的表象，揭开了阻碍我们社会前进、四化发展的另一个潜藏的、更深刻的根源——封建主义的幽灵。这说明，在当前的创作中，艺术真实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局部描写有败笔，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成功的。虽然它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已被许多作品写过的抄家、坐牢、流离等“全面专政”下的悲剧，但我们读来仍觉心如刀割，仍然感受到它比其它作品更真实。在我们眼前几乎是重现了那场噩梦，连那个朝不保夕的特定时期的郁闷空气，都可以嗅到。何以如此？因为，作者不光描摹出真实的生活画面，它揭开了那个造“神”与造“鬼”一并进行的年代里，如何“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四百一十一页）的本质特征。它是在用艺术武器批判“血统论”，却能于“血统论”的背后，让人窥见封建主义遗毒的庞大怪影。人们或许奇怪，作者是个与创作无缘，并没有写过什么作品的女青年，何以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作品呢？遇罗锦说，“我要写出我的实话文学”。她是有这个力量的。她有遇罗克烈士给她的思想上的熏陶，她有典型的受难的家庭，她还有个人经历的？折坎坷，她热爱文学，这些成就了她，她的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对生活有真切乃至痛苦体验，又能深刻认识和理解生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无独有偶，儿乎在《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的同时，研究生姜滇拿出了中篇小说《水天苍苍》，仿佛是姊妹篇似的。作者把他的视线投向江淮农村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那里，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因为丈夫被错划为富农，她便被打上黑色的印记，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失去了社会的一切保护，任凭那个生产队长欺凌、糟踏、衔冤投江。难道仅仅是那个流氓恶棍式的队长个人的罪恶吗？不，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是封建的“血统论”，是封建的人身依附的主奴关系，压碎了杨莲花。可贵的是，作品哀而不伤，能于悲痛中透视出人民的觉醒和斗争。
我们的青年作者，并不如有人说的那般“迷惘伤感”、“绝望”，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热肠，以天下为己任，上下求索着祖国的前途命运，从过去的足迹中辨识失误的原因，寻求正确的途径。由于经历过长夜和寒冬的煎熬，他们的思考是深沉的。《风雪茫茫》的作者牛正寰，是一位出色的女乒乓球选手，她并不把生活理解得象运动场那么单纯。当她放下球拍，拿起笔杆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幅六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生活图画。这是大饥荒中的婚姻悲剧。逃荒的善良的女人，在饥荒过后，却不能不因有了两个丈夫而撕心裂肺。了解这一畸形现象的读者为之泫然。它提醒人们，“伤痕”不止城市有，农村更深；左倾路线的灾祸也不自“文革”始，早已有之，只因为讳疾忌医，拒谏饰非，才愈演愈悲，直到十年动乱的恶性膨胀。韩少功去年写了《月兰》，反响强烈。今年他思考得更深了，近作《西望茅草地》，发人深思。小说刻画了一位曾经高唱着新四军歌的久经沙场的老兵，在建国以后，虽然保持了许多淳厚的品格，却由于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不学文化，闭目塞听，终不过是个“茅草地王国”的辛苦的“酋长”而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而不自觉。他主管的农场，不准谈情说爱，不许养花，对小提琴反感，对外国画片皱眉，他搞“查阶级立场”的“山洞考验”之类的把戏很起劲，他的汗水确实比别人流得更多。可是，他还是窒闷死了心爱的养女，埋葬了茅草地的事业，带着一脑袋守旧的意识和不变的教条，独自痛苦着。这个人物身上，有多少让人咀嚼的东西呵！这个人物虽然在千部队伍中是极个别的，却未必没有典型意义。在奔向四化的今天，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正是很多人面临的新课题。张新奇的《啊，老师！》（《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七期），在青年读者中反响强烈。小说在表现师生情谊上不落俗套，生动真切地刻画了王有为老师的独特个性，勾起了广大青年对老师、对充满友爱和谅解的生活的回顾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