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黑龙江省的版图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那83900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就是那天鹅的头冠。那里是祖国的绿色瑰宝，山高林美，资源丰富。有多少人对这片神奇的山林心向往之，趋之若鹜。当然，做一次进山的旅游者很惬意，如果要长期在大山里生活就不容易了。高寒和高纬度环境会使许多人的身体不适应，严重威胁人生命的心脏病发生率较高。这几年，这里的人们对心脏病却不再惧怕了，因为有一位上海的心脏病专家，成了他们的“守护神”，他随叫随到，一年有五六次跑进大山为病人动手术。如果你找到上海他工作的瑞金医院，只要你说是“大兴安岭的”，他便如亲人般给你安排医疗。更重要的是，由他牵线，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已和上海瑞金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他们的指导下，地区医院已组建成了全省地市级医院中一流的心血管专科。
这位“大兴安岭人的守护神”叫张大东，当年在呼玛县下乡的上海知青，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集团闵行医院的院长助理、心血管内科主任，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专家。
那天早上8点半，我就赶到了位于心血管专家张大东也是山里人的“守护神” 莘庄镇的闵行医院，在那座新建的大厦的15楼，我找到了心内科的病房，楼厅里挂着许多锦旗，都是赞扬张大东的医术和医德的。他正在查房，挨个病房巡视，亲切地询问病人，仔细地检查，身边跟着许多实习医生。半个多小时过去了，站在走廊上的我失去了耐心，只好对护士说：“我是大兴安岭的，找张主任。”这一招还真灵，张大东马上出来见我，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这其间，呼玛县一位姓赵的县人大副主任来找他，她是来看病的。还有科里的护士长，也来主动介绍情况，她曾和张主任到过加格达奇为病人做手术。
110里的山路。开始我们还指点江山，有说有笑的。初春的兴安岭，残雪未尽，达子香已绽出紫色的花蕾，山色秀美，我们像逛公园一样高兴。后来就步伐越来越沉重了，满脚的泥水，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军用水壶的水喝没了，书包里的馒头也啃光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就只好抓路边的残雪解渴了！总算在半夜时分，走进了察哈彦这个地处黑龙江转弯处的小屯子，倒在土炕上就睡，一夜无梦。我们浪漫又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和那些逃难到大山里的移民一样，大东他们春夏秋季开荒种地打粮，到张大东当年抬大木头总是抬“第一杠”
大东很帅，有点像哪部电视剧的男主角，儒雅又亲切。听说我在黑河当过知青，他说呼玛和黑河是近邻，我们都在黑龙江边下乡，接着就无话不说了。他说，我是1954年出生，1970年4月15日下乡的。我们是知青中的小字辈，被称为“小六九”〈69届中学生当时只记得路太远了，走了好几天，先坐火车从上海到塔河，又换汽车跑到一个叫三间房的小村落，前面就没有公路了。乡里要安排我们坐拉行李的拖拉机，可是我们一激动，要来个急行军！没想到，那是了冬天就进山伐木。对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来说，什么活都不轻。年纪最小的大东一点不示弱，重活累活都抢着干，不长时间他就“出人头地”了，先当上队里的民兵排长，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主管副业生产。从下乡的那年冬天开始，连续4年领着大伙进山伐木，在零下37度到38度的严寒中，他们跪在大雪地里，用简易的弯把子锯，把参天大树放倒，再砍掉枝杈，把树干用马拖到楞场，再堆成垛，等待火车装走。在楞场抬大木头是又累又危险的活，白白净净的大东，总是抢第一杠，他指挥着8个棒小伙弯腰挂钩，一'起身抬起数千斤的大原木，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向如走去。他们一'起喊着号子一哈腰挂，那个嘿哟挺起腰，那个嘿哟往前走，那个嘿哟莫回头，那个嘿哟……
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在广阔的楞场上空回荡，和火车的鸣叫、山林的呼啸，组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这是张大东人生中最重要的旋律，现在想起还让他激动。他说，人生就是要承担责任，再重的担子也不能弯腰，也不能回头，只能一个劲往前走！后来大东担任了金山公社的团委书记，他不愿意坐办公室，经常活动在各个村屯，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了1000多个知青的知心朋友。在不经意中，他还发现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地处边远，老乡和知青看病难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有的屯子的干部要到县里开会，要走一个星期，更别说是老乡看病了。公社没有像样的卫生院，村里的赤脚医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那时已经有来自上海的医疗队，在这一带巡诊，大东很敬重他们，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命运还是安排了这个心地善良又特别有责任心的青年，成了人民的白衣天使。
1976年，张大东被公社推荐上大学，只有一个学校，那就是上海第二医大，没有任何医学家传和个人愿望的他走进了医学殿堂。对于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大东，学习的压力很大。但对于有过抬大木头经历的他来说，一切困难都能战胜，无非是付出更多的努力。3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大东被留校工作，成了附属的瑞金医院的临床医生。从普通医生到主治医生，大东干得很出色。1990年他被派到法国的贝藏松大学的医学院进修，在那里他学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心脏导入手术。1992年12月，学成回国的大东主持了上海第一例心脏介入手术。病人是一个36岁的司机，他心绞痛发作生命垂危，原因是心血管狭窄，还长满斑痕。大东用国外采用的从血管导入的方式，用球囊导管扩开血管，让血液流通。手术成功了，病人得救了，一项新的医疗技术通过大东在中国推广。作为这项技术的专家，他被请到全国各地进行示范手术，3年的时间里，他奔跑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云南、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山东、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上百家医院。在奔波中，大东很辛苦，也很满足，在不断实践中他的技术更加娴熟，他要攻克心脏病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办公室的书柜里，我看到了大东被中华医学会授予“中国介入心脏病杰出贡献奖”的证书和美国牛津大学临床试验和治疗心脏病研究中心授予他的“研究证书”。这标志着他在中国治疗心脏病方面的成就和地位。也许他更在意的是他和那片大山里的乡亲们的情感，他给我看他回呼玛县和乡亲们的照片，还有他给大兴安岭人做手术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张大东常回大山为乡亲医病
1999年春节前，风雪迷蒙的大兴安岭迎来了久违的客人，告别大山23年的张大东一行4个当年插队的战友，又回来了！从哈尔滨到加格达奇，他们
一夜无眠，下了车又换车直奔呼玛方向，翻过雪深林密的大兴安岭的脊梁，进入塔河地界，他们兴奋起来。“塔河火车站，储木场！”那是当年他们抬大木头装车的地方！大东的耳边又响起抬了大木头的号子声。“呼玛转运站！”那是他们每次回上海等车的地方，在那大通铺上他们留下欢笑，收获虱子，那是带回上海的最珍奇的礼物！在去呼玛99公里处，他们望见了窗外那片被大雪掩盖了的空地，楞场和帐篷都不见了，他们曾在这里干过活，也打过群架……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他们终于找到了路边“三间房”的路牌，这里是他们苦难青春的起点。他们走下车，面对着夜色里的田野和远处的树林，大喊：“我们回来了！”那声音消逝在风雪的呼啸中。他们夜宿新街基，这里是金山乡所在地一大东的发祥地，他和每一个见面的乡亲抱头痛哭，“23年了，你们终于回来了！”他们都这样说。第二天，他们又从新街基下江道，顺着结冰的黑龙江来到江边山下的小村察哈彦，乡亲们拿出最好的山珍、河鲜招待他们，狍子、山鸡、飞龙、野猪、猴头、木耳、嘎牙子鱼都摆上了炕桌，每一家都免不了一顿好酒，一场通宵达旦的回忆。老乡说，你们当时才十六七岁，干活拼命，比我们都能干！他们还说，没有你们，就没有察哈彦的今天！你们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可是一分钱也没带走！说着，有的老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张大东被感动了，被震撼了！乡亲没有忘记我们，他们又是这样地需要我们。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许才是最好的报答！从呼玛一回到加格达奇，他就见到了地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姜佩萍，一个帮助地区医院建设心脏内科的设想，在他们的讨论中有了眉目。大东的想法得到瑞金医院的全力支持，不长时间，这个计划全面实施，姜主任亲自带领全套人马到上海进修，大东帮助地区医院配备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心脏介入技术就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医院里开展起来。重要的手术，大东飞进大山，亲自率自己的团队参加，并做现场教学。这样一来，让大山里的人“谈虎色变”的心脏病并不可怕了，因为他们有“神灵保佑”了。
那一年的春节，大东是在大山里度过的。回到上海，面对灯光璀璨的大都市，他很淡然，因为他的心留在了大山里，那山林中微弱闪烁的灯光，也让他动心。
在大兴安岭，许多人都会给你讲大东的故事。地区质量监督局王世成局长说，2000年我患心肌梗塞，地区的姜佩萍主任让我顺利地度过危险期，大东又来电话让我到上海，他要亲自给我做手术。手术前，他告诉我不要紧张，尽量放松，然后指挥助手把我抬到手术台上，吩咐其他医生打针，做手术前准备。室内开始放轻音乐，又把荧光屏调到我的头上，让我自己看着心脏跳动的情况。大东坐在手术床旁边的椅子上，边操作边回忆同我当年插队的情景。不知不觉中20分钟过去了，无任何痛苦地完成了手术。出院后我和爱人请他到饭店吃饭，答谢他的救命之恩，结果他花钱结的账。我和爱人到他家看望他夫人和孩子，给他送的钱，他坚决不要。
地区实验中学的退休教师李祥富说，我得了心梗后，时常绞痛，一年要住两次医院。到上海找到素不相识的大东后，他仔细诊察后，亲自给我做手术，一次装了两个支架，彻底根除了病痛。当时带的钱不够，大东又安排让我先做手术缓交钱。我要请他吃饭，让他推辞了。我偷着塞给他的红包，他又托人给退回来了。
北山宾馆的副经理蒋阁才四十出头，患了扩张性心肌病，有的医院检查提出要给他做换心手术，精神压力很大的他找到了大东。大东为蒋阁做了认真的检查，说明他的心脏病没有那么严重，当晚还请他喝酒，打消了他的顾虑，还指导他们心脏保健的方法。
直接受到了大东诊疗的大兴安岭人不下百人，间接的就更多了。他们关于大东的故事是一时半会儿讲不完的。
结束采访时，他对我说，我是个医生，为每一个病人服务，这是我的天职。我又是大山里走出的知青，大山里的人有恩于我，为他们尽点心，这还有什么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