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生长点：在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以90年代的文学实践为主要背景
小引
十年前，正当新时期文学繁华一季尽得风流之际，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洋溢文坛。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以夸张的热情写道：“最后，如果我们再作一次历史的俯瞰，将不难发现，20世纪乃是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向大工业现代文明过渡的时期。在这段漫长、艰难而壮丽的文学跑道上，她的前端，产生了伟大的先驱鲁迅；她的后端，亦或将产生另一个或一批鲁迅式的伟大人物。到那个时候……将是一个更加灿烂更加迷人的文学新纪元的开始。”
而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川，有如逶迤长江奔至宏阔的入海口，渐由跌宕峻急趋于平缓，遂从咆哮喧腾转入沉静。伫立江岸，瞻望前景，作为深挚反顾的诱发，一种世纪末的清醒开始弥漫在叩问真谛的探询之中。
后顾前瞻，如果以1999年为界，到那时候，新文学运动恰好年届八十，而新时期文学也已走过了二十个年头。对于前者——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的功绩，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她既是中国新文学的滥觞，也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标高，此一点似无疑义。对于后者——新时期文学以“伤痕文学”为发轫，经由“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而进入90年代，其间几度峰回路转，潮涨潮落，也已初步获得阶段性的、近距离的历史定位；至于90年代以后，文学低迷，商潮涌起，“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一批抗击时潮的作家作品（譬如张承志和《心灵史》）如礁石般日渐浮出水面或孤悬“海”上，在一片标“新”立“后”的众声“失语”中有如空谷足音而引人谛听……那么，这其中是否已经诞生了能集新时期文学之大成的大作家和大作品？或者干脆更进一步追问：在本世纪谢幕前的三年中，还可能出现大师级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来作最后的压轴“演出”吗？
显然，这样的问题只能留给历史去回答。
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当下，是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文学究竟从哪里出发。因为，一个逐渐显露的事实是，在90年代的前半期，经过社会转轨的动荡，经过商品大潮的洗礼，经过文学定位的调适之后，作家们似乎渐渐回归了一种平和与明澈，找到了一种回应现实挑战的勇气和逼近世纪末的紧迫感，慢慢地又凝聚起了一种精气神，准备以一种新的艺术姿态重新上路。这无疑是结束近年来文学长期低迷与徘徊的一个征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又一次契机。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以过往的文学实践，尤其是90年代文学生态环境中的作家队伍现状作为参照和背景，认真检讨和清理一下诸如作家素质与现实要求、文学与生活、传统与创新之类的本该明了却又仿佛缠夹不清的几对基本关系，为当代文学的跨世纪进程寻找到切实可靠的出发点或生长点呢？
一
一般说来，激活新的文学生机，打破旧的文学格局，总是有赖于一批批新的文学闯将的出现。新时期文学的迅速勃兴，如果没有知青作家群体的崛起也几乎是不可设想的；90‵年代文坛的活跃与斑斓，也与蓬勃生长着的新生代（特指6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密不可分。循着此一思路出发，我们探寻文学生长点的目光也许不免首先会在“新人”方面略作停留。
当然，一说新人，人们或许会马上把它和相对于知青作家而言的“新生代”或“晚生代”联系起来，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边界相当宽泛的概念，它指向的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写作群落。他们之间的美学追求、价值取向、题材选择乃至个人趣味都迥然各异，相去甚远，创作水平和实力也参差不齐，高下有别。他们有的是搭乘“先锋派”或“新写实”的“末班车”驶进90年代的，而更多的则是在90年代的商业语境中加盟于诸如“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新历史”等旗号之下登台亮相的。因此，要对他们的创作面貌和实绩作出整体描述与评估并非易事，本文暂无意于此。我只想先从一个“个案”切入，大致把握与判断一下他们的创作现状与前景，或许能对“新人”乃至当代作家队伍的整体观照收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也未一定。
最近，我集中阅读了一批约二十余部出自新人之手的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其中多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如果考虑到长篇体裁对一个作家才力全面检验的多种可能，那么，我的这一次“阅读”实际上就具有了某种“抽样调查”的意义。但是，坦率地说，“调查”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其中不乏作者才华的闪烁、智慧的表露、当下生活本身的魅力，以及前代作家所难以提供的新的情感方式和生命体验，但就总体而言，苛刻而言，不见精品苗头，不见大家气象。其中暴露出来的主要缺憾是普遍的，也是致命的。第一，技巧生涩。尤其表现为对于长篇结构的驾驭不得要领或力不从心，中篇的拉长者有之，中短篇的连缀者有之，虎头蛇尾或半部佳作者亦有之；第二，格局狭小。多带有自传体或亲历性特征，从一己角度进入而沉溺其中；咀嚼着个人的小悲欢而愈见单薄，有小溪清流之情趣，无长江大河之气魄；第三，精神软化。缺少崇高感、神圣感和人格的力量，直面世俗但流于媚俗，感性深入有余而精神超拔欠之，达不到穿透生活与拷问灵魂的深度；第四，学养匮乏。美学目标暧昧，风格定位模糊，语言、学识和思想的贫困导致处处捉襟见肘，从而显得文化底蕴不足，底气不足，如此等等，令人堪忧。
也许，以上述种种来指摘一批新人的长篇处女作是不公正的；或者说，因此种种就对新人的创作失去信心是有失片面的。是的，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之所以选取这二十余部长篇作为“个案”来稍加剖析并由此感到忧虑，是因为我已然看清，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属于这批长篇，甚至也不仅仅属于这批“新人”。客观说来，除了“技巧生涩”一点可能同于这批作者艺术经验不足的局限而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之外，所余诸点是否和整个“新生代”乃至当代作家队伍的整体素质都有或深或浅的粘连呢？
譬如说“精神软化”的问题罢，放大一点看，又岂止是“软化”？当市场经济启动之后，当生存大潮席卷而来之际，当理想主义一旦松溃，道德体系瞬间失范的紧要关口，中国文化人实际上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灵魂和人格的拷问与检证。君不见，有多少人趁机轻松地卸下了道貌岸然的面具，或者不经意间泄漏出了灵魂深处的“小”来。各种短视目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游戏人生的“世纪末”思潮如春洪泛滥决堤而出，公然打起种种堂皇的旗号招摇过市，作家的称谓也被“手艺人”、“码字者”、“侃爷”之类的取而代之，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时髦。一时间，精神陷落、人格缺陷、灵魂委顿成为90年代中国文坛一道最刺目的风景。展开于1993年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一次逆向时潮的宣战。笔者也曾撰写了《我为什么反对“下海”》的长文参与其事，并在文中坚定地认为：“文人的‘定位’恰恰是与这个‘海’拉开距离，保持距离，坚定批判的眼光和权利，以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创造与品格发出正义和理性的呼喊，既为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负责，提供一种精神的价值尺度和终极关怀，也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负责，提供一种道德的前提条件和人文阐释——这才是工商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独特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相对于理论界比较理性和克制的声音来说，发自作家自身的战叫则要尖锐和激烈得多。素有“精神圣徒”之称的张承志面对“堕落的中国文坛”高倡“清洁的精神”，决绝地宣布要“以笔为旗”，“抵抗投降”！如果说张承志过于偏执，还有以偏概全之嫌的话，那么，也有作家以具体的某种文学现象（譬如江南文学中的某些群落）为例，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胭脂气，奢华气，庸常气”，认为“他们的文学只有被俯瞰的资格”。并进而比较分析：“首先这样的文学被三十年代寓居于上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俯瞰。其次，这样的文学被中国当代的北方文学，陕西文学与前些年的湖南文学俯瞰。最后，这样的文学被20世纪中国如此峻厉、酷烈、动荡与罕见的苦难与沧桑俯瞰。在这种历史大背景的俯瞰下，更显出那类文学的苍白、琐屑、无聊与自私。文学中的血质已被取消，充盈于那类文学中的只有世俗的哈欠与病态呻吟，只有蛀空的灵魂与卑下的欲望”……文章用词也许尖刻，但文章用心绝对良苦。作者最后庄严声明：“我们对一切媚俗，低下，没有灵魂，没有人格的文学的俯瞰，只是基于对大文学的渴望。”此乃欲新文学，必先新灵魂；欲呼唤大文学，必先呼唤大精神与大人格者也。
再譬如“学养匮乏”的问题罢。此一点早已成为学界共识，虽然来自作家自身关于这一方面的检讨文字甚为少见，但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缄口不言。如果以现代文学作为参照来检阅一下新时期以返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大致可以作出如下评价：总体看来，就当前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现代性而言，不妨说已经超过了“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但我们没有产生鲁迅、茅盾、曹禺、沈从文一类的大师级作家，也还少有《阿Q正传》、《雷雨》、《边城》一类的经典性作品。造成这种量多而质不高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但作家学养的普遍匮乏或底蕴不足却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以活跃于当前文坛的三大主力为例略作分析，“五七”一代基本上初露头角便横遭摧折，二十年流放于边地或底层，导致学养方面严重的“后天失调”；“知青”一代大多在中学时期便“上山下乡”，新时期登上文坛以后又忙于创作“喷发”，学养上可谓“先天不足”兼“后天失调”；“新生”一代最幸运，但也仅仅是正常完成了最为基本的高等教育而已。综观“三代”纵向比较而言，比起“五四”那一批真正打通古今中西，能“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锤书语）的大师，或者是起于稍后但被誉为“当今中国第一博学鸿儒钱锺书”（夏志清语）们来，确实无法望其项背。横向比较而言，可以取与我们“国情”相近的欠发达地区的拉美作家为例。手边正好有一个资料，“西、葡、拉美文学”专家赵德明先生早在十余年前就作过一个“抽样量化比较”——从拉美“爆炸文学”的领衔人物中选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帕斯、卡彭铁尔、富恩特斯、阿斯杜里瓦等十位，再从当时国内文坛上风头最键的青年作家中选出十位，主要比较两项：学历和外语。结果是，拉美作家的学历均在硕士与博士之间，有的还是双学位，普遍精通一至二门外语；而国内青年作家的学历多在中学与大学之间，除了个别人之外，普遍不懂外语。这种“比较”，在当时也许被人们视作“唯学历论”而一笑了之。但在今天，当我们面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现状再来凝神这一比较结果时，还能笑得出来吗？
其实，与赵德明具有同样先见之明的人还有一个王蒙。差不多与“赵氏比较”前后，还早在新时期文学未见丝毫颓势之时，王蒙就严肃地提出了作家的“学者化”问题。这一声深谋远虑的提醒，虽然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与讨论，但终归还是被当时一片廉价的乐观主义，追新逐异的新潮主义，快马一鞭、立竿见影式的功利主义的“喧哗与骚动”所淹没。它也许为少数智者所警觉，今天我们已然望见了在文学长途上，张承志、韩少功等带有学者风范的选手不断加速的矫健身影。但是也确有不少人在这场“马拉松”竞赛中因“体力不支”而愈来愈放慢了前进的步伐。诚然，文学的马拉松是一场综合素质与实力的较量，但要简单地划分成“生活——才气——学养”的“三阶段论”也不是不可以一说。比如80年代初，一批“生活型”的作家仅仅凭着一段独特感人的人生体验就可以一篇成名，脱颖而出，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如流星一闪再无消息；而80年代中期，一批“才子型”甚至是“天才型”的作家，出手不凡，其高峰作品中很有一点大家气象或苗头，但也因文化支撑不力而显出“内虚症”，其后续作品反不如前，甚或给人以难以为继之虞；到了90年代，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一批老、中、青学者如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余秋雨、周国平等，从斜刺里杀人散文界，以其特有的书卷气、哲理性、历史感和文化意味而蔚成大国，反倒把许多操作有年的职业散文家比得黯然无光……实践表明，文学马拉松愈到最后愈见出文化底蕴的重要，在相同条件下，谁的学植深厚，谁就有可能在最后的冲刺中领先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