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九，尚贤。
春秋时代各国依然保持着强大的“世卿世禄”传统。贵族垄断一切资源，出身卑微的平民人才难以获得官爵。胡适指出：“那时的贵族政治还不曾完全消灭，虽然有些奇才杰士，从下等社会中跳上政治舞台，但是大多数的权势终在一般贵族世卿手里，就是儒家论政，也脱不了’贵贵‘、’亲亲‘的话头。墨子主张兼爱，所以反对种种家庭制度和贵族政治。”
墨子的“尚贤”说要求彻底打破世卿世禄制。他主张“上贤下不肖”和“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认为有才德者不分出身居于高位，而无才无德者纵然出身高贵也要打入社会底层。墨子的这一思想是一种进步的用人观念，对后来的战国变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其十，尚同。
在胡适看来，墨家学说始于“天志”，终于“尚同”。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他说：“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种政治的组织之上，还有一个统一天下的’天‘。所以我常说，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
从本质上讲，墨子的“尚同”理论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统一思想，将世人分歧百出的价值观通通“上同于天”，最终归入墨家“天志”；二是统一政治制度，用一套层级分明的“政长”制度重建天下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墨子的“尚同”制度是以“尚贤”为基础的。尽管在这套具有墨家特色的体制中，下级总是要“上同”于上级，但每一个层级的领导者都是按照能力选出来的。
《墨子·尚同上》中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由这段记载可知，政长制度的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正长都不是采取世袭制，而是从天下贤能之人里选拔。这个主张在古代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胡适总结道：“他（墨子）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把’天的意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墨教的教主了。”
总之，墨家就是凭借这十大主张不断发展成战国一大显学的。墨子去世后，墨家分裂为三派，但各派依然从不同角度继承了这十大主张。尽管这些治国主张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但对统治阶级存在颠覆性的影响。故而，各国诸侯虽然尊敬墨家，重用墨家士子，但并没真正接受其大部分治国主张。
陆
胡适为何重视墨家的逻辑学？
胡适在”整理国故“时，致力于从传统学派中寻找可以嫁接西方哲学及科学思想的文化土壤。他认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希望并不在儒家学派，反而有赖于那些非儒家学派，尤其是墨家。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哲学的相似点最多。墨家不仅重视科技研发，还在逻辑思辨上深有研究。胡适指出：“总而言之，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在胡适看来，墨家思想体系与其所推崇的西方实验主义思潮存在不少共同点。故而，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墨学使用了颇多赞扬之语，并且深入研究了墨子与别墨的逻辑思想。其中后者更受胡适重视。
经过严密考证后，胡适将《墨子》的内容分为几组。其中被后世称为“墨辩”的六个篇章，记载了墨家独特的逻辑学体系。但他认为，这六篇并非墨子亲手所写，墨子也不是墨辩逻辑学的真正创始人。
胡适说：“’墨经‘不是上文所举的六篇，乃是墨教的经典如《兼爱》、《非攻》之类。后来有些墨者虽都诵《墨经》，虽都奉墨教，却大有’倍谲不同‘之处。这些’倍谲不同‘之处，都由于墨家的后人，于’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这一派的墨学与宗教的墨学自然’倍谲不同了‘，于是他们自己相称为’别墨‘。’别墨‘即是那一派科学的墨学。”
由此可见，“别墨”指的是墨家分裂后的一支后学。别墨的主攻领域恰恰是古典科技与逻辑思辨。胡适认为，墨辩六篇虽托名于墨子，但实际上是别墨弟子所作。
胡适对别墨逻辑思想的认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重新认识《小取》篇的价值。
在墨辩六篇中，《小取》篇的可读性最强。胡适将其全文按照内容条理分为九个小节。他分析道：“一、至’不求诸人‘，总论’辩‘。二、至’吾岂谓也者异也‘，论’辩‘之七法。三、至第一个’则不可偏观也‘，论辟、侔、援、推四法之谬误。四、至’非也‘共四十八字，衍二十二字。总论立辞之难，总起下文。五、论’物或是而然‘。六、论’或是而不然‘。七、论’或不是而然‘。原文作’此乃是而然‘，似有误。八、论’一周而一不周‘。九、论’一是而一非‘。”
第一节总论逻辑的关系，第二节总结了几种逻辑推理方法，第三节讨论四种推理方法的错误运用，第四至九节则论述了逻辑的五个难点。
《墨子·小取》中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段话的大意是：辩论是为了明确是与非的差异，审察天下治乱的法则，明确事物的同异之处，考察名义与实际的道理，进而取舍利害，解决嫌疑。若想知晓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比较及分析各种不同意见。以名称反映实物的特质，以言辞抒发思想感情，以推理揭示缘由。按类别归纳事物，按类别推理事物。若是自己赞同某些观点，就不必反对他人意见；假如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也无需苛求他人。
由此可见，《小取》第一节将逻辑思辨的基本原则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按照胡适的观点，《小取》堪称一篇精简的逻辑学，它树立起了“别墨”的逻辑思想体系。
其次，胡适借助西方逻辑学来分析墨学几种逻辑推理形式的特征。
胡适研究墨学逻辑时，常常会与西方逻辑学进行类比。例如，他将墨辩中的“效”理解为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法”。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效是’效法‘的效，法即是上文’法，所若而然也‘的法。此处所谓’效‘，乃是’演绎法‘的论证。这种论证，每立一辞，须设这辞的’法‘，作为立辞的’故‘。凡依了做去，自然生出与辞同样的效果的，便是这辞的’法‘。这法便是辞所仿效。所设立辞之’故‘，须是’中效‘的’法‘；若不可效法，效法了不能生出与所立的辞同类的效果，那个”故“便不是正确的故了。”
在胡适看来，“效”就是根据“法”或“故”进行演绎推理。墨辩中的“法”和“故”其实是不同观察角度的同一事物。“法”指的是某一同类事物所代表的东西。演绎推理就是通过找到“法”来认清事物对应的“类”，也就是墨辩的“效”。
章太炎将墨家的辩说之道解释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胡适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墨家的演绎推理法不需要三段论的形式，只需“故”与“法”一致。
最后，胡适将名家惠施和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也归入别墨一类。
按照传统说法，名家是诸子百家中专门研究名实关系及逻辑思辨的学派。但胡适独辟蹊径，将名家士子惠施与公孙龙视为别墨学派的传人。
惠施提出的“历物十事”，是十个名实逻辑辩论话题。胡适认为，惠施是一个伟大的辩论家，他几乎发现了时间与空间包含的某种巨大真理，但由于当时科技水平低，缺乏足够的观测资料，才不得不用看似荒谬的“反论”来证明。而公孙龙以“白马非马”论与“狗非犬”论闻名于史。这些常人眼中的诡辩在胡适看来，反而是一种逻辑思辨上的突破。
胡适认为，相对于早期别墨，惠施与公孙龙更强调归纳法。两人一方面为古代中国提供了最发达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墨家逻辑学后来的没落。因为，惠施与公孙龙两人总是运用“反论”的形式来阐发逻辑道理，而且他们所提的命题超乎人们的生活常识。尽管其辩论之术出类拔萃，但只能服人口而无法服人心。
胡适指出：“别墨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别墨与公孙龙一般人的论辩，太’微妙‘了，不能应用。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别墨沉溺于对逻辑思辨技巧的研究，而忽略了其创始人墨翟最重视的经世致用精神。在胡适看来，这是导致后期墨家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法式的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和欧洲逻辑，但这是因为印度和欧洲的’法式的逻辑‘都经过千余年的补绽工夫，故有完密繁复的法式。墨家的名学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二千年来久成绝学，怪不得它不会有发达的法式了。平心而论，墨家名学所有法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它的弱点，未必不是它的长处。”
按照胡适的分析，墨家逻辑学与西方逻辑学、印度因明学相比，有两个长处与四大贡献。
两个长处：墨家逻辑学虽不重“法式”，但把逻辑推论的一切都说得很透彻；墨家对演绎法与归纳法同样看重，不似希腊与印度偏重演绎法。
四大贡献：别墨于儒道两家之中发展出了一种执中的“名学”（即逻辑学）；只有墨家重视研究事物的“所以然”，堪称科学的方法论；墨家重视知识与逻辑推论，从而在光学、力学等领域做出许多成就；墨家的逻辑学不仅继承了儒家的“象”学说，还下启法家的“法”观念。
因此，胡适坚定地认为，墨家名学应当在世界“名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还将中国哲学未来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墨学。
就实而论，胡适并非第一个用西方逻辑学来进行墨家逻辑研究的人——最先吃螃蟹的是梁启超。但由于梁启超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方逻辑学理论，故而在研究墨辩之学时常常出现穿凿附会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算得上以西方学术工具系统解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第一人。他拥有许多学者所不具备的西方学术功底，故而他可以得心应手地用西方逻辑学知识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