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屈指算来，从1978年到1998年，新时期军旅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如果将其划分为两个十年的话，那么，在第一个十年中，它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以南部边疆战争为契机，一触即发，一炮打红，恰似“东风夜放花千树”，在刹那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有如流星的亮丽，也有如流星的短暂，在文学星空中，留下一道彩弧，令人们无限感叹。相形之下，它的第二个十年却更加让人一言难尽。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全面转型——从辉煌转入黯淡，从建构转向消解。尤其到了90年代，军旅文学仿佛进入了迷乱的星空，既没有架构规则的星座，也没有显赫耀眼的巨星，它的“天象图”一时间变得难以描绘。借用有的论者的“说法”，是从文学的“共名”时代走向了文学的“无名”时代（陈思和语），即文学的多元变得难以命名，甚至无以名之。本文勉强以“转型期的军旅小说”名之，不过是试图将两个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间单位概略观之，以便从中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与变化。
因此之故，述略从80年代开始。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80年代军旅小说格局的一种概括
多年以来，人们习惯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但“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标志着后时期的“文革”开始。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运作不完全是一码事。具体说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的真正繁荣是肇始于80年代初，70年代末其实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军旅小说尤其如此。虽然在1978年、1979年两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六篇军事题材作品榜上有名，但也只有一篇出自军队作家（王愿坚）之手。而且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都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气息。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文学启动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西线轶事》，它像一枝出墙红杏，报道新时期军旅文学春天的消息，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小说的勃兴，为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80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两代作家”并非是单纯年龄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侧重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创作手法的区别。一代就是笼而统之地指“文革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新时期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他们之中在新时期仍有创作活力并不乏上佳表现的大致有徐怀中、黎汝清、魏巍、刘白羽、石言、叶楠、彭荆风等人。而真正突破或超越了自我，而且对新时期军旅小说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短篇领域中的徐怀中和长篇领域中的黎汝清、刘白羽和魏巍等。
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建国后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80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当时年龄多在三十左右）。他们“人多势众”，成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一次又一次地“集团冲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不仅屡屡在全国性评奖中夺魁，而且确实为新时期军旅文学嬴得了广泛声誉。在这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群中，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是两类作家，一类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军门子弟，如朱苏进、刘亚洲、海波、乔良、简嘉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一类是出自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如李存葆、莫言、周大新、朱秀海、宋学武、阎连科等等。两类作家的创作母题，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互补同构，形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一大景观。两类出身之外的优秀青年军旅小说家还有刘兆林、苗长水、**、张卫明、何继青等。至于年龄虽在两代之间但主要成名于新时期的重要军旅小说家则有朱春雨、王中才、韩静霆等人。
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一种题材的划分：一是当代战争题材，二是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三是历史战争题材。
1979年发生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无形中却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在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的感召和诱惑下，一批批军旅小说家轮番前往南线“淘金”，这般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其间陆续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品，虽然不及始作俑者的轰动效应，但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辩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方面，都渐次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朱春雨）、《战争和女人》（沈石溪）、《痴情》（朱秀海）；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徐怀中）、《凯旋在子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短篇小说《山上山下》（宋学武）、《最后的堑壕》（王中才）、《汉家女》（周大新）、《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只不过是一瞬间》（何继青）、《圣土》（张波）、《半面阿波罗》（雷铎）等等。它们蜿蜒构成了80年代军旅小说的一条重要战线。
正当众多的军旅小说家一拥而上南线抢占制高点的时候，朱苏进却在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他把眼光投向了后方，投向了和平时期的军营和军人的价值定位。1982年发表的中篇《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奖，不仅奠定了他个人的文学地位，而且无意中为军旅小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从而使现实军营生活较之“前十七年”得到了空前广阔而深刻的全面反映。众多好手在不同方位和不同层面上放声歌唱，组成了一曲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交响乐章。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以探索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为主旨，并且浸染了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泽的刘兆林的中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短篇《雪国热闹镇》；以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和雪域景观为特色的李斌奎的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短篇《兵车行》、李本深的中篇《沙海蜃楼》；以探索人性深度见长的海渡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表现两代军人情怀的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反映士兵生活的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在军事科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朱春雨的中篇《沙海绿荫》；以及充溢着诗情画意的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慷慨悲壮的李荃的中篇《路魂》等等。比较而言，这是一个更为稳定、恒久和漫长的小说战线，当其它两条战线相对萎缩之后，它仍然生机强旺，并在90年代得到了新的延伸与扩展。
1986年，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红高粱》中篇系列为发端，标志着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战线的开辟，它直接刺激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譬如苗长水反映沂蒙山老区的中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乔良反映红军长征湘江之战的中篇《灵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小说等。与此同时，一批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具有战争体验和从历史资料中长期爬梳所获得了历史理性的老作家，在用长篇小说重新抒写革命战争题材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魏巍反映朝鲜战争的《东方》、刘白羽反映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太阳》、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等。有的作品对作家个人乃至整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都具有超越“五老峰”的突破性意义。至此，历史战争战线和当代战争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80年代的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掀起了新中国军旅小说的“第三次浪潮”。
表面看来，80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未能在整个当代小说格局中取得像“前十七年”那样独领风骚的显赫地位，但是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它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出于蓝，给军旅小说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军旅小说自身的成熟与壮大。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斫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煦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和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而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期，形成于80年代中期，而在80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飘渺，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
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先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
4.由于兵员成分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经“溃不成军”；
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90年代军旅小说面临的一种困境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比较看来，在80年代的中前期，军旅文学虽然“慢半拍”，却总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当代文学的进程。但到了80年代后期以降，情况已有了显著的不同。虽然同是陷入“低谷”，但“后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女性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乃至“长篇热”、“散文热”、“随笔热”等等新的文学旗号和实践，仍然或深或浅地划出了当代文学顽强推进的轨迹，显示出了它在文学环境剧变中的应变能力和灵活策略。反观军旅文学却不然，自从“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瓦解之后，它作为自成一体的一个群落或显赫一时的一个“运动”，似乎在渐渐销声匿迹，当代文学已经很难在这里听到相应的反响与回音了。在这场巨大而冗长的沉寂后面，军旅文学孕育着一次深刻的蜕变。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使它面临着“消解”的空前严峻挑战。这种“消解”来自两个层面。表层的是经济的窘迫消解了80年代军旅文学那种耗资甚巨的集群运作方式，显出了孤掌难鸣或捉襟见肘的窘迫。遥想当年刘白羽振臂一呼且身体力行反复组织庞大作家代表团赴南疆前线的雄心壮举（1979—1984）；徐怀中亲率首届军艺文学系的精锐军团集团冲锋并宣称“无须等待托尔斯泰”的大气与豪言（1984—1986）；还有《昆仑》编辑部的“青年军人首都笔会”（1984），《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的“万里长征笔会”（1985）等等，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无坚不摧，一言既出，一军既发，文坛必有震动……俱往矣；军旅文学那种动辄“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集群运作方式早已成为残留在80年代的历史记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