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虽然说由于传媒方式的革命和文学生态的变更，就社会影响而言“第四次浪潮”（仅限于长篇文本）也许和前三次浪潮不可比拟，但可以比较的是，它和“前十七年”以长篇为主体的两次浪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而且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一种继承、拓展和超越。它和以中短篇为主体的“第三次浪潮”构成了一种对比与补充；而且，从中短篇到长篇，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承续和深化。当然，关于我的“第四次浪潮”判断的主要支撑，首先是有了如上所列约三十部沉甸甸的作品，它们不仅可以在纵向的比较中显出新的特质，就是横向置于当代文坛一流长篇行列中比较，也有相当一部分毫不逊色，它们在“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奖等重大奖项中频频折桂或入围，就足以证明社会的认可。其次是有了一支成熟稳定的长篇创作队伍，他们年龄多在四五十岁上下，正富于春秋，精气沛然，经验老道，处于创作旺盛期，并有可持续的发展后劲。最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以这批作家作品为辐射，他们编剧、改编或被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如朱苏进的《鸦片战争》和《康熙王朝》，王玉彬／王苏红的《大转折.进军大西南》和《长空铸剑》，柳建伟的《惊涛骇浪》和《突出重围》，徐贵祥的《弹道无痕》和《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项小米的《英雄无语》，赵琪等的《和平年代》《新四军》《最后的骑兵》，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朱秀海的《波涛汹涌》，陈怀国／陶纯的《我们的连队》，江奇涛的《红樱桃》《汉武大帝》，麦家的《暗算》，兰晓龙的《士兵突击》，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等大片热播不衰，充分显示了军旅长篇（作家）雄大深邃的“酵母”作用，和它们借助影视传媒成倍放大的幅员辽阔的覆盖力量。以它们为亮点，带动整个当代军旅文学，包括虽然寂寞但仍旧默默前行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中短篇小说，一道汇人了波澜壮阔的“第四次浪潮”，形成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上缤纷多元、气象万千的雄浑景象。
文学影视：单刃剑还是双刃剑
唐：这一次持续十余年的长篇小说热潮中，存在什么值得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吗？
朱：问题也不少，但其中最引人注意而又议论纷纷甚至争论不休的，还是影视或电视剧现象或曰作家“触电”现象。具体说来，就是怎样看待文学创作和影视的关系。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比较复杂，常常是见仁见智，甚至是似是而非混淆视听，今天我们也来“触触电”吧。刚才我们谈到，一大批军旅作家作品改编或编剧的电影电视剧，一方面提升了当代中国电视剧的品质，带动了军旅文学的繁荣，扩大了军旅文学的影响，弘扬了主旋律，一方面也提升了军旅作家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生活质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军旅文学创作，电影电视剧恰恰又是一把不得不警惕的“双刃剑”。这里面有几个层次：首先，我们要理解作家是怎样走向电视剧的。第一肯定有钱的诱因。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稿酬计，一千字差不多一百块钱。就算按版税也基本在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而电视剧是按集论价，一万字左右一集，名家一集多的十万八万，少的也有二三万，而且一写就是二三十集、三四十集，一部电视剧下来车子房子都有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作家走向影视笼统地归于掉进了钱眼里。必须要承认，在金钱之上还有一种精神的享受，即所谓“成就感”。我不止一次听名编朋友们真切地谈他们的感受，那就是晚饭后爱在街上转悠，因为什么呢，那时电视里正在播他的电视连续剧，他喜欢跟在路人背后听他们的评价，为里面的人物情节争论不已，喜欢看人们匆匆忙忙往家赶去看电视的兴奋劲儿。那种感受，我们虽然没有经历却也能够体会。电视剧就是这样，它是一种即刻能够兑现名利的创作劳动。你今天写完一集，晚上就可以点钱，今晚摇出一集，你就可以在收视现场感受人们因为你的故事的喜怒哀乐、出神入迷、五迷三道，而且第二天就可以知道收视率。况且中国的电视受众群体极为可观，随便一个剧集都能有成百上千万人观看，作为一名编剧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文学创作就不一样了，它的写作过程是孤独的，寂寞的，即使经过编辑出版进入市场后，你也很难在第一时间里及时得到读者的反馈，经过了影视成就感强刺激的作家已经再难坐得住文学创作的冷板凳了。这是金钱之外文学创作与影视剧写作之间又一大区别。第三个层次，就是艺术理想的追求了。每一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之后代、流芳百世，但真正做到很难。我们常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要是说“十年磨一剑”甚至二十年“磨一剑”，你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也许很多作家宁愿付出这个辛苦和寂寞，可是，谁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百年后还有人读呢。这就产生了一个困惑：一种假设是你孤独写作几十年，作品在一百年、五百年之后被大家奉为经典，一种假设是你在活着的时候写几部电视剧，立马看到它们传遍千家万户，你的写作价值得以兑现。面对这两种情况，恐怕许多作家会选择后者。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也没有什么错。但说到底，电视剧对作家的最大诱惑还是“名”“利”二字。
唐：看来，文学创作和影视之间的矛盾还真的很大，难道作家就不能取中或者“双赢”吗？
朱：很难。首先，因为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遵循的是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和收益率。情节、悬念、暴力、色情，是影视剧的“潜规则”，“金钱”是文化市场最有力的操纵者。而纯文学创作呢，它是一种心灵的敞开，一种灵魂的飞扬，是作家对人性、人情、人世间的真善美的讴歌与亲近，对假恶丑的拷问与鞭挞，是个体生命对自然万物四季轮回的细腻感受、独特体验和完美表达，是不带世俗功利、甚至是没有“目的”的精神活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制作的内在差异性。其次，它们对写作者的要求也不同。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专业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文字创作只是很基础的一部分工作。目前影视圈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且并不重视编剧的作用，只把它看作是从属地位甚至打工地位，只要你能编出吸引观众眼球的故事就行。为了吸引眼球，就可能先是“跟着感觉走”，然后是跟着“感官”走，最终是往“下半身”走。再说到基本元素，纯文学创作讲究意境、氖围，心理刻画、环境描写、性格塑造等等，比如一个幸福的人漫步在阳光明媚的春天，或者一个失意的人独步在寒冷萧瑟的冬天，诗人能够用十行二十行诗句来写一缕阳光一片落叶以抒发感情，散文家小说家能够用几百字上千字来描写景色的细腻和人物内心的波澜，而影视剧本作呢，它只要一两个字像“（春）”“（外）”或者“（冬）”“（河边）”，足已。当然，电视剧也有语言要求，比如人物对话要精彩，但那更多是为了情节展开，交代故事，设计悬念，要一环扣一环，而纯文学写作又可能重在心灵挖掘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严重一点说，长期的电视剧写作对作家可能是有害的，最终导致对作家个人品质和艺术才华的腐蚀。有作家说他先写几部电视剧赚些钱，然后再安心写小说，美其名日“以文养文”，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一旦电视剧尝到了甜头是很难收手的，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还有的作家将小说和剧本一起套写，希望两不耽误，这看似两全其美其实是一厢情愿。小说的结构和剧本的节奏不一样，小说的语言和剧本的语言更是两回事，写惯了故事大纲和分镜头剧本的笔又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呢。所以说，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否抵挡住经济大潮的席卷“投笔下海”对作家是一个考验一样；现在，能否抵挡住名利的诱惑肯不肯“抱笔触电”，对作家的精神境界，思想觉悟、自我要求依然是一个考验。
唐；就当前情况来说，如何处理小说创作和电影电视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作家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军旅作家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朱：军旅作家大致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过去的优秀作家，现在不再原创作品，而是甘当“二传手”，将别人的小说改编成剧本。比如赵琪，他在九十年代写过像《琴师》《穷阵》《苍茫组歌》《四海之内皆兄弟》《援军》等好小说，显示出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才华和潜质，现在在影视界里名声一样很大，价码很高，但我当面向他表示过我的惋惜。第二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套写”，作家自己写剧本同时出同名小说。其佼佼者当数朱苏进和王海鸰，他们的电视剧拍一部红一部，连带的小说也就卖得很好。不过这些从剧本套写过来的小说明显经不起细读，难以进入经典。第三类是专门做电视剧写手。这些人在小说创作中本来就处于二三流水平，但是适合写电视剧。这也证职了我之前的判断，即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能改成好的电视剧，好的作家也不一定能写出好的电视剧，这也是作家才华性质所决定的，也叫做别无选择吧，比如莫言和阎连科。第四种情况是专心小说，不触电。徐贵祥就是一例，他的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卖了影视版权，但他自己从来拒绝亲自操刀改编。这样的人首先要对小说有坚定的热爱，同时对自己抱有信心。这是明智的，应了那句话“写自己的小说，让别人去改吧。”改好了，是我的原著好，改砸了，算你没水平。哈哈，包赚不赔。总的来说，我的观点还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反对作家“下海”一样，我反对优秀作家或者对文学志存高远的作家过于沉湎于电视剧写作。
四个“失衡”：现状与展望
唐：对当下军旅文学您认为存在什么问题吗？对未来军旅文学创作，您有什么展望和预言吗？
朱：经过新时期三十年的起伏跌宕，军旅文学现在正处于它又一个繁荣期。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其中潜在的问题，归纳起来可以说有“四个失衡”：一是题材失衡。即写作历史题材（战争年代）的多，涉及现实题材的少。就现有的描写现代军营生活的小说，我认为还没有出现深度超过《醉太平》的。二是体裁失衡。现在长篇繁荣，而中短篇佳作少见，诗歌散文则更式微。这就有一个潜在问题，那就是不经过中短篇小说的训练和磨炼，今后的长篇作家从何而来？目前来说，依然坚持中短篇创作的军旅作家只有裘山山、温亚军，王棵等少数几位。三是队伍失衡。军旅长篇小说作家以五十岁上下的中年队伍为主，二三十岁的年轻作家较少，可以想得到的大约只有王棵、冯骥、刘健等，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等方面，九十年代以后也还是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像李存葆的《大河遗梦》、朱增泉的《秦皇驰道》等的文化大散文，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等航天系列，王树增的《远东朝鲜战争》《长征》等非虚构文学，王久辛的《狂雪》、辛茹的《寻觅光荣》等诗集，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代表此一时期军旅诗歌散文纪实文学的突出成就。但和军旅长篇小说的繁荣比较，还是显得势单。四是创作与批评的失衡。上世纪八十年代，徐怀中提出创作批评“两个轮子一起转”，军旅文学批评一度显现出繁荣景象，有一批批评家如周政保、张志忠，黄国柱、陆文虎、张西南、丁临一、陈先义、叶鹏、吴然等，都比较活跃，为八十年代军旅文学的繁荣做出过不可忽略的贡献。但是后来，随着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评论家的改行或是从政，造成从业人员严重流失。这样的后果是：第一，重要作家作品没有得到及时的研究、鼓励，地方评论家对军旅创作这一块一向是不太过问的，颇使军旅作家有英雄寂寞之感。第二，军旅文学一些深层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研究，无法做出恰当的对策。第三，往更深层次讲，军旅文学史论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一块，不应或缺。现在从事军旅文学理论评论研究的人很少，我做行政工作十四年来，虽勉力兼顾，但也是每况愈下。我在完成《军旅文学五十年》之后，又申请了《新世纪军旅文学十年概观》的课题，已经着手开始工作。同时，我在带军艺文学系研究生的过程中，开展了“红星论坛”活动，跟踪研究当下中国和军旅文坛的重量级作家作品，陆续对莫言、阿来、曹文轩、徐贵祥、刘醒龙、王树增等军内外作家作品进行了专题讨论，成果也大多以笔谈形式在刊物上发表。我希望能为研究生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