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借着雨势，将窗户摇得山响，连整个隔扇也好像在发颤。窗帘呼呼啦啦，大白鸟一样地飞，一阵阵的雨星往屋里灌。外面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黑暗中一切都在响。风和雨的声音搅在一起，加上海浪的配合，组合以后再重新发出，使一切都变得怪异而不可捉摸。哗——雨水拍在树叶子上，呼——风在沿着山坡低旋，刷——浪由黑暗的海中卷上来……世间一切能动的东西都在振动着。轰隆隆，闪光过后是一连串的闷雷，仿佛有万千铁甲车在天边滚动，透过惨白的电光，可以看见雨水中摇摆挣扎的树，看见翻滚咆哮的海，看见无穷无尽的雨帘和山下城里那一片迷蒙的灯光。呼啦——呼啦——呼啦，全世界都旋进这个大漩涡里来了，谁也跑不出去，也没地方跑。我相信，所有的人都醒了，在这样的狂暴的雨夜还能沉沉地安睡，除非是缺心眼。人们不敢出声，人人都捏着一把汗，担心所住的小山在顷刻间坍塌崩裂，随着泥石流滑向万丈深渊。猛不丁的一阵静寂，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滞了，什么都不存在了。还没有缓口气，又来了，呼啦——呼啦——比刚才更猛。我睡不着，在风静的当儿听到身边的丈夫睡得很均匀，还在打小呼，大概现在就是把他抬到海里去他也不会醒。看着飞舞的窗帘，我想起关窗，又突然想到，晾在外面的衣服还没有收。推了推鼾声不已的丈夫，他不耐烦地说，你干吗？
我说，天要塌下来了。
他说天塌下来有三楼顶着，不用我操心。又说他一直在醒着，在考虑学生论文的事情，根本没睡着。
我让他出去收衣服。
他说，反正也湿了，收回来也是湿的，让它淋着去吧。
说完，又响起了鼾声，我知道他又在考虑他学生的论文去了。我来到阳台门口，发现昨天晒的衣服早已没有踪影，不知飘舞到哪个角落去了。黑暗的风雨中，有手电的光亮一闪，又一闪，我意识到，光亮来自隔壁草坪，侧身望去，果然见两个老太太穿着雨衣在院里折腾什么。该不是借着风雨之夜挖宝贝吧？我的脑瓜一下进入了文学创作思维，脑海，里映出一个个电视剧“杀人事件”的镜头……连小雨也害怕的老妇人，在黑夜里大战暴风雨，一定在干着顶天立地的大事！
早晨起来我得知，贺茂死了，死在昨天夜里。
对面的门敞开着，这是为了让贺茂的灵魂能顺利走动。老太太们为贺茂很郑重地穿起了丧服，黑的衣裙佩戴着黑珍珠的项链，一切都一丝不苟，并不因为逝去的是只狗而稍有怠慢。
贺茂跟我也算是有过交情的，我买了一束花过去尽人情，主要是关心一下失去爱犬的老太太。相濡以沫的生灵不在了，老人们的心里一定很难过，劝慰一下是必要的。进到对门房间，看到贺茂像人似的被停放在客厅的主要位置上，灰色的长毛被老太太们用吹风机吹干了，盖上了小毯子。贺茂的旁边一左一右坐着山本和柴田，老太太们的脸色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悲悲切切。
山本将我的花接了过去，摆在贺茂的头部。柴田告诉我，殡仪馆的人一会儿就到，贺茂的尸体交给他们处理会办得很妥帖。我没好意思问是动物的殡仪馆还是人的殡仪馆，日本养宠物的很多，宠物死了，是该有收拾尸体的部门，总不能扔到垃圾堆去。既是来吊唁狗，总得要说点儿什么，我提到贺茂不少可爱之处，老姐儿俩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说，将来可以再选一只秋田犬来养，秋田犬实在是聪明又忠实的狗。老姐儿俩看着我还是一言不发。
中午的时候，来了辆汽车，将贺茂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拉走了，同时拉走的还有贺茂的窝和贺茂吃饭的塑料盆。贺茂一下就消失了，一个几十年的生命，在一个上午消失得干干净净，没留一点儿痕迹，就像它从没出现过一样。我好像从生命的流逝中体味到了什么，很浅薄，很模糊，也很说不清。
没有了贺茂，我的心里有些空落，有些不习惯，在阳台上常常下意识地往对面草坪上望，东南角上空空荡荡的，只有绿草，风吹着那些草，微微地颤，有了生命一般。头顶的天很蓝很蓝，有云彩在飘。山下的海很绿很绿，卷起一朵朵细碎的浪花，太阳晃晃地照着，不知从谁家飘出了葱花炝锅的香味……
我想，这大概就是光阴了。
四
经过一场暴雨，隔壁的花木已经凋零得不成样子，推算着那个白脸的贺茂该来了，可是贺茂一直没来。我等待着老姐儿俩叫我过去搬花，天都凉了，也没见过来打招呼。
转眼到了年底，山本和柴田似乎更忙了，她们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一周两个半天，坐汽车到广岛车站的学习塾去上课。我不知道学世界语有什么用，据说这种人造的语言（当然，所有的语言都是人造的）很科学，很容易掌握，地球上还有世界语协会组织，大家用世界语交流，像一家人一样。这是一种新颖的、陌生的语言。我没有那精力，没有那勇气接受它，但是我对门的老太太们有这种勇气，她们对世界的新鲜总是有种追求，孩子一样的好奇。有时我觉得她们活得过于细腻，过于投人，简直成了精。
跟“精”住对门，有种可怕的感觉。
有一天我没话找话，心血来潮地问她们世界语好学不好学，山本说很简单，柴田说很有意思。我问她们“原子弹”世界语怎么说，姐姐说“啪轰”，妹妹也说“啪轰”。
我说，原子弹是“啪轰”？
她们说，是的，是“啪轰”。
妹妹补充说，“啪”是闪光，“轰”是爆炸。
我以为她们是在开玩笑，两年后到美国访问，见到了一个会世界语的教授，我问世界语“原子弹”的发音，他准确地告诉我是“啪轰”。可见对门的老太太们绝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那天，她们动员我跟她们一块儿参加世界语学习，我说连眼前的日本语还没有学好，还是把世界语先放放吧，到桧峰的商店里用世界语买不出大白菜来。
我听到老太太们背世界语单词……“沃童”“奈幄得”“释司斯”，怪怪的，听着让人想乐。老姐儿俩在试着用世界语给对方写信，很认真地投送邮局，很认真地收集，很认真地回信……我有点儿提心吊胆，怕她们哪一天高兴了也给我用世界语写一封。
日本人年末是忙碌的，很大的工作量是写贺年片和送年礼。人们将写好的贺年片统一送到邮局，元旦那一天早晨邮局一起发放，几乎每家都会收到一捆乃至几捆贺年片，收得少了便会被认为是没人缘，在邻居中很没面子。年礼叫做“御岁暮”，是给至亲好友送的，不管多远，商店都负责送到。商店送年礼多雇用临时工来帮忙，送的人开着车来到小区，在门外就大声喊，很张扬。对门老姐儿俩像互相寄信那样，也互相送年礼，山本让商店给柴田送来一盒金鱼糕，过几天柴田又让人给山本送来一包山蘑菇……我到商店给俩老太太一人寄了一块头巾，为了增加声势，是按两份礼品送出的。很快，我收到了她们的回礼——一条漂亮的呢裙子。
丈夫说，门对门地住着，玩些个花样，过家家似的。
我说，这也是一种情趣，自己制造的情趣，它会让生活更有味道。
丈夫说，这都是闲人干的事。
我说，不是闲人是贤人。
日本有规矩，当年有丧事的人家不能接受贺年片，必须在接近年底时向亲戚朋友发出“丧中失礼”的通知。是圣诞节前两天，老姐儿俩买了一棵很漂亮的圣诞树，让花木公司的人给送了来，她们把树立在草坪上，几乎占了草坪三分之一的位置，原本是要让树站在客厅里的，客厅太矮，容不下，就挪到了外面。老姐儿俩有事干了，进进出出地装饰这棵树，她们买来各种小玩意儿，很开心地，不慌不忙地慢慢在树上给它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本来是少年所为，竟然被两个老太太干得如此有滋有味，给我的感觉是，圣诞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装饰圣诞树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隔着栏杆问她们，圣诞节是要开Party么？柴田说是，并且说那天晚上希望我能过去帮忙，给她们的客人包中国水饺，作为一道大菜，让大家品尝。山本拿来纸笔，让我写上需要准备的材料，我说饺子全部由我安排，算是我给大家的礼物。老太太们听了，高兴得小孩似的直拍手。
过节这天上午我提着两棵白菜两斤肉馅回来，上坡的时候碰上邮递员送信。邮递员是熟人，他正在汉语学习班学汉语，见了我总要多说几句话。他用汉语说有我的信，也有对门的明信片，说着将信递过来。接信的时候我看到对门那张素白的明信片上三号黑体醒目地印着：丧事在身，新年不再问候，失礼之至，乞谅。下面一行小字：
长子贺茂（享年43岁）五月永眠，感谢生前厚情，多方关照。寒中祈望自爱。
平成十四年十二月，柴田昭志
贺茂，贺茂，莫非就是那个常来走动的贺茂！
邮递员指着明信片说，主人的信，息子死。
我说汉语不叫息子叫儿子，不叫主人叫丈夫。
他说，对，是儿子。
“儿”的发音他发不好，说成了“俄”，我顾不得跟他仔细计较，急匆匆地问，谁的儿子？
他说，奥巴桑。
我说，说汉语，哪个奥巴桑。
他指着明信片上的柴田两个字，吭哧了半天，说不出柴田的姓氏。后来还是换了日语说，是柴田老太太的儿子，得的是白血病。
我的脑袋蒙了，怪不得这半年没见贺茂来看望老太太，原来五月就已经故去了，难得的是老太太们竟是这样的沉稳，这样的平静，如同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任着下面有暗流漩涡，有跌宕起伏，表面上竟是水花不起，平缓舒展。做到这点要有怎样的功夫，怎样的韧性啊。快乐的老太太，背负着这样的沉重，那腰竟然没有弯，还在准备着欢乐的圣诞晚会……
一个上午又一个下午，我的心情都不能平静，老想着那个面色苍白的贺茂。他是柴田的亲儿子，走在了他母亲的前面。他的母亲，老年丧子……丧了子的母亲，正在忙忙碌碌地准备圣诞晚会。脸上带着知足的笑，屋里屋外地张罗……我想到了自己，几年前为了一次工作上的委屈，当着许多人搞得哭天抹泪儿；因为受到某人的羞辱，恨不得一头撞死，怎的就这么小家子气呢……
山本家的圣诞节宴会，来的几乎都是老人，老广岛，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国宝级人物。老头老太太们从四处聚来，很是不容易。柴田告诉我，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们像星星一样，落了。今天，亮着的星星都聚到桧峰来了，山下都能看到草坪上的圣诞树在发光，那是他们这些星星，这些在原子弹下活过来的星星在亮。我发现，这些人都很健谈，都很快乐，都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洒脱。这是一群见识过地狱的人，一群摆脱了生命禁锢的人，置死地而后生，他们的愉快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享受生命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