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动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动。”推其意，将必有以枯禅入定，始谓之吉矣。
余以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凡事皆从动而生，动而成者，未有不动而生，不动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俭，种田要勤俭，工作要勤俭，商贾要勤俭。凡事勤则成，懒则败。故君子之动也以礼，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动不以礼，自吉少而凶多。陆象先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谓扰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无礼而扰之，小人之道也。有礼以当之，君子之道也。
错简《舜典》“舜让于德弗嗣”之下，紧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中间似有错简。或曰《论语》“尧曰：”咨，尔舜‘“数语当在此。又《孟子。万章》”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一节，注中有”殷受夏“至”为烈“十四字，语意不伦，李氏以为断简或阙文者。吾乡秦元宫先生谓当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皆属有理。
出母世传孔氏三世出妻，此盖误会《檀弓》“孔氏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之说。
按其文曰：“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则后人谓孔子、子思出妻之证也。
按《左传》：“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也妻是为白也母”
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考之年谱，孔子六十六岁，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岁，有伯鱼母死期年犹哭，子曰“谁与”之问。
六十八岁，孔于归鲁。又考之古礼，父在为母服期，合诸夫子六十六岁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岁正伯鱼期年丧毕之时，而伯鱼犹哭者，盖贤者过之也。夫子之言，殆谓父在而哭母之礼不可过，非谓母出而为子之服又当降也。乃迂执者拘于期字之义，谓出母无礻覃，期可无哭，必以实孔子出妻之说。如谓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则后人何不记夫人之出，而反记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谓伯鱼之期而犹哭者又一夫人，则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鱼为生母之丧矣。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
谓伯鱼出妻者，盖亦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又据《檀弓》曰：“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即以此说论之，既曰庶氏之母，则固明指为庶母矣，何曲为之解者反曰伯鱼卒，而其妻嫁于卫之庶氏也？子思又尝居于卫，则母之从子于卫，亦寻常事，而何言乎嫁于卫也？礼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庙，鲁隐考仲子之宫，为《春秋》所讥。则妾之不可祭于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于他室而不于庙，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丧于生母之谓也。然则夫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商贾信于市，男女别于涂，岂室家之内，朝夕薰陶，及于积世，独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执妇道耶？学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说始于周栎园，南汇张友白亦极论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说文》部首有[1234]字，居力切，读曰“急”，“恭敬”之“敬”字从此。
许祭酒曰：“[1234]，自急敕也，从羊省，从[1234]者，犹慎言也，与义、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说文注》谓此字不见经典，惟《尔雅。释诂》：“{宀}、骏、肃、亟、遄，速也。”《释文》“亟”字又作“苟”，同。观此，则与[1234]字绝然相反。若言“苟”，“苟，草也，从草句声，古厚切。”“苟且”之“苟”
字从此。案《燕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礼》：“宾为苟敬。”郑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诗》：“无曰苟矣。”郑亦迁就，并解为“苟且”之“苟”，误矣。余以为《论。语》“苟志于仁矣”，《大学》“苟日新”，朱子《章句》并解为“苟，诚也”，亦误。
仁《论语。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上文“其为人也孝弟”
之“人”，非“仁义”之“仁”也。案篆文“人”作[1234]，或变作[1234]，隶书亦作[1234]，汉《礼器碑》“士人”作“士仁”。则“人”、“仁”二字，古盖通用，犹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义”字解，便投入荆棘，其义反晦。近刻《十三经校勘记》，《论语》古训，俱未言及。
三归《论语。八佾篇》：“管氏有三归。”《集说》据《说苑》云：“三归，台名。”考《韩非。外储说》：“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国策》：“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包咸注：“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
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归，不能谏六嬖之惑。”合观诸说，则非台明矣。刘向因《国策》宋君筑台，齐桓女闾赖子罕扌失民，管仲三归以掩君过，遂以三归系于筑台之下，误为台名，紫阳袭其误耳。
亳顾亭林《日知录》论《说文》云：“毫为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
案《史记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索隐》：“秦宁公与亳王战毫，王奔，遂灭汤社。皇甫谧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此亳在陕西长安县南，若殷汤所封，是河南偃师之薄。《书传》及本书原作”薄“，如《逸周书。殷祝解》云：”汤放桀而归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数篇》云：”汤有七十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荀子。议兵篇》云：”古者汤以薄。“《吕览具备篇》云：”汤尝约于韦阝薄矣。“高诱注：”’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汤居亳“，盖借音字。则《说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尝误也。桐城孙岌之教授尝著《摧经斋札记》，考之甚详。
周《尔雅。释鸟》周注：“子鸟出蜀中。”下云：“燕燕，。”案“”
字音规，周即子规也。《说文》误其句读，解“”字曰周燕，陆德明《经典释文》亦承许氏之误。
寡公《左传》：“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丧耦亦可称寡。俗语有寡公寡妇之说，非无本也。
词《晋语》：“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对曰：“有秦客词于朝。’”注：“，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闻于朝也。”案隐语如《左传》“庚癸鞠”，及邹衍、淳于髡、东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词。东坡诗云：“巧语屡曾遭薏苡，度词聊复托芎。”或作庾词者误。
元堂《吕览》：“天子居青阳。”高诱注：“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元堂。”今吴语呼“客堂”曰“员堂”，殊无意义，恐是“元”之误。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并为傍《史记。始皇本纪》：“并海上，北至琅琊”，“遂并海，至平原津”，“并海南，至会稽。”《封禅书》：“并海上，北至碣石。”《大宛传》：“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汉。郊祀志》：“遂登会稽，并海上”，“东巡碣石，并海”，“皆在齐北，并渤海”。《沟洫志》：“并北山，东至洛。”《薛宣传》：“酷吏并缘为奸。”以上“并”字，《索隐》、师古注皆步浪反，读曰“傍”，今吴语所云“靠并”、“依并”是也。
草书昔人谓草书在篆隶之前。赵壹曰：“草书起秦之末。”卫恒曰：“汉兴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作草书，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谓章草之始。”余以为皆非也。草书之名，实起于草稿。《史记。
屈原传》：“屈原属草稿未定。”是古篆隶皆有草稿书，非今之草书也。熟观二王草书，字字从真行而生，岂草书反在篆隶之前乎？虽《淳化阁帖》有汉章帝草书，实是王著妄作，不可遂为典据。
老先生老先生之称，始见于《史记。贾谊传》。明时称翰林曰老先生，虽年少总称老先生。国初称相国曰老先生，两司称抚台亦曰老先生。近时并不以称老先生为尊，而以为贱，何也？
名士《汉书》：“闻张耳、陈余两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见《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记。律书》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谓名家、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词章之谓也，今人往往误用。
古今人表班孟坚列《古今人表》于《汉书》中，颜师古以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于是后人有议之，有驳之，讫无定论。余独谓不然，盖上古之世，圣帝明王接踵而生，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则渐生中下之人。至战国时，则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后，无有一人列于上上者。班氏意盖本孔子“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二语，是借古人以鉴今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尽列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诸帝，置于圣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坚是汉人，能雌黄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归乎显善彰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后人读书，每每误会前人意见如此。暇时拟著两汉人表以补班、范两家之书，亦一快事。
亲家今人呼姻亲为亲家，始见于《后汉书。礼仪志》。“亲家公”三字，则见于《隋书》李穆弟李浑传，皆作平声读。今吴人呼亲家为{宀亲}家，又作去声读。
《左传》：“师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亲。‘“是亲家之亲，本读去声也。
案《说文》：“{宀亲}，至也，初仅切。”秦刻石文：“{宀亲}巡远方”，“{宀亲}巡天下”，犹言亲之至也。唐卢纶《王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宀亲}家。”可见呼亲家为{宀亲}家者，其来久矣。
大长公主先六世祖会稽郡王讳景臻，尚宋神宗第十女贤穆大长公主，事见《宋史。外戚传》。心窃疑之，以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长”二字。案《汉书》，天子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姑称大长公主，至高宗朝，盖贤穆已长三四辈矣。
关侯世家关侯神庙始于唐贞元十八年，为玉泉伽蓝，有董亻廷为记。宋、元、明以来，皆有封号。至本朝，显灵尤盛，尊为武庙，祀以太牢，与孔子并重，今且尊之为帝矣。余尝晤江都校官郑君名环者，为作《关侯世家》，以《三国志》本传为主，而注之以历代祀典杂说，直至本朝加封徽号及恩锡、致祭、典礼为一卷，颇为详备。惟称周将军为实有其人，见本传中，不知何据。
打ㄣ本朝礼制，幼辈见长者，下属见上司，仆人见主人，以一足略屈，欲作拜势，谓之打ㄣ。此上古已有之。《史记。滑稽传》：“┮鞠跽。”徐广曰：“跽与跽同，谓小跪也。”《说文》曰：“ㄣ，蹴也。一曰卑也，桊也，庄缘切。”又《后汉书》：“高句丽在辽之东，跪拜曳一足。”即郑注《周礼》“奇拜”之义，为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楼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终无有验。而汉武亦蹈前辙，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聪明绝世之人，胡乃为此捕风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后游山东莱州，见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确。
高邮州西门外尝有湖市，见者甚多。按高邮湖本宋承州城陷而为湖者，即如泗州旧城亦为洪泽湖矣，近湖人亦见有城郭楼台人马往来之状。因悟蓬莱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楼台城郭乎？则所现者，盖其精气云。
请雨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止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究竟观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云台宫保巡抚浙江，适逢大旱，未往天竺进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啧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于此。
水车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车，其来已久。又名曰桔槔。《庄子。天运篇》：“桔槔者，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故水车为桔槔也。《太平御览》引《魏略》曰：“马钧居京都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水车之制始此。东坡《无锡道中赋水车诗》云：“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脱骨蛇。分畦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可谓形容尽致。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只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犹之风车非不善，在大江边可行，若是日无风，便不得水，总之不如水车之妙。
土地之神今坟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扫，必设酒脯祀之，其来已久，见《檀弓》：“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为父母形体在此，礼其神也。‘“《正义》云：”置于墓左，礼地神也。“
润笔润笔之说，于晋、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长庆间。如韩昌黎为文必索润笔，故刘禹锡《祭退之文》云：“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李邕受馈遗钜万，皇甫索缣九千，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
乡勇自古有之古人寓兵于农，言兵即可以为农，农即可以为兵也。后世分兵农为两途，言兵不可以为农，农不可以为兵也。今之所谓乡勇者，非兵非农，与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轻重；与之言农，又不知稼穑之艰难，然则何以用之哉！《韩非子》有言曰：“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乃知乡勇自古有之。
泉之为钱余年二十七八，馆于吴门徐复堂家正，录先世《大宗谱》，谱中载铿第二十六子孚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时内阁学士年才十四五，见之笑曰：“《周礼。泉府》字皆作‘泉’。《说文》曰：‘钱，铫也，古田器。’不可以钱作泉也。”余答曰：“子不见郑司农注云‘泉，故书作钱’耶？”盖泉之为钱，其来久矣。近嘉定献之别驾坫，凡为人书碑版、楹帖、条幅名款，竟书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盖泉别有一姓，《后周书》有泉企，上洛丰阳人，《新唐书》诸夷蕃将传有泉男生。献之毕竟以钱为泉，亦觉无谓。
札朴老友桂未谷大令尝作《札朴》二十卷，考订精确，发前人所未有，略记数条于此：或问：“今学宫之乐舞生本于何书？”桂未谷曰：“《周礼》师掌教国子舞羽歙。郑注：”所谓舞也。‘今人称乐舞者，误也。“
或问：“青黑异色，今北地人辄呼黑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记》：‘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犹存其语耳。”
或问：“今之善讼者，谓之刁风，南北通行，何义也？”桂未谷曰：“此字循习不察久矣。《史记。货殖传》：”而民雕捍‘。《索隐》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趋省笔以代雕耳，犹福州书吏书藩台为潘台是也。”
或问：“四月八日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书。刘敬宣传》：‘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佛。’即铸金象佛也。《文选。七命》：”乃炼乃铄，万辟千灌。‘王粲《刀铭》：“灌辟以数。’皆铸之义也。今人以为浴佛，误矣。”
或问：“今之履历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历，犹古之脚色也。《通鉴》：”隋虞世基掌选曹，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脚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历之色也‘。宋末参选者，具脚色状，即根脚之谓也。“
或问：“棺有前和后和之称，何也？”桂未谷曰：“案《吕氏春秋》：”昔王季历葬阳山之尾，{亦水}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谢惠连《祭古冢文》云：’两头无和‘是也。“
北音无入声顾亭林曰：入为闰声，李子德编入声俱转去声，盖北音无入声，以《五经》、《左》、《国》尽出北人也。如费无极之“极”字，《史记》、《吴越春秋》俱读作忌，犹如郦食其、审食其，“食”字俱音异也。《易》未济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注曰：“极字未详。”考上下韵亦不协，若读如忌声，则上下韵俱叶矣。或解作无忌惮，义亦通。或曰：“如子言古无入声，与《中原韵》何别？”余曰：“《五经》、《左》、《国》，上世之北音；《中原韵》，后世之北音也。”
古韵今所用韵与《唐韵》不同，以今音叶唐诗者误矣。而昧于学者，以《唐韵》叶三百篇尤误。要知古今言语各殊，声音递变，汉、魏以还，已不同于《诗》、《骚》，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岂能以今韵叶古韵乎？近金坛段懋堂大令有《六书音均表》，高邮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声》，吾乡安汇占孝廉有《说文韵征》，皆可补顾氏《音学五书》之阙。
鲲鹏余幼时读《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数语，为之大骇，以为断无此理。
问之长者，云：“此庄生寓言也。”嘉庆丙子十月，安东县知县详报沿海有大鱼一头，两目已剜去，计长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余。又袁叔野刺史言山东蓬莱县与海最近，一日有大物从空而来，两翼垂天，日为之晦。满城人大惧，罗拜焚香，逾时而去，日光复明。又《南汇县志》载国初有大鱼过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过七日七夜，岂即《庄子》所谓鲲鹏者非耶？
梅梁禹庙梅梁，为词林典故，由来久矣。余甚疑之，意以为梅树屈曲，岂能为栋梁乎？即如金陵隐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庆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欧阳公手植梅，浙江嘉兴王店镇有宋梅，太仓州东园亦有王文肃手种一株曰瘦鹤，皆无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阅《说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补天射日《太平御览》载女娲氏炼石补天，后羿射毕十日，岂可信乎？余释之曰：“炼石补天者，言烧石成灰，可补屋漏也。射毕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圆，十日并中也。”《山堂肆考》又谓羿善射，河伯溺杀人，则射其左臂；风伯坏人屋舍，则射中其膝，有功于天下，皆不经之言。
颜淑冉予汉石室画像题字云：“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扌宿芒续之。”颜淑字叔子，事详《诗巷伯》疏，与鲁男子闭户事异。又绍兴府学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赞》，称冉予字子我。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宰予字子我。”裴る引郑康成注曰：“鲁人。”《淮南子。人间训》亦称宰予，未闻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据。
伞古有簦无伞，《说文》簦字注：“盖也。”笠字注：“簦无柄也。”然则簦即今之伞也。《晋书。王雅传》：“雅遇雨，请以伞入。”此为伞字初见。又《史记。五帝本纪》：“舜以两笠自而下。”皇甫谧注云：“伞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纣，遇雨，乃为曲盖。”亦即伞也。故今吴人呼伞为持笠，盖本此。又《三国志》：“忘其行轩。”疑亦是伞，今俗作伞，然唐碑《吴岳祠堂记》已用之。
扇或谓古人皆用团扇，今之折扇是朝鲜、日本之制，有明中叶始行于中国也。
案《通鉴》：“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谓之折叠扇。”则隋、唐时先有之矣。
转蓬《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师古注云：“蓬颗，谓土块。”张华《博物志》“徐人谓尘土曰蓬块。”今吴人方言谓之蓬尘，即灰尘也。杭人方言又谓之蓬儿，亦尘也。如曹植诗：“转蓬离本根，飘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云中。”《芜城赋》：“孤蓬自振，惊砂坐飞。”即《庄子》蓬之心，《管子》飞蓬之间，皆言尘土之义，未必是蓬草也。
然古人亦有认作蓬草者，如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又唐人蒋防《转蓬赋》：“凌寒后凋，虽有惭于松柏；近秋俱败，亦无愧于兰荪。”观此则知古人错认之处不少。试思蓬草何物，岂能吹入云中而随风转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谱唐尚氏族，贞观初，有诏令天下贡氏族谱，奉敕旨第其甲乙，勒为成书，有谱者为望族，后世谓之谱学。此读书人别是一种学问，又在词章考据举业之外者也。如吾族钱氏有《大宗谱》，武肃王《自叙》云：“盖闻古贤垂训，先哲修身，莫大于上承祖祢之泽，下广子孙之传。是故尧、舜之理天下，其先则曰敦睦九族，然后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诗》不云乎：”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是知为人子人臣之道，莫过于尊祖敬宗，扬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谓《大宗谱》者，以少典氏为第一世，黄帝为第二世。其略曰：钱氏之先，出于少典。初，少典氏为诸侯，八传而生黄帝。谱宗黄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以少典为一世，黄帝为二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曰樊，曰惠连，曰铿，曰永言，曰安，曰季连。樊为昆吾氏，惠连为参胡氏，永言为邓人，安为曹姓，季连为芈姓，而铿即彭祖是也，商时为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为国师，年七百九十七岁，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后，为周文王师，拜官钱府上士，因去之竹而为钱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肃王。原原本本，一丝不乱。
泳谓此谱，断非武肃所作，尚是沿袭贞观初所贡之氏族旧本。即他姓之谱，如此类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颜师古极论之，谓“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如《欧阳氏谱》只序世系，自询以下仅五世已阅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业已十八世。据三十年为一世之说，何长短之不齐也。又《苏氏族谱》引云：“唐神尧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案神尧者，高祖谥也，而味道并非高祖时人。又载讳钅斤者为始祖，注云：“不仕，娶黄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六日卒。”既不详世次，又不著纪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叙》云：“《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疏略如此，而亦谓之谱。至今人尚有《欧谱》、《苏谱》之称，皆以为典据，谬矣！
宋狄青不认梁公为同族，世争重其言，吴毅父驳之，谓其武臣少读书，昧于谱牒，而疏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云思亲，何其孝也；反周为唐，何其忠也。
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时遭际，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于狄，因以为氏。青与梁公实系一派，惟世远人亡，徙迁靡定，谱牒莫稽，举原一本者而途人视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无谱牒可考者，辄以狄青之言为证，亦不足以为典据也。
惟吾钱氏一族，家家有谱，或此详彼略，或彼详此略，要其指归，大约相同。
自武肃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独忠懿王后一支最为繁多，以纳土于宋，无有兵革，未尝破家，故合族三千余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临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钱氏视他省为尤盛。所以谱牒之传，亦较别家为可信，无有渺茫之言，及欧、苏、狄青之病也。然每见读书人俱不留心，如屿沙方伯之先出常熟千一公后名应龙者，字吟溪，系鹿园支，至方伯为三十一世，误认奚浦支应隆公为祖，则忽长五世，为武肃王二十六世孙矣。又黼堂少宰为文僖公第十子景略公后，实三十世，而行状以为武肃三十三世孙，亦失考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宫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为当代之通儒，而不及谱牒一字。余尝亲问之，曰：“无稽矣。”后见《虞山世谱》，知宫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后，有讳浦者，迁嘉定，是即宫詹之所祖也。
墓碑墓之有碑，始自秦、汉。碑上有穿，盖下葬具，并无字也。其后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杂记》载杜子夏葬长安，临终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东汉渐多，有碑，有诔，有表，有铭，有颂。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书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门生故吏，皆刻于碑阴，或别碑，汉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后，谀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间乃大盛，则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来，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书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讳某字某，其先为某之苗裔，并将其生平政事文章略著于碑，然后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后系之以铭文云云。此墓碑之定体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韩昌黎碑志之文，犹不失古法，惟《考功员外卢君墓铭》、《襄阳卢丞墓志》、《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异旧例，先将交情家世叙述，或代他人口气求铭，然后叙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时偶然变体。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为例，竟有叙述生平交情之深，往来酬酢之密，娓娓千余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己之困苦颠连，劳骚抑郁，而借题为发挥者，岂可谓之墓文耶？吾见此等文属辞虽妙，实乖体例。
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乃得此种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乡某原字样，此是门人辈编辑时据稿本钞录，未暇详考耳。而后之人习焉不察，以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孙竟即以原稿上石者，实是痴儿说梦矣。
四金刚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时西蕃寇西凉，诏不空和尚入诵仁王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西凉累奏东北云雾中见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绝弓弦，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帅，蕃帅大奔。由是敕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兰盆会《旧唐书。王缙传》载代宗奉佛缙为宰相，尝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以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寮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今盂兰盆会之始也。
宋儒《六经》孔、孟之言，以核《四子书》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
戴东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义疏证》诸书，专辩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人所共知。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亦最喜议论宋儒。
尝曰：“朱晦庵性不近《诗》而强注《诗》，此《毛诗集传》所以无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显畅，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其言类如此。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著有《说经》二十卷，为西河作解纷，皆平允之论。
时艺袁简斋先生尝言虞、夏、商、周以来即有诗文，诗当始于《三百篇》，一变而为骚赋，再变而为五七言古，三变而为五七言律，诗之余变为词，词之余又变为曲，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文当始于《尚书》，一变而为《左》、《国》，再变而为秦、汉，三变而为六朝骈体，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变而为时艺文，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为忠，为孝，为好，为佞，宛对古人，为一时之名伶也。其论时艺虽刻薄，然却是有理。余尝有言：“虚无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时艺之法一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
董思白云：“凡作时文，原是虚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牵由人，无一定也。”
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学为时艺，乃尽阅有明之文，洞彻底蕴，每语人曰：“时艺如词曲，无一定资格，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终于此道未深。”与思翁之言相合。
题目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写文则顶格，皆习焉不察。题目是圣贤经传，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何以反高两格？试看《十三经注疏》，岂有注高于经，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纪、列传、志、表题目，亦无有低两格者，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
纸钱纸钱之名，始见于《新唐书。王屿传》。盖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开元二十六年，屿为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传正谓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宋钱若水不烧楮镪，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有明以来，又易纸锭、大小元宝，黄白参半，与纸钱并用。近人又作纸洋钱，乡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丧家七七之期，见于《北史》、《魏书》、《北齐书》及韩琦《君臣相遇传》。
又顾亭林《日知录》、徐复祚《村老委谈》、郎瑛《七修类稿》皆载之。要皆佛氏之说，无足深考。惟《临淮新语》谓始死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于来复之期，即古者招魂之义，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灵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则不复矣，生者亦无可如何也。此说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