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他死的时候我4岁。在这以前，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但我巳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起，混沌初开，云开雾霁。
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不管愿不愿意，我长大成人，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奥斯卡马策拉特的。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想像、蝴蝶、花仙子，这些单纯透明像玻璃一样的语言，是它们自愿地无可选择地放弃了我，我已经长大成人，想像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我突然地想起了我的外公。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便一发不收，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这就像一场热病，一次狂乱的恋爱，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
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在那些忧伤而怀旧的清明时节里，他也显得如此遥远，不为人提起。在我母亲的家族里，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彼此没有关联，没有呼应，淡漠而又冷峻，不像我的爷爷奶奶家，那些姑姑，大叔叔，二叔叔，小叔叔，虽然性格各异，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据母亲回忆说，外公死的时候，正是冬至。天气很冷，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双手常常是冻僵的，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地使用。屋檐上挂满了冰凌，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那水滴是脏的，渗着泥土的气息。
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正在家里烧菜。那时虽然菜价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但工资也是微薄的。因为是冬至，母亲提早回了家，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吃鸡在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邻家的开门声，自行车扛上楼时不小心碰到车铃而传来的瞬间的铃声。因为普遍一致的收人水平，70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那时的节日，温馨而又简朴，那时的夜色，也没有怪诞喧哗的气息。
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地讲话，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人们好像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当然，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隐私可言。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我们住在三楼，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几只眼睛在侧耳谛听、偷偷窥望。窗帘很厚，拉得密密层层，只有邮递员的声音到处回荡。母亲一定没有悲痛欲绝地大声痛哭。不像外婆死的时候，那时我已经读小学，性格内向而又孤僻。
外婆死的时候母亲痛不欲生，整个脱了一层皮，并且这样的心境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去了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外公老家的列车。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以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作为一个异乡人，她的心态微妙而又复杂。这种心态常常导致患得患失的结果。工作调动的不顺，人际关系的复杂，种种因素，令她忧心忡忡。对于外公的死，母亲的反应必定是震惊而又漠然。
谈起外公，母亲至今带有某种隐隐的忧愤，就如同外婆晚年的照片，没有一般老年妇女的那种慈和谐调，她脸上的表情是不协调的，眉头紧蹙，淡漠而严峻。我想这一定与外公有关。女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男人无可分割的影响，无论是主观上或是潜意识的。像外婆那样的旧式妇女与母亲这种善良的女人，更是难以脱俗。她们固执地认为男人自私而又无情，自然，外公对于她们这一观念的形成具有某种无可推卸的责任。他以一个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一群古老守旧的女人之中，他成为她们的希望，继而失望，最后为她们所咬牙切齿。车站杂乱无章，我们登上了火车。车站的杂乱无章中，因为景物的单调与人们衣着的基本统一，又显出了一种奇特的秩序来。这种秩序令人产生前途渺茫的心态。父亲和母亲在路上都没有讲话，他们沉默无语，各自想着心事。在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大人们经常误认为我对周围的事物溴不关心，或者是缺少自己的看法，但实际上，很多感想我烂熟于心。有时是羞于表现，还有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卷全身。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早熟的孩子。那次的奔丧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我才4岁，不可能对周围事物有选择地加以整理归纳，并把它们珍藏在头脑之中。
奔丧的过程，与过程中的形象完全来自于母亲零星的话语，并且这话语稍从即逝，仿佛思考过多就会勾起更为惨痛的回忆似的。母亲不愿意过多地谈论外公，那会让她产生一种身世沧桑之感，过去种种顿时涌上心头。母亲基本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人，只有在与父亲的婚姻上，她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决断，毅然奔赴他乡。我经常翻看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秀气纯净，还带有一种属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的典雅气息。我总以为，在外公的那些子女中，母亲无疑是最美丽的一个。但家道的败落与时事的动荡，让母亲的一生总是处在劳累奔波之中，她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母亲对于外公的怨愤或许也有着这样的因素。有个朋友对我说过，你母亲如果能有一个全然无忧、尊贵超然的环境，她的美与高贵，要再上十倍。一个精致的灵魂与躯壳，被某种看不见的事物长年磨砺，无可避免地会显出些许粗糙与暴烈来，母亲或许觉察到了这点，但她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家道败落，因为背井离乡，因为那个浪荡自私的外公。就这样，在我童年的某一天，为了一个似乎从未谋面的亲人，我们又一次去了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