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黎民刻石
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税赋重，劳役多，民则逃亡，既存政治隐患，又影响财税收入，武则天晚年以来，政治黑暗，经济调敝。官府坚吏的敲诈勒索，使农民负担沉重。加上豪强劣绅和皇亲贵族“籍外占田”，大量兼并农民土地。农民积欠破产，不得不离乡逃亡，趋势有增无减，唐朝赖以生存的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大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为了扭转财政危机，改变国弱民穷的面貌，与豪强巨族作斗争，采纳鉴察御史字文融的建议，下达“作一招携、捉搦法闻奏”诏令。（1）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进行全国性的第一次检田括户。”招携”即招抚招诱，而“捉搦”则是捉拿追捕，可见玄宗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进行检田括户。
具体做法是：各州逃亡之户，限在百日之内自首。凡自首逃户可以就地入籍编户，也可自愿返归故籍，到后免除当年赋租课役。如果过期不酋，作违法论处、强制性地递押边疆远僻地区，附为百姓；官府或私人敢包庇者一概抵罪。
但是这种逾期进行的“捉搦”递押效果欠佳，理所当然遭到逃户流民的抵制与反抗，又触发了新的逃户甚至对抗。所谓宽抚政策免除当年赋役，也是打了折扣的，就地附籍是“春附则课役并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没俱免”。（2）小帐算得如此津细，还有多少吸引力呢！安民利国的初衷，反而变成了扰民生乱的现实。于是，唐玄宗吸取教训，进行了第二次主在宽抚逃户的政策，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颁布《置劝农使诏》，将括户和括最剩田结合并举，“所在闲田，劝其开垦”，检查出来的被兼并上地全部没收，按照均田制分配给无地客户使用。对于帐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手续化繁为简，就地入籍；赋税由重变轻，免去六年的租庸调杂谣，新附客户仅交很轻的户丁税。
逃户的实质问题是土地问题。
检田括户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判官乘马巡视天下，亲自督察田户检括，客户附籍的落实情况；召集父老丁幼，当众宣读谕旨“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3）
民以食为天，当逃户农民获得土地，并免掉六年的赋税，得到官府承认的权利，能不“感其心”，“称父母”吗？检田括户获得了巨大成功。各地查出逃户八十多万，检田八十多万亩征收户丁税钱数百万婚（贯）。无庸多言，农业是唐朝的经济基础，均田制是大唐王朝赖以生存的命脉。检田括户对于巩固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劳役、兵役来源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开元盛世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检田括户是唐玄宗实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盛唐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在检田括户后的第二年，即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才有封禅泰山的“告成功”。
但是，检田括户也带来不可避免的弊病。由于实行逃户就地附籍，有免赋六年的实惠，原有逃户减少，但形成与土著户纳赋的明显反差，无形中鼓励土著户成为新的逃户。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又只得下令：“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4）对新的逃户毫不客气，除照例交纳当年租庸外。还以先差使征役为惩罚，土著户毫无实惠，无疑负担加重，只能争当逃户，以减税赋，这无疑是括户籍田之后新的反抗和抵制，其原因是享受的权利和所尽的义务不能均等造成的。逃户，实质是逃税、逃赋、逃役，必然影响国家的稳定性收入。唐玄宗虑及国家的稳定收入和对土著户的抚慰，只能以放免地税租庸等予以抚慰。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十一月下诏：“天下百姓，无出今年地税之半，如已交纳，听折来年。逋租悬调，在百姓腹内者，一切放免。”
（5）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免征六年期满，逃户又趋向增加。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又下敕令：“顷天下浮逃，先有处分，所在招附，便人差科，辄相容忍，亦令纠告。”（6）显然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也不能妥善解决。令人头疼的是“况在丰年，不能招缉，遂使户多虚挂，人苦均摊，务欲削除，更成诡故”。（7）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七月又敕令：“诸州逃人，先除籍帐，能自归复业者，其应征当年租庸资课。”（8）以史实为依据，唐玄宗对抚民恤民确是做了大量有益于老百姓的实事。如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下令：“京兆新开稻田，并散给贫人。”七月太子大敕：“京畿近辅，百姓所出，囗囗应单贫下户者，特放今年半租。”（9）即便在坚相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年代，唐玄宗也经常减免租庸地租，因为坚臣专权的斗争都在上层，下层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并没有明显影响，但随着唐玄宗疏政享乐，任用权坚，奢侈浪费惊人，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直到藩镇割据，逃户也就越来越严重了。到安史之乱后，全国只有在册二百多万户，陡减四分之三。正是在这种极端经济恶劣的条件下，刘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以自己杰出的理财才能，务求利国而不劳民，肥上而不损下。
刘晏离开长安，东渡黄河，行至夏县，路遇逃户饥民。其实逃户本不足为怪，对他来说早有耳闻，只不过是时移境迁，出他意料之外而亲眼目睹罢了。
他翻身下马，随即与逃户促膝了解详情。他弄不明白：逃户背井离乡，徒涉劳苦，既触刑网，又损家业，居且常惧，归又无依，成天提防官府拘拿，到时连家小全部发配边远荒芜地区，这到底是何缘故呢？经了解后他才明白，原来早在括户籍田时，一些有背景的实户，将实户虚报成逃户而减征税赋，同时又将实户的负担由邻保代出。加上去年（开元二十九年）秋天，河北、河南二十四州久雨成灾，波及夏县，百姓已成穷民，今春又旱，春荒难熬，租庸未免，只好迁徙客乡，争当逃户了。
刘晏一生勤俭，为官求实。《唐语林》第二卷中记述他当宰相时是“居安取便，不务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多品，马取稳健，不务毛色”。他当宰相尚且如此，何况初任县令之时。
刘晏目视逃户，只见一个个蓬头垢面，体恤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由想到，圣上皇恩浩荡，怎么没有浩荡到夏县来呢！他想到，玄宗屡布德音，无数次下诏“农桑之时，不得妨夺，州县长官，随时功课”。（10）他又想到，“天其养生，在物最灵，惟人最贵”。天地之间，还有什么比人还珍贵的呢！
只有惠养黎民百姓，天下才能得以安宁。”州县长官，随时功课”。于是，他语词恳切，将圣旨下达，劝慰逃户回乡安居旧业，一年之计在于春。衣食之本在于农，养民之道，农耕为本。这些话说到逃户的心坎上，逃户农民谁又不知道这些至理名言哩！刘晏以一县之尊，立即授文，所欠租庸一概放免而后报其上。并下令开放义仓赈灾救民，度过春荒，不误农时，女工蚕桑，耕织并举，粟帛兼顾。逃户感恩不尽，遂弃逃返乡，复躁旧业。
刘晏一生清廉，守法持正，对有背景的实户虚报成逃户的不法行为，一经查实，悉数收回。他刚至夏县不久。闻悉司录参军收受实户贿赂布帛十余匹。即微服私访，装扮成一道士，替人察看风水，测字算命，对穷苦逃户，问好生辰八字，长叹一声：“你好命苦！”接着奉送一卦，念念有同，说得逃户信以为真，纷纷将实户勾结参军，假报逃户，贪赃纳贿的事实件件如实吐露。刘晏查实清楚，即刻回县升堂。拿下司录参军，进行审问：“你可犯罪知罪么？”面对事实，参军只得如实供认。刘晏冷眼一笑，又问参军：“你可知大唐法典？”参军早已面色苍白，胆战心惊：“奴才知罪！贪污布帛二十匹处死，在此以下者，堂杖或八十，或六十，或四十，削职为民，终生不用，包庇者同罪囗囗”刘晏气愤地痛斥参军：“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当即堂杖六十，打得参军皮开肉绽，奄奄一息，并如数没收赃物。百姓闻知，无不拍手称快！纵观盛唐之世，州县官吏大部清廉，素质较好，恐怕与唐玄宗亲自倡导，惩恶扬善，制定的法律是有很大关系的。
夏县自古水涝居少，旱灾居多。刘晏组织农民筑堤修坝，蓄水防灾，沟通渠网，旱涝保收。但丰收之后又带来新的问题，即谷贱伤农。刘晏又依照玄宗“理国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使家有三载之储，国有九年之蓄，虽遇水旱，终保康宁”的思想，“及时每斗加于时价一两钱收”，（12）高于时价收购，调动农民积极性；而至春荒，又低于市价卖出，平抑物价上涨，使广大农民免于饥荒。一年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春，刘晏述职奏报中书省转呈玄宗皇帝，玄宗阅后龙颜大悦，在诏中说：“古之善政，贵于足食，将欲富国，必先利人。”对刘晏给予了褒奖。道理实在是简单明确，只有老百姓富足，有稳定性的赋税收入，国家才能富；要想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是开明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治国方针。刘晏正是这一善政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安史之乱之后，盛唐陷入战祸，经济迅速滑坡，他身为宰相，将“将欲富国，必先利人”的思想变成“将欲救国”、“将欲复国”，“必先利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唐朝得以迅速恢复经济。
《旧唐书》称：“史臣曰：历代躁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押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囗囗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13）《新唐书》则称刘晏“为管（仲）、萧（何）之亚”。
是“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14）聚敛财富而不伤民劳民，用自已的才能和理财方法使国家富裕，确是管子“不籍赡国”（15）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是不用增加赋税而通过经济管理和经济改革的方法达到国泰民安。这无疑是利国利民的上策。而一味靠增加赋税来使国库充裕，对于统治者来说则是搜刮民财的“苛政”。
刘晏的这一思想在安史之乱后得到具体发挥。他的理财实践和功绩也实现了“不籍赡国”的主张。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记述。
刘晏在夏县初试不凡身手，“神童”意气奋发，又调往河南温县任县令，同样又获得成功。这时，唐王朝正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受宠的时代，坚相杨国忠又在借杨贵妃受宠而爬上副宰臣地位，唐玄宗由明君正踏上昏主之途，长安兴庆宫里再不是既“兴”又“庆”，而是日益腐败，权坚当道，陷害忠良，冤案迭起，宦官结党。大唐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危机之中。
但是，黎民百姓不知道，也管不了皇宫里争权夺宠的生死之争，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眼前的现实，用自己善良纯朴的心来明辨是非善恶，清浊昏明。
当刘晏要离开温县升迁侍御史时，温县百姓刻石立碑颂德：“曹州南华刘公士安，海内望族，人轮德范，天下贤良，扬于四海。八岁敬书东岳，谓之神童，人仕正字，览书万卷，且兼宏略。清廉自正，津励勤职，图艰思易，为民造福。当刻石以传，模范永垂。”有史记载：“天宝中，（刘晏）累调夏令，未尝督赋，而输无通期。举贤良方正，补温令，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再迁侍御史。”（16）
“刻石以传”的具体记述已无从查考，但举贤良方正如数向国家输交税赋，从来没有欠缺或是超期倒是事实。看来，他决不是不顾老百姓死活地逼命催交，否则，“草民”也不会刻石记颂。
“再迁侍御史”也说明刘晏自身公正廉洁，俭朴，勤奋，守法执法，敢为民作主。侍御史就是谏官，朝廷选拔刚正不阿的官员充任，秉公执法，进行督察，据实可弹劾百官。头戴高五寸的执法帽，可以当着皇帝的面亲读弹劾文进行弹劾，维护纲纪，整贪肃污。可惜史料没有记述刘晏这方面的作为，笔者难以笔下生花。可能是当时坚相李林甫当任，刘晏也只能是拍拍“苍蝇”，难打“老虎”，治下而不可犯上。不久，爆发了安史之乱，一场浩劫自天而降，无情地粉碎了大唐王朝的开元天宝盛世。唐玄宗被迫走下历史舞台而抱憾终生，也急速地把刘晏推进战火之中，推上拯救复兴大唐王朝的历史舞台。
注释：
（1）《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
（2）《唐六典》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
（3）《旧唐书·宇文融传》。
（4）《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二月条。
（5）《唐大诏令》卷77《谒五陵敕》。
（6）《唐大诏令》卷104《处分朝集史》。
（7）《唐大诏令》卷104《处分十道朝集使敕》。
（8）《册府元龟》卷486《户籍》。
（9）《册府元龟》卷85《册太子大赦》。
（10）《唐大诏令》卷108《兴庆宫成御朝德音》。
（11）《唐大诏令》卷83《原减囚徒赦》。
（12）《册府元龟》卷502《平籴》。
（13）《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14）《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15）《管子。山国轨》：“不籍而瞻国，为了有道乎？”
（16）《新唐书》卷149《刘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