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鸡鸣寺喝茶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姨妈正在上海的医院里抢救。一直以为她的心脏不好，没料想却是肺坏死，呼吸困难，腿肿得吓人。据说当时神情严肃的医生告诉家人说，恐怕也就只能拖上几天了。每次到上海去，我就住在姨妈家。她把那只宽大的长沙发摊开来，然后给我烧好牛奶。走廊里养着一条狗，但在深夜它是不叫的。姨妈家很干净，她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出去的时候，手里总是挎了一只小包。她属于那种上了年纪仍然精心打扮的女士，她那种手挎小包的样子，既浪漫，又可爱。姨妈家的斜对面是一家沪上髙档的购物商厦：巴黎春天。每次，姨妈总是挽了我的手，穿过淮海路喧哗的人群，走进巴黎春天。商厦里有着一种迷人的仿佛金子堆成的宁静，音乐声很轻，香味似有若无，所有的色调都经过了一种过滤，不是那种小巷里的时髦，而是渗进骨子里的优雅、细致和看似平淡如水的高贵。我们买一些小东西，有时是条裙子，有时是一管口红。我和姨妈相视一笑。这迷人的商厦，总能给我们一种隐约的快乐与伤感。有时，我们从巴黎春天回来，我睡在姨妈家那张长沙发上。巴黎的春天窗外充满了市声，车影晃动，有一种摇曳的光影。如果是夏天，开着的窗子则会飘进些时有时无的海腥味。然而姨妈却突然病了。等我赶到医院，姨妈正躺在病床上，一根管子从鼻子插进去，通过气管，直到肺部。但手术毕竟还是成功的。
姨妈的病床边放满了大大小小、闪着红绿灯光的仪器，她不能讲话，对我点点头，然后又要笔和纸。她写了很多字，因为是躺着写的，又没有力气，字写得歪歪扭扭并且有些语无伦次。我对她说我懂了，然后把一大束艳红的康乃馨送给她。她笑了，对我竖起拇指。我一直能够回想起，姨妈看花时的那种表情。她摸了摸那些花瓣，她笑着的时候嘴唇很有特色。我忽然想起，那种表情，就是她拿了一管口红，对着镜子仔细描摹的样子。我坐在姨妈的床边，她老是要写字，有时写出来的我和表哥都看不懂。隔一段时间，护士就给她吸痰。看得出，她很痛苦，脸涨得通红，有时候眼泪就顺着眼眶流了下来。临走的时候，我凑在姨妈的耳朵旁边，我捏着她的手，轻声地说：等你好了，到苏州来，我陪你到松鹤楼去吃松鼠嫌鱼。姨妈使劲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是乘地铁去车站的。巴黎春天旁边有一个淮海路段的地铁站，入口的设计非常巧妙，与大厦穹窿形的弯顶与立柱融为一体。街上是喧闹的，巴黎春天里面却出奇的静谧。我背着一只大包，站在地铁的人口，诧异着自己究竟是一种异乡人的心态，还是置身于繁华中的迷茫。我又想起了姨妈。她还躺在病床上，我知道她的梦里会梦见什么。她最爱吃的松鹤楼的松鼠蠊鱼；坐在疗养院的藤椅上，闭着眼睛，有山林中的风吹过来；还有她的那双白锻面的沾了几星土灰的软底鞋，那是她每天早上用来锻炼和散步用的；然后她一定还梦见了这穹窿形弯顶的巴黎春天。我们手拉着手，轻轻地走进去。姨妈脚上是一双细高跟的皮鞋，每次出门，她总爱穿着它。走上几步，她就有些累了，停一下，又挺起了腰，拉着我朝前走。她喜欢巴黎春天，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纯粹的上海女人都会喜欢巴黎春天。人们把她们叫做虚荣的上海女人。这些唯美的、会娇声发嗲的上海女子，让人想起这城市醉生梦死的昨日。那些细微之处，那些细节和褶皱，那些流光溢彩的繁华背景，有大群灰色的鸽子飞起来了。这管口红好看吗？我听见姨妈说。
199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