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固执地认为，每一种真正的写作都来源于一个伤口。我不愿意多谈小说，甚至不愿意多谈创作本身，我对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即使退一百步来说，写小说仍然只是人们生活方式的几百分之一。与之相比，人的生存要伟大得多。小说只是建立在这种普遍性之上的东西。我认为，只有懂得这点，才具备了写出真正好作品的前提。有些伤痛来自于曾经的青春期，有些来自个体，有些则来自更深广的事物。我记得作家孙甘露在一篇关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曰子》的影评里这样说道：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虽然我对于70年代人的一些提法与归类留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认为自己不热衷酒吧，有自己正常的生活、思想，但我仍然赞同上面的这段话。伤痛是存在的，有许多本质的东西，有许多隐藏在生活潜流下面的痛感。这是每一代人、每一种社会进步时都会面临的困境。我对困境的描写感兴趣。这与我开始时并不很髙尚的写作原因并不矛盾。因为真实，我认为便可以抵达真正的深刻。
我写《俞芝与萧梁的平安夜》，写《广场》，都是由于一种与个人有关的感受。我从不认为写作可以与个体毫无关联，至少在于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我的观念里，写作是由个人的感受，推而广之的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悲悯一由痛苦可以抵达欢乐，由失望可以抵达信任。在我的字典里，作家仍然是个神圣的词。因为人生痛苦而长远，所以人往往需要有所依傍，就像爱，就像好多人都在说着的我爱你，就像夜晚的灯，我们都还是要相信这一切。因为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有光。我想说说王安忆。王安忆是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换个说法，我非常尊敬她。我认为她的作品能让我有一种精神上的得到。她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思想体系，就像一堵墙，一个核。中心是坚硬的，是思想的果子，这果子有着苦涩的体味，要求着对艰难的人世承担责任，并且理解至深的原因；边缘却是柔软的，甚至是流逝的，这柔软与流逝可以容纳一些尘世的概念：宽容，爱，亲情，甚至于无意的伤害，脆弱，与仇恨。这种理性与感性顽强共存的状态，我认为便是王安忆作品与现今流行的一些私人性作品的区别。同样是呼喊，一种是自怜式的，另一种，那敏锐的痛感来源于艺术家的特质，却演变为自我克制的、经过锻打与锤炼的文字。
再回到70年代后写作。我赞同各种表达方式只要它来自真实的心灵。我更赞成一个人一种意义。在于我，我仍然对困境感兴趣。举例说明。一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在他看似平常的生活底子后面，存在着哪些秘密？他不一定是个把叛逆推向极致的人。他不一定如此。我只对中途感兴趣。只对永恒的精神痛苦感兴趣。这种精神痛苦不是发生在酒吧里的，不是发生在一些极端的生活状态里的，它更普遍，它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每一个具有痛感的心灵。最后想说说信仰，或者信念。有些事情其实是简单的，是给我们自己弄复杂的。我们需要的是回过去，重新探求那些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活原则。我始终认为，我们还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我们的历史因为还未成型，所以无法过早地对它下以定论。它定会再加发展。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呼喊是容易的，放弃也并不困难，艰难的是中途，是在痛苦中相信，是在失望后信仰。这一切全都来自于我们自身的力量。而在极致与极致之间，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条坦途。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70年代以后的秘密。
200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