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岂有此理文丛”序
王春瑜
岂有此理！我相信，从鲁迅到当代的杂文家，他们的绝大多数杂文，都是怀着“岂有此理”的愤懑，伏案疾书，掷出杂文的匕首或投枪的。说来有趣，“古月照今尘”，三百多年、二百多年前的文坛前辈们，早已举起“岂有此理”的武器。
说来更有趣的是，八十多年前，吴稚晖老先生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从中得到了写文章的诀窍，喜不自胜，跟朋友说，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话传到钱玄同先生的耳朵里，大感兴趣，连忙到书摊上买部《岂有此理》来看，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又买来《更岂有此理》来看，更没有那两句，他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刘半农：《重印<何典>序》。）其实，吴老先生并未造谣，只是记错了书名，应当是《何典》。这部康熙年间上海作家张南庄写的鬼小说第一回《五脏庙活鬼求儿；三家村死人出世》，开头有《如梦令》，词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康熙年间，钦定的主导思想是程朱理学，倡导毫无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儒生们满口天理、堪舆之学，也就是“谈天说地”；皓首穷经，考证草木虫鱼的考据学风行学界，堪称“咬文嚼字”之学。张南庄把这些视为狗屎不如，全是放屁，以鬼世界的阴间喻现实世界的人间，对“岂有此理”之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成了文坛奇书。这对文字狱横行的康熙王朝，无疑是严重的挑战。
再说《岂有此理》这本书，虽然没有《何典》开头那两句惊世骇俗的话，但也是一部奇书。书分“天下岂有此理”“正义岂有此理”“历史岂有此理”“人生岂有此理”“金钱岂有此理”“文人岂有此理”“美味岂有此理”“夫妻岂有此理”“女人岂有此理”“官吏岂有此理”“文化岂有此理”十一章。从逻辑上说，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评它“岂有此理”，未免杂乱无章。但全书有不少离经叛道之论，作者空空主人，在文字狱空前、知识分子头上罩着弥天恐怖黑网的乾隆时代，竟写出这部充满杂文气息的书来，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胆识。虽然他的书一直被清王朝列为禁书，但生前他并未被捕，让吃饭的家伙搬家，够侥幸的了。
列入本文丛的杂文家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是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虽然各人的风格并不相同，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深刻名世，他的这本杂文集《南磨房行走》，书名就俨然是一篇杂文。如果要指出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我不敢说这些杂文篇篇都是传世之作，字字都掷地作金石声，像余某人自我标榜的那样，“我等不及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北方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的这套文丛，都是杂文家们呕心沥血之作，如果读者竟不屑一顾，那肯定也是“岂有此理”！
2010年8月24日上午于牛屋南窗下
自 序
上一次出版的本人文章选集名为《早春的感动》，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获奖者丛书”之一，显然是沾了那个“鲁奖”的光；那是2007年2月面市的，收入的是我2006年6月前的作品。此后三年多，一本书也没有出成。我感觉，并非这几年出版的政治审查比2007年前更严了，而是出版界的环境更加市场化（功利化）了；赔钱不行，赚得太少也不行，没有几家出版社愿意“陪你玩”了。今年我交了好运，可能同时出三本文选：一本是我供职的南方周末报社要出版高级记者和高级编辑丛书，我选的是入行二十多年来的评论代表作；一本是广州出版社将为我出版的“鄢烈山文化随笔选”《评点江山》，以登山临水游览名胜古迹的感想为主打；再就是这一本杂文选了。懒得翻剪报，就从2008年到2010年4月为止的作品里选了一半，剔除与即出的两本书相重的，加一篇2003年未曾结集的，就这样呈现给诸位。
当今是一个市场化而出版物碎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信息电子化而注意力分散化的时代，耻于自我推销、不善营销还真是不行。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虽说真是好，那也得助于他在年轻人中推广有方，才有那么多拥趸。《新闻联播》的念稿人自传卖得火，是凭有内容或文笔好吗？……有鉴于此，这回写序俺就不再太过谦抑，倒要来几句自我辩护的了。
首先说，什么是杂文？“杂文”望文生义就像韩寒一书名，是“杂的文”，即诗歌小说戏剧传记等文体之外无类可归的文章；而鲁迅则认为，古人所谓“杂文”是编年体的文集：“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做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而现代的杂文，在他看来，则是一种时政和社会批评的短章。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那些奉鲁迅为杂文祖师的人可能忘记了他的这些话，反在那里鄙薄“时评”作者“短平快”。殊不知，社会在发展，媒体市场化，传播介质电子化，政府决策信息和新闻事件一出来，批评文章迅即见诸媒体，其快其速才真正实现了鲁迅所谓的“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呢。至于文笔文风，鲁迅并无自封“国标”或“大宗师”的念头，他倒认为他的“隐晦曲折”是不得已，是“奴隶的语言”，决不会反对别人的明白如话。
我很羡慕长平等数位能写纯正的“时评”，就是说评论时政时事，全靠逻辑分析的雄辩，靠思想本身的穿透力，而我则往往靠引经据典、联想类比而敷衍成章。所以，我的专栏文章，编者注明的身份，除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是专业职称，大多数报刊都是注“杂文家”，惭愧呀。不过，我敢借鲁迅自许的话来自诩：我的文章“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这也是一定的。
其次， 讲“常识”还有必要吗？我们这些面对社会写杂文和时评的人，有自知之明，常称自己说的是“常识”，梁文道先生的一本杂文时评集干脆就叫《常识》。说我等的杂文时评讲的是“常识”，那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而言，在那些“先发”国家，已然实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社会扁平、文化多元，官民的基本价值观和共同的社会生活准则已然确立。而对于当下的中国大陆来说，社会转型远未完成，我等所谓“常识”其实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前托马斯·潘恩传扬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常识》，只是期望传播的思想应当成为人们的常识（即社会共同准则）。
在我等看来的常识，在当下远没有成为无可争议的常识。比如，按照民主宪政、人权法治的常识，政府是用来服务的，而不是用来服从的，政府是质疑、批评、监督、问责的对象，而不是拥护、爱戴、感恩、歌颂的对象；比如，应当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和人格尊严，而不能打着“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旗号，动辄要国民“牺牲”、“奉献”、服从；比如，司法应当注重程序正义，应当实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但不少人却拥护“严打”甚至“黑打”，竟有司法局官员公然要律师“讲政治”、“顾大局”……
说“我等”其实也是不确的。杂文家与时评家并非一个脑袋，也尚未建立共识或“常识”。我相信自己在具体的分析中，有独自的眼光，有独到的见解，这是我的写作冲动之所在，至少是我多数时候的写作追求。江苏的《现代快报》这两年让我每周写当周重要时评的再评点（这个版在周日刊出，叫“一评再评”），编辑每期从各报选四篇短论给我有针对性地发议论，看来我与同行的眼光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是不是我说的更在理更到位，列位可以看凤凰网上“博报”频道我的专栏所贴。
最后，我们的言说方式有用吗？按说，这不成为问题，如上所言，传播启蒙常识对于促进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当然是有益的。但有些人不这么看。我写序这天，《南方都市报》上有篇专访《许知远：我喜欢韩寒，但谁能代表大众说话》，是青年作者许知远论韩寒引起争论后的自白。许知远《庸众的胜利》一文认为，谈论韩寒，现在已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大家在其中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在此过程中，大家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安全的反抗。什么叫“安全的反抗”？要韩寒拿起什么做武器来反抗他才满意？此前有网友麦田说，“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这当然不合事实，韩寒批评“家乐福”事件、反对“逼捐”，针对的就是相当“大众”的网民情绪。麦田之类所说的“独立思考”，无非要求更激烈更激进的方式与官方对抗而已。我不知道许知远、麦田等人的道德优越感、知识优越感从何而来，写几篇自我欣赏的高深莫测的文章，或者像那个人精余杰假充勇士写几篇隔空叫骂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看来，那是更安全的反抗呢！
斯大林主义有一条就是将“中间分子”视为头号敌人，“四人帮”在文革中大批“清官”，说他们麻痹了人民的斗志，比贪官更坏。余杰在他的文集《致帝国的悼词》中封我为“自由之敌”，许知远说韩寒的时评文章起了麻痹、消解作用，看来这些会转洋文的青年才俊与“红小兵”的思维相差也不远。这就更加证明了，我等写些“常识”还是有必要的，也应当是有用的，如果不想一头撞死。
2010/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