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实重于名：盗虚名者易有不测之祸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
古人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荀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死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就会引来灾祸。《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3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名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故而，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则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曾国藩受理学的熏陶，受“实学”浸染，自然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他在185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但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而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赢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
曾国藩不同于那些名大于实者之处，就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要“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他总是脚踏实地地做事。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味回护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的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大家经常称颂他，他便有些不知所以了。后来在1857年攻打瑞州时，他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追名心切是最大缺点，这不仅损害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身体。因为追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会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后，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终于纠正了追名心切的弊病。
当然，“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幻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的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好包装差，同样少人问津。
3.天下是干出来的：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伪《古文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看一人的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贤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平时很少拿大话来吓人，即使说，也是实实在在的。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功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他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不过，在京城时曾国藩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个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这个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到他便觉得很讨厌，于是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缈，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为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时只是王錱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被曾国藩一再提拔。
曾国藩越到晚年，就越是厌恶空谈而看重力行，并经常谆谆告诫曾氏子弟，要视“务实少言”为处世办事的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