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亲缘联系伴随新诗发展的浓重阴影
一部生动而又丰富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我们熟悉的。它的创造与冲突，它的挫折和异变，它的漫长路途的探索和跋涉，特别是当它自然地或人为地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一个悠长而又浓重的阴影便成为一种企示的神灵示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它仍然活在新诗的肌体中，仍然活在中国新文学的命运里，它并没有在七十多年前死去，这个阴影便是中国古典诗歌。
我们终于有可能认识它的坚韧生命力。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人类精血培育的文化艺术形态，当它被证明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生存相联系时，它不会轻易地消失。即使有一天，它的主流地位被取代了，它也会成为一股暗流，依然制约着某一个领域的发展。就中国的古典诗歌和中国现代新诗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的亲缘纽带基于以下数点应当得到确证：它同是这个土地和这个民族通过诗意的领悟进行审美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是同一母语和同一文字创造的诗体文学；不论语言的变革带来了多大的变化（由文言变为白话），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发的，是在白话文兴起之时，旧文学中的白话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小说方面。诗的白话因素及倾向也有很长的历史，如明清之际的民歌，旧诗中的竹枝词等；更为重要的是，古典诗歌的运作习惯已经成为思维的一种方式，成为顽强的文化因素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这一点，从新诗诞生以来新旧诗人之间相易而作自己专擅之外的另一种形态的诗、特别是若干新诗人热衷于作旧诗便是明证。
特别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每当人们——这些人有的是新诗运动的推动者，有的则是新诗运动的怀疑者——感到了对新诗现状的怀疑或不满时，阴影便如神灵应时而现，它往往成为无可奈何之际疗救的药饵。如50年代因对新诗传统和现状的否定而发出对古典诗歌的召唤一新诗应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即是一例。
因为是中国的新诗，它不可能摆脱历史更古老，经验更丰富，因而成就也更巨大的中国旧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兼而有的。作为草创新诗的左四那一代人，他们对旧诗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就是出于创造新鲜太阳的使命：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宠爱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郭沫若：《女神之再生》）
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为创造新物而抛弃旧物的愿望和追求。五四那一代人，他们憎恨旧的社会而向往新的社会，他们为创造新文化而批判旧文化，这种弃旧图新的心态，导致他们对旧物在诗歌领域即是旧诗一的批判态度。新时代的太阳之光，那旧的皮囊（可以引伸为旧诗的格律框架）已完全不能适应。当中国知识界那一批最新的觉醒者面对世界新思想的光芒，如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时，他们激愤于没有适当的容纳和表现这些思想的形式，他们对于粉碎这种旧的障碍的愤激之情完全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
胡适曾经详细地描述了在新诗创立过程中他和其他人对于旧词调摒弃的艰难历程。他们那时要摔掉阴影而让全身心沐浴在新时代的新光之下。此外，那时的旧势力太强大也太猖獗，他们的决断是一种对于旧势力的反抗的唯一选择。
那时来不及或者压根就不准备考虑新诗与旧诗的承传的联系，也不想承认旧诗对新诗会有范围相当宽泛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技巧的借鉴和启发。那时一心一意想的是摆脱和排斥，而不是吸收和交融。
要是说五四当年困扰新诗的是草创期急切间不能彻底迅速地抛弃旧诗的影响，到新诗建立之后，则由于否定了倕凌的旧诗格律，而导致削弱了诗的音乐性过于松散自由的话，时至当今，困扰新诗的却是对于旧诗的过分重视和热情，而使变形的古代阴魂对现代诗创造的不断施暴。
七十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而自50年代以迄于今的危险则是在堂堂皇皇的号召和倡导之下，违背五四的革命精神，向着批判精神的反面肯定被批判物。阴影从来存在，而且继续施加它的无时不在的笼罩。现今的人们好象对历史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对着当年认为的障碍物唱起礼赞之歌而缺乏耻辱感，这对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常识的人，确是非常令人吃惊。
二、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极致盛世的哀音迟暮时节的辉煌
基于以上对于那无所不在的阴影的认识，在我们对于中国新诗的全视野中，不能不从古典诗歌的末日开始我们的思考。只有在我们对古典诗歌在它行将结束之前的状态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对新诗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我们已经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要研究中国新文学，不可不了解中国旧文学，要研究中国新诗，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旧诗。对旧诗作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那是古典诗歌史的任务。和新诗关系最直接和最接近的一页是清诗。具体地说，中国新诗的诞生是以清诗的消亡为代价的，清诗是新诗的原因，新诗则是清诗的结果。因此，我们的话题要从清诗谈起。
清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原先在明代后期逐渐增长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清初受到了抑制。社会战乱频繁，使农业凋蔽，人口锐减，据史载明末全国人口已五千一百余万人，顺治十七年全国不到二千万人。四十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三。一个取得成功的新兴王朝，而且又是一个通过长期的马背上的奋行取得胜利的少数民族取得的政权，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康熙大帝执政的数十年以至乾隆盛世，实行了许多稳定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控流民，鼓励垦荒，兴
修水利，减免赋税，在国内团结各个边疆民族，勘平民族叛乱，使国内安定也使国际地位大为提高。
由于国力强盛，经济实力雄厚，从康熙开始，编纂各种辞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时期的《全唐诗》、《四库全书》，为文化学术建设建立了功绩。大型皇家园林的兴建，从畅春园到圆明园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康熙乾隆时代可谓文治武功的极盛时期。
一百多年的社会安定，也为文学提供了繁荣发展的基础。清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髙压与怀柔的结合。科学制度吸引知识分子热衷仕途，文字狱又对思想统治起了威慑作用。古典朴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社会组织的产物。这种反对主观冥想，崇尚实证考据，排斥空谈的做学问态度恰好为知识分子逃避严密文网和政治迫害提供了出学者的才华精力，是可以在这里得到寄托和驰骋，而不会承担政治上的风险。
这个时代，离开解放浪潮相去已远，眼前是闹哄哄而又死沉沉的封建统治的回光返照，复古主义已把一切弄得乌烟瘅气麻木不仁，明末清初的民主民族的伟大思想早成陈迹，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
清代文学，是一个缺乏创造精神的时代。这与当时的强盛国势形成了巨大反差。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此有一个总体的估价：
我们看清代嘉庆以前的文学界，无论诗文诗曲，都是走的复古之路。因此，各体作家，在一般倾向上，都逃不出蓽拟与因袭。外表纵是华美可观。内面缺少新奇的生命与创造的精神。作文的拟韩、柳，作诗的拟李、杜、苏、黄，作词的拟姜、张，作曲的拟张、施，成绩最好的，也不过这般人的影子。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必归罪清代的才力，实际是清代在中国的旧文学史上，是最后的一期，各种文体，如诗、文、词、曲、杂剧、传奇种种的特色，在各个时代，都已发挥殆尽，到了清朝，全变成了旧的形式，任你是大才力的作家，即不能向新文体新形式方面得发展，想在那些旧形式中，灌输新生命，恢复艺术的青春力量，实在是很难的。所以在经学、史学、小学及其它各种学问的研究上，都有很高的造就，在旧体文学上，都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成绩来。
清代虽然是文学创造力衰竭的时代，但每种文体都在造尽文章的前提之下，力求把文章造得完美赅备。就诗歌而言，它也造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清诗当然不能和唐诗比，唐诗是继古诗之后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创造力的大发扬，它的辉煌是不可企及的顶峰。但唐代诗人也有他们优越的条件，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又一片未曾开垦的良田沃土，还有未曾摧毁的自由而浩瀚的天空，他们随便摘下一个柳枝，便可以唱出人间极婉转的伤别之情，他们随便面对一片孤飞的云影，便可托出一些前人不曾道及的人生感慨。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各种诗体发展充分臻于完满诗人们面对这一切，每一次吟咏都充满了第一次创造的喜悦。再加上良好的竞争交流的风气，彼此唱和酬答，技艺上的切磋，更增添了创造的欲望。这种交流促进了多种风格的耸起和相互渗透。风格的形成又加速流派集结的过程。风格相近的诗人形成流派之后，增强了艺术上的竞赛，于是诗歌创造开始良性循环。
唐代诗人大体都在自娱和交流前提下进行诗歌创作，那时的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洒脱足以令后世之人羡慕。写诗就是写诗，除了朋友间往来传阅，就是给当时的艺术家们演唱娱乐，这种娱乐多数也是在朋友之间的酒会上进行的。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大约一百余年间，唐代国势强盛、社会稳定，更为诗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而清诗不同，它必须在前人千万遍咏唱过的地方造出新气象和新境界来。许多题目经过多年的践路已经是稀泥一滩，但清代的才子们却必须艰难地从中掘出一些足以让人兴奋的诗歌。这样，他们付出的是百倍于前人的心血，而造出来的却很可能是聪明的重复。以王士祯为例，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康熙年代，崇尚盛唐风度，手编《唐贤三昧集》，目的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燃灯纪闻》）。他是神韵派的倡导者，天下为之风靡，于是成为当时诗坛的盟主。他的《秦淮杂诗》之一：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此诗极富唐人绝句情调，也有那份空灵与洒脱，但却是造出来。清代人大抵都有这样造诗的本事，诗艺的运作极为娴熟，学唐人便像唐人，学宋人便像宋人。唯独没有清人自己的气度，那确是一个没有自己风格的时代。
清人入关之后学习汉人的文化，但那时的汉文化已是层层相因，少有自己时代的特色了。所以尽管清初直至乾隆时代国势强盛，但文化的取向上却是强弩之末的承袭。诗歌也如此。可以说，诗意的精湛已到无以复加的极致，自魏晋及唐以降，有无数的诗人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清代人已将其经验完全彻底地接受下来以为我用，这种诗歌的极盛是不可怀疑的。作为一代宗师的渔洋山人，他是清诗的一面旗帜，他的技艺之圆熟，风韵之飘逸，一切都像他所师法的盛唐气象。但的确也有一种末世之感渗出纸墨行间。以上面举例的《秦淮杂诗》为例，明明是秦淮河畔的浓春景色，他却偏偏联想到了深秋的悲凉：十日雨丝风云里，浓春烟景似残秋。
早期的浪漫激情已随着明末清初的战乱逝去。尽管战争之后是一个雄大的王朝的建立，但逐渐走向十九世纪末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充满了秋风秋雨的萧瑟。列强的枪炮逼开国门和清王朝强大的舰队沉没海底的悲剧虽然还是一百年后发生的事情，但这般悲凉之气却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也许这时代的伟大著作《红楼梦》最能代表它的实质。你看那绮罗绵绣，书画琴棋，春花秋月，清雅的谈吐，细腻的情感，一派富贵繁盛的气氛，但传达的却是行将颓倒的大家庭繁华未曾褪空，而衰落的悲剧即将来临的信息。
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浪潮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明代的那一派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为感伤主义。《桃花扇》、《长生殿》和《聊斋志异》都是这样的文学潮流变异的杰作。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结尾的一套《哀江南》是这一感伤主题潮流的集中呈现，可以看作是封建主义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