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显然，20世纪70年代末叶的中国，了十字路口：文化大革命已然结束，四人帮也已被一举粉碎……历史却依然拖着一条沉重的尾巴，步履蹒跚，犬牙交错，扑朔迷离。
一个时代的大转折，却因一场真理标准大论战而发轫。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中国政局终于廓清雾瘴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堪称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国民期盼已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
正是同一时期，远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21个终年在土里刨食的农民，因渴望摆脱饥饿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下了21个鲜红的手印：包产到户！一这一张皱巴巴的契约就成了日后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一场变革图强的新的伟大革命，就这样从庙堂到民间同时铺开了。
中华民族能否撞响命运的晨钟？
我们已经无从考据：日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何时开始将他睿智的目光投注于珠江以及珠江水系养育的这一片沃土的？
一则广为流传于珠江三角洲的趣闻：邓小平重返中国政坛的前夕，曾前来广州小住。他老人家压低帽檐悄悄来到一家国营蔬菜商店，只见货架上肉类食品空空如也，蔬菜瓜果所剩无几，而老头、老太太还不断加入到已排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长龙……
终于，老百姓发现了邓小平，惊讶之余一呼隆围上前来，鼓掌要老邓讲话。邓小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要能批出猪肉、批出青菜，一句话，只要能批出真理，就一直批下去吧！说完，扬长而去……
确确实实的是，邓小平回到北京后，曾用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我看荒唐得很其时，邓小平正忙于穿梭外交。1978年10月，邓小平东渡日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日本的钢铁厂、汽车厂、电器厂等大企业集团，他老人家还坐上了气垫船，乘坐了新干线列车。在出席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举行的欢迎宴会时，邓小平真挚地说：我这次来，
就是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带回去。1979年新年刚过，老人家又马不停蹄飞越太平洋造访美利坚合众国，弄得美国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他的睿智敏捷、潇洒自如、风趣幽默在全世界刮起了一阵邓小平旋风……他给国人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纽约曼哈顿岛花园大道725号，一座气势恢弘的老式建筑是洛克菲勒家族创立的亚洲协会总部。在莉拉.艾奇逊.华莱士礼堂观众席第四排正中一个座位椅背上清晰地刻着一行字：谨以此向邓小平致敬一这一享有至高荣誉的永远座位，仿佛永远在诉说着当年邓小平访美时刮起的中国旋风……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留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就以他犀利的思想与智慧的语言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开启国门，开启国门。
多次走出国门、亲眼见识了什么是现代化的邓小平，以他洪钟大吕般的声音告诫国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选择哪里率先对外开放呢？深思、熟虑、比较、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大决心：广东、福建可以更开放一些，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79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完习仲勋、杨尚昆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算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按，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当年陕甘宁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50号文件，非常明确规定：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珠江有幸，濒临珠江出海口的深圳、珠海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角色！
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赞叹：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如此说来，应当这样表述：历史在珠江拐了个弯，当邓小平毅然选择了珠江，同时也在珠江两岸拉开了改写当代中国命运的序幕！
世人皆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世界迎来了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大扩张。在此期间，因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大分裂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令本来可以进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戛然而止。
毛泽东，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正是这个来自韶山冲的农民的儿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率先觉醒了，并以大智慧大谋略把握住风云激荡的世界局势和中国国情，在波谲云诡的多事之秋真正抓住了历史机遇——人民大革命。
显然，毛泽东所领导的这场以千百万先烈浴血奋斗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无论其历史规模和社会内涵，都为这个孱弱的东方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
在创建新中国的礼炮声响过不久，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大规模国家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同时也踏上了一条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之路——为日后启动改革开放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必备条件。
领袖和政治家们都在苦心孤诣地寻求中国发展的路径。
早在1936年7月15日，刚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毛泽东就曾经预言：中国取得独立之后，可能大规模引进外资。
1956年，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被开除球籍！
1956年春节，欣逢毛泽东到广东视察，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地在广州珠岛宾馆过了一个中国农历新年。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领着港澳工委负责人饶彰风、黄施民急匆匆赶往毛泽东住处，他们要汇报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
1955年印尼万隆亚非会议之后，亚洲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进一步高涨，使该地区的富商巨贾们（包括不少华裔富商）惊恐万状，纷纷将大批资金转移到相对稳定、自由的香港规避风险。一时间香港几乎变成了金港。
陶铸请示毛泽东：能否捕捉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采取灵活政策网开一面，利用香港这批巨资快速推进珠三角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思良久，尔后又走出宾馆，在绿荫小路上一圈又一圈踱步，直至临上游艇时才告诉陶铸说：你们的想法不错。写个报告，我带回北京商量。
也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以商品经济突破既定经济模式的最早尝试了……
然而，困于东、西方冷战大格局，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机遇又一次擦肩而过……
无独有偶，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吴有恒以方集为笔名，在1956年8月5日的北京《大公报》上发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问题》一文，公开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举广东农民为什么不肯种花生为例：怎么搞的？我一担花生卖给你，你把油榨出来了，把渣子卖还给我，还要向我讨更多的钱……
次年，吴有恒被贬至广州造纸厂任车间副主任，义却最终成就了一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