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杨炎为私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炎与元载同出一郡,乡情的纽带把他们紧密拴在一起。元载迅速提升杨炎任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培养、重用杨炎,杨炎自然十分感激元载的栽培提拔,视元载为恩师。如果杨炎对元载不恭,视为异己,元载则会毫不顾惜乡情,毫不念及才能,进行排挤打击。
元载也有他善于用人、识人的长处。元载看中杨炎,把他拉入元党,加以重用,并不足以说明。通过他对刘晏的态度,则看出他这一长处了。刘晏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起,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止,主管唐王朝的财经工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其主要成就元载主持朝政期间。刘晏不属于元党,但元载忙于擅权,“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客观他说,刘晏没有妨碍元载擅权,因此也能委以重任。这说明,元载尚有知人之明,也有用人之量,只要不损害自己,不是政敌,也并非是一概尽用纳私贿官的庸禄鼠辈。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代宗诛灭元载。根本原因,固然由于元载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祸国殃民。但更重要的还是元载过于专权,和代宗发生矛盾,欺君罔上。
据《资治通鉴》记载,代宗诛杀元载,本来要尽诛元党,在所列元党名单中,杨炎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正是由于刘晏上书代宗“法有首从,不容俱死”,王缙、杨炎及其他元载党羽才保活于命。否则,杨炎早就如同元载一样身首异处了。
一个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杨炎是元党第一号骨干分子,且由道州司马一跃成为当朝宰相,难道仅仅是崔祐甫以荐举贤能为己任,认为杨炎“可器任”吗?史书明表如此,实则不然。表面是崔祐甫的力荐,实质是德宗的主张。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年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继位。德宗为什么要起用杨炎,还得从德宗和元载的关系说起。德宗的母亲沈氏,是个普通的宫女。德宗只是由于是代宗的长子,加以在安史之乱的平叛中,是代宗的重要助手,并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收复了东都洛阳,立有战功。因此,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才被立为太子。但是,在封建王朝,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往往是当时各种政治军事集团争夺权利的集中表现。德宗从被立为太子,到登上皇帝宝座,毫不例外地有过一段曲折经历。
代宗大历年间,德宗居东宫。当时有个代宗宠信的独孤贵妃,生了个儿子叫韩王李回,受到代宗的宠爱。京兆尹黎干和宦官刘清潭合谋,打算拥立韩王李回当太子,把德宗废掉。这个计谋遭到元载的反对。元载对代宗说,德宗是长子,非常贤良,又立过大功,怎么能废掉呢?无党的另一宰相王缙也表示反对,支持元载的意见。这样,德宗才保住了太子的地位。《新唐书·元载传》记述,“帝(指德宗)为太子,实用载议”。那么,连当初德宗被立为太子,也是元载的提议了。
德宗即位以后,饮水思源,自然想起了元载拥立之功。但这时元载已死,因而重用杨炎,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由于元载任相时,贪赃枉法,买卖官爵,名声太坏,民间甚至流传“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的歌谣,所以德宗又待了几年,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才公开为元载平反,“诏复其官,听改葬”,连同时以元党罪名被杀的“故吏许初、杨皎、纪滔等,合赀以葬”,也一律平反了。
可以说,拜杨炎为相就是为元载平反的开始。
但是,德宗不仅仅是为图报元载的拥立之功而重用杨炎。《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还记述:“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杨)炎所为李楷洛碑,置于壁,日讽玩之。”其本质还在于德宗雅知其名,欣赏其才,崔祐甫对此洞察尽悉,举推荐杨炎为相。德宗和崔祐甫可谓君臣相知,两相互宜。
当时德宗召回的元党不止杨炎一人,但独任杨炎为相,并非由于他是元党,而是欣赏杨炎的才华和能力。
元载亲信、元党骨干杨炎拜相,但此人争强好胜,脾气大,易动怒,心胸窄,善报复,刘晏能有好日子过吗?
杨炎初登相位,心中十分明白,为元载复仇,报复刘晏,为时尚早。他更清楚,德宗皇帝正拭目以待,需要他拿出几项治政措施,彻底改变大唐王朝的经济面貌,迅速复现贞观永徽之治。
新相杨炎第一次上朝了。他胸怀两税法的腹案暂且不表,竟不顾冒犯龙颜,矛头直指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的问题。
这是系及皇帝自身利益的问题,也是众多大臣想说又不敢说的问题,更是度支盐铁使第五琦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安史之乱后,社稷动荡,人口剧减,财政困难,府库空虚。本来国家财赋收入均存于国库——左藏库,后来京师豪将求取无节,度支盐铁使第五琦无法禁止,就将国家公赋全部解入皇帝私库大盈内库,由宫禁宦官掌握,借以逃避豪将索取。但这样做流弊更大,皇帝随意取用,支出无度,管理无律,况且施行多年,人员浮冗,财政支出多为照顾关系,谁也搞不清府库的丰俭盈虚。
天子德宗登殿,群臣早朝礼毕。德宗目视杨炎,特意问道:“爱卿初及相位,有何进言?”
杨炎迅捷上前:“陛下:臣以为,国家财赋收支,乃治国安邦大本,犹如生人之喉命,轻重系及贫富治乱。先朝权制流弊,以宫中宦官领职,躁掌邦国之柄,国库丰俭盈虚,虽大臣而不得知,怎能为陛下计义天下之利害。”
(见《新唐书》卷145《杨炎传》)进而他向德宗进谏,“国库私库,理应界线清楚,泾渭分明。臣以为,公赋仍应归左藏库,宫中经费悉数拨交大盈内库掌管。乞望陛下纳言拨正。”
杨炎上台伊始,初试锋芒,说干就干,直言进谏。反正自己的绿袍木简正束之以待。
寒元殿内寂静无语。群臣万没想到,新相锋芒毕露,竟敢直言进谏大盈内库这个敏感问题,也不由暗自钦佩杨炎敢作敢为的侠义风骨。人们不约将目光投向德宗,期待皇帝善纳如流,一改弊端。
德宗此时尚锐意进取,高兴地采纳其议:“这都是先朝积弊。依卿所言,国库私库按先祖太宗遗训划分。”
一个如此棘手问题竞如此简单解决了。新相一举而就,皇帝一言定夺,朝野深受鼓舞,同列“属望贤相”,人们期待杨炎能成为一代贤相。
第二天,杨炎又再接再励,上疏德宗,创立两税法,代替租庸调。
仿佛一夜之间的突变,唐王朝的赋税制度来了个急转弯。两税法大力推行,租庸调寿终正寝,新法代旧法,创新变革,历史对杨炎停步注目。
两税法突如其来,如同天降,果真如此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预立,皆有基础,皆有准备。杨炎确立的两税法也决非例外。细细体察,不难发现,唐王朝均田制的破坏,孕育两税法的诞生;刘晏和第五琦所进行的税制整顿,打下了两税法的实施基础,做好了两税法的出台准备。
杨炎在两税法实施中,高屋建瓴,历数旧法弊端,明显忽视了刘晏在确立两税法准备工作中的功绩。
然而,历史没有忽视。
注释:
(1)《文苑英华》卷800《河西节度使厅壁记》。
(2)《旧唐书》卷118《杨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