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岳全书 【明 张介宾】
论证
疟疾本由外感，故《内经》论疟，无非曰风、曰寒，其义甚明。而后世之论，则泛滥不一，总不过约言其末而反失其本。所以议论愈多则病情愈昧矣。有辨在后，所当并察！
凡疟因于暑，人皆知之。不知夏令炎热，此自正气之宜。然而人有畏热者，每多避暑就阴，贪凉过度，此因暑受寒，所以致疟。经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义可知也。然又惟禀质薄弱，或劳倦过伤者，尤易感邪，此所以受邪有浅深而为病有轻重也。但以病因暑致，故曰受暑，而不知暑有阴阳，疟惟阴暑为病耳。至其病变则有为寒证者，有为热证者。有宜散者，有宜敛者，有宜温者，有宜清者。其要在标本虚实四字，知此四者而因证制宜，斯尽善矣。其有云伤暑而认暑为火者，有云脾寒而执以为寒者，皆一偏之见，不足凭也。
凡疟发在夏至后秋分前者，病在阳分，其病浅；发在秋分后，冬至前者，病在阴分，其病深。
发在子之后午之前者，此阳分病也，易愈；发在午之后子之前者，此阴分病也，难愈。
病浅者日作，病深者间日作。若三日四日者，以受邪日久，而邪气居于阴分，其病尤深。
凡疟病自阴而渐阳，自迟而渐早者，由重而轻也；自阳而渐阴，自早而渐迟，由轻而重也。凡感邪极深者，其发必迟，而多致隔日，必使渐早渐近，方是佳兆。故治此疾者，春夏为易，秋冬为难。
论治
凡疟疾初作，必多寒热，大抵皆属少阳经病，其于初起，当专以散邪为主。果若形气无伤，而脉证别无他故者，但宜正柴胡饮或三柴胡饮主之，少者一二剂，多者三四剂，无有不愈。若气体本弱而感邪为疟，即宜四柴胡饮为最妙，勿以初起而畏之，弗之用也。
治疟疾当辨寒热，寒胜者即为阴证，热胜者即为阳证。盖有素禀之寒热，有染触之寒热，然必其表里俱有热邪，方是火证。若疟至则热，疟止则退，而内无烦热闭结等证，则不得以火证论治。若内外俱有火证，而邪有不散者，一柴胡饮主之。若邪入阳明内热之甚，而邪有未散者，宜柴胡白虎煎。若邪入肝肾而热极动血者，宜柴芩煎。
疟有寒证，如无虚邪，而但以寒邪不能做，或多中寒者，宜二柴胡饮。若以寒胜而兼气虚，邪有不解者，宜四柴胡饮，或补中益气汤加干姜、官桂。若寒甚热少脉迟，而兼背恶寒，或多呕恶泄泻者，必用麻桂饮或大温中饮。
中气虚弱，不能胜邪，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脾肺气分，宜补中益气汤、五柴胡饮。若阴虚血液不充，而邪不能解者，病在肝肾精分，宜补阴益气煎、归柴饮。此证极多，其效尤捷。若发时其寒如冰，其热如烙，而面赤如脂，渴欲饮水，而热退即不渴者，以六味地黄汤加柴胡、芍药、肉桂，大剂一服，即可愈。若元气虚寒之甚，阳不胜阴而邪不能解者，大温中饮。若元气虚甚，衰老积弱者，则不必兼用攻邪，只当以扶正气为主，但使元气不败，则邪气无有不服，宜大补元煎，或十全大补汤之类主之，而又惟休疟饮为最妙。
疟疾屡散之后，取汗既多，而病不能止者，必以过伤正气而正不胜邪，则虽止微邪犹然不息，但使元气之虚者一振，散者一收，则无不顿然愈矣，宜三阴煎、五福饮，或小营煎、休疟饮主之。若有微寒者，宜大营煎或理中汤。若微有火者，宜一阴煎。若多汗不收者，宜五阴煎之类主之。
疟疾久不能愈者，必其脾肾俱虚，元气不复而然。但察其脉证尚有微邪不解者，当专以补中益气汤为主。若邪气已尽而疟有不止者，则当专补元气，以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或大补元煎之类主之。若肾阴不足而精不化气者，宜理阴煎最效。若阴邪凝滞而久不愈者，宜于前药加姜、桂、附子。
疟作而呕吐恶食者，虽曰少阳之邪为呕吐，然实由木邪乘胃所致，但解去外邪，呕当自止，宜柴陈煎或正柴胡饮加半夏主之。若脾胃气虚而寒邪乘之，则最多呕恶之证，宜温胃饮、理中汤、养中煎之类主之。若虚寒连及命门，火不生土而作呕者，宜理阴煎、右归饮之类主之。若兼食滞而作呕者，必多胀满，宜加陈皮、砂仁、山楂、厚朴之类为佐；若兼火邪者，必多热渴躁烦秘结，宜以黄连、黄芩之类为佐；若火在阳明甚者，加石膏；若兼寒者，必胃囗怕寒，或吞酸嗳腐，或恶心，得热稍可，宜以姜桂、附子、吴茱萸之类为佐。
疟疾因劳，辄复连绵不已者，此亦脾肾虚证。盖肾主骨，肝主筋，脾主四肢，气弱不胜劳苦，所以即发，但补肝肾使其气强即愈。如十全大补汤、八珍汤、补中益气汤，皆可酌用。
疟疾发散已多，每致阴虚水亏，而烦热多渴者，宜以西瓜汁或雪梨浆或冷参汤，俱可滋阴截疟。无热者不可强用。
疟痢并作，而脏平邪浅者，宜胃苓汤加柴胡一二钱。若寒湿伤脾而疟痢并作者，宜温胃饮加柴胡，或胃关煎加柴胡亦妙。若湿热伤脾，下及肝肾而暴注热渴，或下纯鲜血者，宜柴芩煎。
疟邪未清而过食伤脾，以致痞满连绵不已者，宜大小和中饮加柴胡。若因食而成疟痞者，宜芍药枳朮丸、及大小和中饮之类调之。
古云：治疟之法，凡将发之时，与正发之际，慎毋勉强施治，即治亦无效，必待阴阳并极，势平气退之后，然后察而治之，或于未发二三时之先，迎而夺之可也。经曰：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按此古法，殊似不然。予近治疟，每迎其锐而击之，最捷最效，是可见古法之有不必泥者。
论汗
凡古人治疟之法，若其久而汗多，腠理开泄，阳不能固者，必补敛之；无汗则腠理致密，邪不能解，必发散之。故曰：有汗者要无汗，扶正为主；无汗者要有汗，散邪为主。此大法也。盖疟本外邪，非汗不能解。若不知善解其邪而妄用劫剂，多致胃气受伤，邪不能解，必反难愈。此宜以补剂为主，加减取汗，汗后再加补养可也。若邪在阴分则下体最难得汗，补药力到，自然汗出至足，方是佳兆。凡病此而邪有未解者，大忌饱食，亦以汗之难易为优劣也。
凡寒邪之自外而入者，得汗即解，如伤寒之类皆是也。而惟时瘟时疟之病，则病有浅深不同。即如病瘟者，虽有大汗，而热仍不退；病疟者屡发屡汗，而疟犹不止。此其所感最深，故不能以一二汗而即愈。或通身如洗而犹不能透，若此者，但当察其强弱，仍渐次再汗之，方得邪解，故不可谓汗后必无邪也。此但当以脉之紧与不紧，及头身之痛与不痛，寒热之甚与不甚为辨耳。然又有虽已得汗，邪气将解，而不守禁忌，或因于劳，或因于欲，或受生冷微邪，或胃气未清因而过食，随触随发，此其旧邪未尽，而新邪又至，缠绵深固，因致留连者，亦必宜仍从汗解。但其病固宜散，则犹当以酌虚实为首务。
论标本
凡治疟当知标本。予尝曰：有标则治标，无标则治本，此最为治疟之肯綮。何以言之？盖标以邪气言，本以正气言也。夫邪正相争，所以病疟。凡疟之初起，本由邪盛，此当治邪固无疑也。若或表散已过，或久而不愈，则于邪正之间有不可不辨矣。盖有邪者证必猖炽，脉必弦紧，或头疼虽减而未除，或汗虽出而未透。凡属形证有余者，即其病虽已久，亦必有表邪之未清也。但觉有微邪，此犹宜兼标为治。若汗出已多，邪解已透，别无实证实脉可据，而犹然不愈者，必由正气全虚，或以质弱，或以年衰，故余气有未能却而真阴有未能静耳。此当专治其本，但使元气既复，则无有不愈。设或不明标本，无论有邪无邪，而但知攻疟则害者多矣。予为此说，虽因疟而发，然诸病皆同此理，明者当心志之。
厌疟
凡厌疟之法，今世俗相传多用之，但其有效有不效，人每疑之。而其所以然者，自有的确之妙，则从来人所未知也。盖疟以邪正相争，其感之浅者，乃少阳胆经病也。惟其邪本不甚，则邪正互为胜负，当此时也，亦犹楚汉相持之势，但得一助之者，为楚则楚胜，为汉则汉胜。故不论何物，皆可用以为厌，但使由之，勿使知之，其人恃有所助，则胆气略壮而邪即败矣，此即《内经》移精变气之意也。然必势均力敌者，乃可以一助而胜之，正胜则愈也。若果彼强我弱，势不易制者，则厌必无益。故惟邪轻日作者可厌，而邪深间日者则不能厌，此自理势之使然，无庸惑也。
截疟
凡截疟之法，方固不少，然亦无必效之方。若以愚见并及治验，则未尝借于截也。盖有邪者，去邪则愈。若散邪既透，解表已过，则但收拾元气而气复即愈。惟能于邪正之间，得其攻补之宜，则无不自愈。此截之最善者也。至如截疟诸方，虽不可执，亦不可无。但有效于此而不效于彼者，亦以人之气血阴阳各有不同故耳。故凡用截药者，亦当察人之强弱而酌以用之，庶乎得效。然亦惟轻者易截，而重者不易截也。兹录诸方于后，亦可备于酌用。
截疟常山饮，气血强壮者可用。截疟饮，气分不足者可用。牛膝煎，血分不足者可用。截疟丹，时气多湿者可用。木贼煎，湿痰邪实者可用。何人饮、休疟饮，血气大虚欲急济者可用。小柴胡汤加常山二钱，截疟如神。追疟饮，凡气血未衰或屡散之后，用之最效。
似疟非疟
凡似疟非疟之病，虽有往来寒热，而时作时止，本非疟之类也，凡大病后或产后或虚损，俱有此证。经曰：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阴气上入阳中则恶寒，阳气下入阴中则恶热。故凡无外邪而病为寒热者，必属虚证。但虚有阴阳之异，而阳虚者必多寒，阴虚者必多热。阳虚者宜补其阳，如理中汤、十全大补汤加姜桂附子之类，此皆人所易知也。惟阴虚之证，则最不易辨。盖阴中之水虚者，阴虚也；阴中之火虚者，亦阴虚也。如其津液枯燥，精血耗伤，表里上下俱多烦热等证，此阴中之水虚也。治宜壮水以配阳，如一阴煎、六味地黄汤，或加减一阴煎之类主之。其有倏热往来，或面赤如脂而腹喜热饮，或上热如烙而下冷如冰，或喉囗大热而大便不实，此其证虽若热，而脉必细微，或虽洪大而浮空无力者，是皆阳气无根而孤浮于上，此阴中之火虚也，治宜益火之本使之归源，如海藏八味地黄丸或右归饮之类主之。假热退则真寒见，自可因证而治之也。其寒热门论治尤详，所当并察。
温疟
温疟一证，在《内经》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至春夏阳气大发而为病，此即正伤寒之属也。故仲景《伤寒论》有温疟一证，即此是也。此与夏伤暑而秋为疟者，本自不同，当于伤寒门酌而治之。
瘅疟
瘅疟一证，在《内经》曰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故致消烁脱肉者，命曰瘅疟。盖此以阳脏而病阳证也，自与诸疟不同。而治此之法有三：如热邪内畜而表邪未解者，则当散以苦凉；如热因邪致，表虽解而火独盛者，则当清以苦寒，此皆治其有余也。若邪火虽盛，而气血已衰，真阴日耗者，急宜壮水固元。若但知泻火，则阴日以亡，必致不救。
瘴疟
瘴疟一证，惟岭南烟瘴之地有之。盖南方岚湿不常，人受其邪而致病者，因名瘴疟。然瘴出地气，疟由天气，但使内知调摄而外不受邪，则虽居瘴地，何病之有？是可见瘴以地言，而疟即风寒外感之病也。但其甚者，则或至迷困喑哑，乃与常疟为稍异耳。凡治此者，亦总不离寒热虚实，及有邪无邪，如前治疟诸法而尽之矣。外如大梁李待诏瘴疟等论，既明且确，详列瘴气门，不可不察。
辨古
陈无择《三因方》云：夫疟备三因，外则感四气，内则动七情、饮食、饥饱、房室、劳逸，皆能致之。经所谓夏伤暑秋痎疟者，此则因时而叙耳，不可专以此论。
外所因证，有寒疟、有温疟、有瘅疟，并同《素问》也。有湿疟者，寒热身重，骨节烦疼，胀满自汗，善呕，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及冒雨湿也。有牝疟者，寒多不热，但惨戚振栗，病以时作，此则多感阴湿，阳不能制阴也。此五种疟疾，以外感风寒暑湿，与卫气相并而成。除瘅疟独热、温疟先热、牝疟无热外，诸疟皆先寒后热。
内所因证，病者以畜怒伤肝，气郁所致，名曰肝疟；以喜伤心，心气耗散所致，名曰心疟；以思伤脾，气郁涎结所致，名曰脾疟；以忧伤肺，肺气凝痰所致，名曰肺疟；以失志伤肾所致，名曰肾疟。所致之证并同《素问》，此五种疟疾，以感气不和，郁结痰饮所致。不内外因，有疫疟者，一岁之间，长幼相似也；有鬼疟者，梦寐不祥，多生恐怖也；有瘴疟者，乍热乍寒，乍有乍无，南方多病也；有胃疟者，饮食饥饱，伤胃而成，世谓食疟也；有劳疟者，经年不瘥，前后复发，微劳不任也。亦有数年不瘥，结成症癖在腹胁，名曰老疟，亦曰母疟。以上诸证，各有方治，宜推而用之。
愚谓疟疾一证，《内经》言已详尽，无可加矣。而后世议论烦多，反资疑贰。兹举陈氏三因之说，以见其概。如所云湿疟者，因汗出复浴，湿舍皮肤，固一说也。然浴以热汤，避彼风处，则断不致疟。惟冷水相加，疟斯成矣。若然，则仍是寒气，即《内经》所云夏遇凄沧水寒之证也。然此犹近似，但宜辨明寒热耳。至若牝疟无热，则《内经》并无此说，惟《金匮要略》曰：疟多寒者，名曰牡疟，蜀漆散主之。亦非曰无热也。若果全无发热，而止见寒栗，此自真寒阳虚证耳，别有本门，又安得谓之疟耶？再如内因五脏之疟，在《内经》刺疟论所言六经五脏之证，不过为邪在何经之辨，原非谓七情所伤便能成疟，而此云所致之证，并同《素问》，则《素问》无此说也。且既云七情所伤，则其虚实大有不同，又岂皆痰饮所致也耶？再若不内外因，凡鬼疟梦寐之说，此或以疟邪乱神，因致狂言似鬼者有之，岂鬼祟果能为疟乎？至若胃疟，既云饮食，则明是内伤。且凡先因于疟而后滞于食者有之，未有不因外邪而单有食疟者也。夫病情必有标本，标本误认，治岂无差？窃计陈氏之言，既以三因立论，故不得不敷演其说，而焕然若有可观。不知影响之谈，不但无益于病，而且乱人意见，致令临证狐疑，莫知所从，而每至于害者，皆此之类。
疟疾之作，本由风寒水湿之邪感而致病。亦或有非风非水而衣薄受凉，凡体怯者，皆能为疟。及其病深，则未免因经及脏，因表及里，故有不慎饮食而更甚者，有不慎劳役而增病者。总之无非外邪为之本，岂果因食因痰而能成疟者耶？今观朱丹溪之言，亦以痰食并列，严用和则悉归之痰，盖皆因陈氏之说而殊失《内经》之正意矣。故张子和亦以祟怪为笑，以食疟为非，而云治平扰攘时当分治，是皆有理确见也。独怪其以暑为火，而且谓扰攘之时，其民劳苦，大忌错作脾寒治之，而又用吐汗下三法，恐此言亦属偏见也。但劳苦过伤之人，其虚更甚，又岂无三阳疲损等证，而可俱谓之火，及可尽用三法乎？甚哉！立言之难，于此可见，时中之不易得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