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宗得傅说于梦，文王得太公于卜。古之圣贤相遇多矣，何不尽形于梦卜乎？曰：「此是得贤之一事，岂必尽然？盖高宗至诚，思得贤相，寤寐不忘，故征兆先见于梦。如常人梦寐闲事有先见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卜筮亦然。今有人怀诚心求卜，有祷辄应，此理之常然。」又问：「高宗梦往求傅说耶？傅说来入高宗梦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贤人，如有贤人，自然应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来。譬如悬镜于此，有物必照，非镜往照物，亦非物来入镜也。大抵人心虚明，善则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应，自然之理也。」又问：「或言高宗于传说，文王于太公，盖已素知之矣，恐群臣未信，故托梦卜以神之。」曰：「此伪也，圣人岂伪乎？」
问：「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奸，何为不能化商均？」曰：「所谓『不格奸』者，但能使之不害己与不至大恶。若商均则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己者。商均非能如己尔，亦未尝有大恶。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择一人贤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与子。论其至理，治天下者，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加诸众人之上，则是至公之法。后世难得人而争夺兴，故以与子。与子虽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问：「四凶尧不诛，而舜诛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尧之时，未尝为恶，尧安得而诛之？及举舜加其上，然后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恶，故舜诛之耳。」曰：「尧不知四凶乎？曰：「惟尧知之。」「知其恶而不去，何也？」曰：「在尧之时，非特不为恶，亦赖以为用。」
「纳于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录万几之意。若司马迁谓纳舜于山麓，岂有试人而纳于山麓耶？此只是历试舜也。
放勋非尧号，盖史称尧之道也，谓三皇而上，以神道设教，不言而化，至尧方见于事功也，后人以于勋为尧号，故记孟子者，遂以「尧曰」为「放勋曰」也。若以尧号放勋，则皋陶当号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义？问：「诗如何学？」曰：「只在大序中求。诗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学者，后人往往不知是圣人作。自仲尼后，一作汉以来。更无人理会得诗。如言『后妃之德』，皆以为文王之后妃。文王，诸候也，岂有后妃？又如『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以为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称，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别求淑女以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会淫其色？此不难晓。但将大序看数遍，则可见矣。」或曰：「关睢是后妃之德当如此否？乐得淑女之类，是作关睢诗人之意否？」曰：「是也。大序言：『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窈，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只着个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当辅佐君子，则可以归安父母』，言『能逮下』之类，皆为其德当如此否？曰：「是也」问：「诗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见矣。」曰：「莫是国史作否？」曰：「序大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盖国史得诗于采诗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国史，则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当时无小序，虽圣人亦办不得。」曰：「圣人删诗时，曾删小序否？」曰：「有害义理处，也须删改。今之诗序，却煞错乱，有后人附之者。」曰：「关睢之诗，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风教天下，故曰『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盖自天子至于庶人，正家道当如此也。二南之诗，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序之诗，亦是周公作。」「后人〔一〕多言二南为文王之诗，盖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诗于中者，犹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问：「『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何谓也？曰：「大凡乐必失之淫，哀必失之伤，淫伤则人于邪矣。若关睢，则止乎礼义。故如哀窈窕，思贤才，言哀之则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于邪始得，然关睢却止乎礼义，故不至乎伤，则其思也，其亦异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及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见诗人兴兄弟之意。「执柯伐柯，其则不远」人犹以为远。君子之道，本诸身，发诸心，岂远乎哉？
问：「周礼有复仇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亲被人杀，其子见之，不及告官，遂逐杀之，此复仇而义者，可以无罪。其亲既被人杀，不自诉官，而他自谋杀之，此则正其专杀之罪可也。问：「避仇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获免，便使避之也。」
问：「周礼之书有讹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须知道者观之，可决是非也。」又问：「司盟有诅万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无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问：「严父配天，称『周公其人』，何不称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为之，故言礼者必归之周公焉。」
赵盾弒君之事，圣人不书赵穿，何也？」曰：「此春秋大义也。赵穿手弒其君，人谁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书之，更无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语要人会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讨贼也，则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纪候大去其国」，如「梁亡」，「郑弃其师」，「齐师歼于遂」，「郭亡」之类。郭事实不明，如上四者，是一类事也。国君守社稷虽死守之可也。齐侯、卫侯方遇于垂，纪侯
遂去其国，岂齐之罪哉？故圣人不言齐灭之者，罪纪侯轻去社稷也。纪侯大名也。
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殆非荀、杨所及也。若续经之类，皆非其作。」
杨雄去就不足观。如言「明哲煌煌，旁烛无疆」，此甚悔佷，不能先知。「逊于不虞，以保天命」，则是只欲全身也。若圣人先知，必不至于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问：「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难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尧夫之数，似玄而不同。数只是一般，一作数无穷。但看人如何用之。虽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过多。杨雄才短，其过少。韩子称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谓大驳矣。然韩子责人甚恕。韩退之颂伯夷，甚好，然只说得伯夷介处。要知伯夷之心，须是圣人。语曰：「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此甚说得伯夷心也。
问：「退之读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谨严，便有不是处。且孟子言墨子爱其兄之子犹邻之子，墨子书中何尝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教不知谨严，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爱，与墨子同， 则甚不可也。后之学者，又不及杨、墨。杨、墨本学仁义，后人乃不学仁义。但杨、墨之过，被孟子指出，后人无人指出，故不见其过也。」
韩退之作羑里操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
退之晚年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时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汉儒补缀，千疮百孔。」汉儒所坏者不少，安能补也？
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一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问：「汉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经者，何也？」曰：「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东汉士人尚名节，只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贤也。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杨雄。本朝经术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议论专一，使人更不致思。」问：「陈平当王诸吕时，何不极谏？」曰：「王陵争之不从，乃引去。如陈平复诤，未必不激吕氏之怒矣。且高祖与群臣，只是以力相胜，力强者居上，非至诚乐愿为之臣也。如王诸侯时，责他死节，他岂肯死？」
周勃人北军，问曰：「为刘氏左袒，为吕氏右袒。」既如为刘氏，又何必问？若不知而问，设或右袒当如之何？己为将，乃问士卒，岂不谬哉？当诛诸侯时，非陈平为之谋，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桥，曰「愿请闲」，此岂请闲时邪？至于罢相就国，每河东守行县至绛，必令家人被甲执兵而见，此欲何为？可谓至无能之人矣。
王介甫咏张良诗，最好，曰：「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当此每从容。」人言高祖用张良，非也。张良用高祖尔。秦灭韩，张良为韩报仇，故送高祖入关。既灭秦矣，故辞去。及高祖兴义师，诛项王，则高祖之势可以平天下，故张良助之。良岂愿为高祖臣哉？无其势也。及天下既平，乃从赤松子游，是不为其臣可知矣。张良才识尽高，若鸿沟既分，而劝汉王背约追之，则无行也。或问：「张良欲以铁槌击杀秦王，其计不已疏乎？」日：「欲报君仇之急，使当时若得以铁槌击杀之，亦足矣，何暇自为谋耶？」
「王通言：『诸葛无死，礼乐其有兴』，信乎？」曰：「诸葛近王佐才，礼乐兴不兴则未可知。」问曰：「亮果王佐才，何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为于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几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则命也。某尝谓孙觉曰：『诸葛武候有儒者气象。』孙觉曰：『不然。圣贤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武侯区区保完一国，不知杀了多少人耶？』某谓之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利一己，则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杀戮虽多，亦何害？陈恒弒君，孔子请讨。孔子岂保得讨陈恒时不杀一人邪？盖诛天下之贼，则有所不得顾尔。』」曰：「三国之兴，孰为正？」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
汉文帝杀薄昭，李德裕以为杀之不当，温公以为杀之当，说皆未是。据史，不见他所以杀之之故，须是权事势轻重论之。不知当时薄昭有罪，汉使人治之，因杀汉使也；还是薄昭与汉使饮酒，因忿怒而致杀之也？汉文帝杀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杀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汉治其罪而杀汉使，太后虽不食，不可免也。须权佗那个轻，那个重，然后论他杀得当与不当也。论事须着用权。古今多错用权字，纔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纔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
问：「第五伦视其子之疾，与兄子之疾不同，自谓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寝与不安寝，只不起与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爱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问：「视己子与兄子有间否？」曰：「圣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犹子也。』是欲视之犹子也。」又问：「天性自有轻重，疑若有间然。」曰：「只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说，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宾主朋友之类，亦岂不是天性？只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来故尔。己之子与兄之子，所争几何？是同出于父者也。只为兄弟异形，故以兄弟为手足。人多以异形故，亲己之子，异于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问：「孔子以公冶长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长，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圣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圣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择其相称者为之配；己之子美，必择其才美者为之配。岂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时有先后，皆不可知。以孔子为避嫌，则大不是。如避嫌事，虽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素问书出于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如将二十四气移换名目，便做千百样亦得。
阴符经，非商末则周末人为之。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所趋向，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分明是大盗，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云云，岂非盗天地乎？
问：「老子书若何？」曰：「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其初意欲谈道之极玄妙处，后来却人做权诈者上去。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然老子之后有申、韩，看申、韩与老子道甚悬絻，然其原乃自老子来。苏秦、张仪则更是取道远。初秦、仪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其如何，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钩其端然后钳制之。其学既成，辞鬼谷去，鬼谷试之，为张仪说所动。如入庵中说令出之。然其学甚不近道，人不甚感之，孟子时已有置而不足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