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离乱后的乡愁最充分的是余光中。他是一位创作非常丰富的诗人，题材涉及也广，他的很多作品都与故国的思怀有关。也许是远隔造成了思念的真切，余光中的这些怀乡诗集中表达了那些在本世纪最大的民族离散中漂流的苦情。他的诗中没有海峡另一边同行的那种欢快和满足感，而是一缕又一缕无以排解的乡愁的缠绕。《民歌》，《乡愁》，《乡愁四韵》，一曲曲充满苦恋乡土的歌吟，无不把母亲、童年和长江、黄河、广阔的中原大地联系在一起。从思念亲人而追及思念故国，特别是通过与丰盈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辽阔无边的秋思，与海峡此岸那种满怀希望与欢愉的春天的歌唱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余光中的诗中，痛苦和悲怀生发自故乡和母亲的追忆，但却升华为对于完整的文化中国的拥抱。因为历史的裂痕造成的隔离，这种拥抱只是在梦中或想象中进行，故充溢在诗行内外的哀愁是无以排解的。
余光中对自己这些诗的创作，有过郑重的反思：少年时代，笔尖所沾，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1842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枝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块大陆，去沾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怀古史，原是中国古典诗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自鉴。这样子的历史感，是现代诗重认传统的途径之一。（《白玉苦瓜咱序》，1974）余光中这些怀乡之作原是与他对诗的历史感的追求相结合的，但不论怎么说，他表达了离愁，他把当日中国诗从倾注于意识形态转向了历史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历史的厚重感，特别是对那种显得飘浮的欢悦的补偿和校正。这是另一部分诗人对新诗的大贝献。
在这个时期，余光中已作了《舟子的悲歌》、《钟乳石》、《莲的联想》、《敲打乐》、《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十多部诗集。在当代中国，他是诗作产量极为丰富的一位。余光中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受过完好的教育，在东西方文化方面有着丰富的学养，也是中国当代积蕴深厚，才力充盈的一位诗人。
中国当代诗有过多的欢愉，而古人总说欢偷之辞难工。即从诗的生态而言，诗人应当表达人类共有的种种情感，而不应是只表现其中的某一种，若是只表达这某一种，诗就会因单调而趋于窒息。好在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且各具才华和各具特色的诗人。一些诗人未能完成的，由另一些诗人作了弥补，所以就某一局部来看可能是欠缺，而从总体考察，却是一种意外的完备。当代中国因亲情的隔断而产生的民族悲情，乃是中国新诗未能忽视的重大情感资源，这方面的遗憾，由海峡另一边的同行们作了补正。痖弦有一首题为《红玉米》的诗，把新诗的历史感导向沉郁。这一串红玉米被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它表达了整个北方的忧郁。诗人通过那串玉米在风中悬挂的姿态，传达了羁旅游子的无边的忧愁。痖弦著诗不多，但下笔极严。正如论者所言：痖弦诗所吸收的是他北方家乡的点滴，30年代中国文学的纯朴，当代西洋小说的形象；这些光谱和他生活的特殊趣味结合在一起。这些诗是从他血液里流荡出来的乐章。（叶珊：《（深渊）后记》，1967）一本《痖弦诗集》佳作联翩，令人目不暇接，诗集精粹如此，在中国新诗史上少见。
50年代的大陆诗歌，大的趋势是走向规整和律化。后来强调学习民歌，同时旧体诗歌也有很大的传播，而后，在理论上便提出新诗应在民耿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这些趋势导致大陆有一场由上而下发动的规模巨大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以及历时甚久的关于新诗格律的讨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海峡的另一边，则有一场同样规模巨大且同样历时甚久的现代派的论争。这些论争在推进新诗的成熟方面，提供了丰足的经验。海峡两岸迥异风光的映照，展现出了中国当代诗史这一页惊人的繁富和瑰丽。
在台湾这一场现代派运动中，纪弦（1913）是一位领导和推动整个潮流的人物。他把当日的诗歌创作展开了一个新生面。尽管这个诗歌运动本身存在着缺憾，但对台湾新诗的创作、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新诗的现代化进展，都有重大的贡献。纪弦在30年代曾与戴望舒、徐迟等办过《新诗》月刊，他无疑是把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火种带到台湾，并且成为1949年以后台湾诗坛的点火人。
1956年1月纪弦发起成立现代派。而作为现代派的准备的现代诗社则比这要早，该社成立于1953年2月。纪弦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为号召，并提出著名的现代派六大信条。现代派的成立对当日为战斗文艺所窒息的诗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50年代台湾的内外条件提供了诗歌的现代运动兴起的有利条件。不仅有纪弦领导的现代诗，还有1954年3月覃子豪钟鼎文（1914）、余光中等发起组织的蓝星诗社。该社倡导自由创作路线，不像现代诗社那样有较为明确的宗旨，但在促进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以及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情思方面，与现代诗的主张是同向的。1954年10月，创世纪诗社由张默、洛夫、痖弦等发起并创办《创世纪》诗刊。他们都是当日的军中青年诗人，用自己的薪金自费办起来的刊物，《创世纪》从50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到今天，成为台湾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拥有作者最多的一个诗刊。张默、洛夫、痖弦长期共事，坚持始终，被称为《创世纪》的三驾马车。洛夫（1928）致力于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他的诗意象诡异而多变，被称为诗魔。著有《灵河》、《石室之死亡》、《魔歌》等诗集。洛夫认为诗的创造过程就是生命由内向外的爆裂、迸发（《我的诗观与诗法——（魔歌自序）》）。
由纪弦提出的现代派六大信条，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现代诗的论战。六大信条发表后即受到了覃子豪的驳难；苏雪林于1959年7月发表的《新诗坛象征创始者李金发》中也有尖锐的批判。其间自50年代到60年代，论争的高潮迭起，一直到70年代初，又有关杰明、唐文标等对现代派的西化倾向的批判。在台湾为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功过得失进行激烈的论战的同时，大陆的诗歌也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的提倡而引发一场规模巨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内容涉及诗歌的革命浪漫主义、新民歌有无局限性以及新诗形式和建立现代格律诗等非常广泛的问题。何其芳、卞之琳、萧殷、力扬、沙鸥、冯至、袁水拍等为数很多的诗人、学者和批评家参加了讨论。有趣的是，在中国两个地区几乎同时展开两场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其问题的提出是互悖的，即一个是由现代派和西化所引出，另一个则是由向民歌学习和建立民族化的新格律诗所引出。
这两场讨论表明中国诗歌问题的复杂性，其实是涉及中国新诗发展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一方面，中国新诗必须面向世界，吸收外国的影响，促进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在从事这些努力时，要不脱离自身的文化传统，使诗更切近中国人的情趣和习性。50年代在中国不同地区展开的论战，都存在着反向的偏颇：在台湾，是横的移植的强调；在大陆，是新诗应以民歌和古典诗歌为基础的纵的强调。
两者都有其失度的歧误。
但今天反顾当时台湾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可以发现，由于纪弦勇敢的提倡，迅速形成了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代里的发展和繁荣。台湾诗坛出现了现代、蓝星、创世纪鼎足而立的局面。这种面向世界的新诗现代主义倾向的强化，有力地推动着中国50、60年代现代诗的发展，并且明显地调适了当日中国新诗与五四新诗现代化传统的脱节，从而纠正了新诗在历史转折期中的倾斜。以这一讨论为契机，方使中国当代诗歌获得了健康的和全面的关于基础和方向的体认。在台湾，继现代派、蓝星、创世纪大力推进现代主义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诗歌界从这一诗歌流向中也感到了明显的缺失，于是有了对于本土性和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大讨论的积极后果是在强调现代精神的同时，重新燃起了对于发扬中国固有诗歌传统的热情。
作为对现代主义大潮的反拨和补充，60年代台湾相继成立了由文晓村（1928）、王在军（1920）等发起的葡萄园诗社，由古贝（1939）等发起的新象诗社（1963），由林亨泰（1924）等发起的笠诗社（1964）。上述诗社的成立，使中国新诗在那一特定时空呈现出它全面发展的气象。当人们获得了现代的和世界的觉醒，如今又生发出对于中国传统和面对实际生存状态的热情，这便是对以往新诗徘徊、甚而断裂的一种校正，正是中国新诗通往成熟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一追求中，葡萄园诗社倡导明朗、健康、中国的三个基本观念，对当日诗界有积极影响。中国新诗在60年代的回归，是葡萄园率先提出的，它希望并呼吁人们勇敢地抛弃虚无、晦涩与怪诞而回归真实，创造有血有肉的诗章（《葡萄园创刊词》、笠诗社诞生于与《葡萄园》同一背景中，笠的形象是土地和劳作，这命名便鲜明体现了它的乡土特色——几代本土诗人如今聚集在纯朴的笠的下面，共同耕耘着中国诗的沃土。《葡萄园》和《笠》诗刊如今仍在出版。葡萄是圆的，笠是圆的，它们和其他流派、诗社一起，为中国新诗创造着圆圆的收获季。
中国新诗的这一个阶段，受到中国特殊政局的影响，其中包括台湾海峡的阻隔，以及大陆的大跃进、文革等的震荡，使完整的新诗生长出各具异趣、同时又是非常畸斜而丰富的形态。新诗在这个阶段的复杂的丰裕原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悲剧命运为代价的。
中国当代诗歌是以50年代此岸大规模的欢乐颂以及彼岸刻骨铭心的天涯飘零的怀乡吟为序曲的。在海峡的这一边，那一支漫长的狂欢序曲一直持续到文革的后期。诗人们终于在欢乐颂的尾声中得到苦痛的醒悟，于是在地心深处，灼热的岩浆腾涌，默默地萌发出反叛和抗争的歌吟。当日尚在囚禁或半囚禁状态的诗人，在尚未获得自由的情况下，以急切的心情和悲愤的声音，召唤着新时代的曙光。而后，随着大地冰雪的消融，那些曾被流放于四面八方的诗人，带着满眼的泪花和满身的血痕，先后唱起了一曲又一曲归来的歌。
当伤悲累累的悲情的吟唱静静地回荡在中国边远的山野时，中国的颂歌时代正在走向它的终点。一些更为年轻的诗的挑战者，也正在用反叛的心情，编织着中国未来时期诗的蓝图。这本诗集临近结束的年代也是新诗潮在地层深处酝酸发酵的时期，后来它终于在80年代演出了一场壮丽的活剧。归来的歌和新诗潮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集聚，预告着中国新诗一个崭新的时代。现在，我们在经历了长长的难以言说的苦痛、怀着复杂的心情送走这个贫乏而又丰富的时代时，依稀望见了未来的绚烂。
邹荻帆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留下的工作由我来做，在我有一份难言的沉重。情感的托付，责任的承担，使我不敢懈怠，也不敢轻忽。好在此刻工作已告完成，我仿佛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磨难，现在可以舒一口气了。吴家瑾是我青年时代的好友，我们配合得很好，业务的熟稔，经验的丰富以及她的敬业精神，对我都是无言鞭策，我真诚地感谢她。新诗史料专家刘福春先生，本书责任编辑徐如麒先生，他们协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远在海峡对岸的张默先生以他对于中国新诗事业的热诚的爱，提供了有力的援助。友情无价，在这里，我深深地感谢了。
1996年岁暮于北京大学畅春因（原载《小说界》199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