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安曼行动”惨遭失败 铁腕局长力挽狂澜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受到了强烈指责，理由是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承担责任摩萨德走马换将，然而新局长亚托姆却被认为是一位最失败局长：“安曼行动”刺杀“哈马斯”创始人亚辛未遂反而被人赃俱获；新一任“铁腕局长”力挽狂澜，定点清除计划初见成效。
拉宾遇刺身亡
1995年11月4日晚，以色列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这一天是星期六，正值犹太教的安息日，也是以色列的法定假日。平时，以色列国内的大部分交通工具到了晚上都会停驶，许多娱乐场所和大小商店亦会关门歇业。可是，那天夜幕降临后的特拉维夫仍然灯火通明，热闹异常。约10万市民沐浴着习习海风，从四面八方涌到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在那里举行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
历史进入了 1995 年，中东和平进程仍在跌跌撞撞中向前发展。9月24日，佩雷斯在埃及塔巴与阿拉法特经过九天的艰苦谈判，草签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一般称为《塔巴协议》。根据这项厚达 400 多页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姆安拉、伯利恒等 6 座城市、450个村镇和希伯伦市的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交由“巴解”组织及不久后选出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以军将进行重新部署，以保卫在希伯伦市和其他地区 148 个定居点内的犹太居民的安全。到1997年7月以军全部完成“重新部署”后，巴勒斯坦人将控制西岸 90％的领土。
1995年9月28日，拉宾与阿拉法特再次来到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塔巴协议》。
《塔巴协议》的签署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股不小的反对浪潮，2 万多人在议会外示威，抨击拉宾和佩雷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尽管协议在议会以 61 票对 59 票的微弱多数获得批准，但正如新闻评论员所说：“这一比例已到了国内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
当然，在以色列，希望实现阿以和平的人占多数。就在右翼势力煽动示威者攻击拉宾和佩雷斯的同时，左翼人士也组织了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
1995年11月4日晚8时，10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此次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这是十多年来特拉维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拉宾总理、佩雷斯外长和许多以色列政要应邀出席了集会。
8点半，拉宾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发表讲话。他说：“我当了 27 年的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机会——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于广大以色列人来说，佩雷斯是和平的设计师，但却不是和平的决策者。和平的决策者是拉宾——他是领兵冲锋陷阵的统帅，知道什么样的和平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他过去只讲和平的可能性，却从来没讲要主动抓住机会去实现和平，这一点使了解拉宾的人觉得他今天与往日有所不同。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拉宾继续说，“他们正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它已停止恐怖活动。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以阿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
如果这些话出自佩雷斯之口，人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鸽派人物”。然而此话出自被称作“鸽派中的鹰”的拉宾之口，人们多少感到这位演讲者今天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发言到了最后，拉宾说：“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 持和平。”
拉宾的话语一落，整个广场响起一片掌声。拉宾转过身去，同站在身边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自从两人踏上以色列的政治舞台，这两位政治上的对手还从来没有拥抱过。掌声夹杂着欢呼声，整个广场一下子沸腾起来。
当掌声渐落时，拉宾、佩雷斯和全体集会者唱起了过去被斥为失败主义而今天成为和平运动象征的《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无论什么人/无论是胜利的欢乐/还是光荣的赞歌/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引吭高唱和平之歌/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9 时30分，按照程序人们应退场了。佩雷斯先走下主席台，拉宾则与外国使节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一一道别。就这样，佩雷斯比拉宾早2至3分钟登车离去。
9时40分左右，拉宾来到了自己的专车旁。正待要打开车门时，突然一个男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支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先向拉宾腹部开了一枪，又在拉宾捂住腹部弯下腰去时两次扣动扳机，其中一枪打到拉宾背上。
行凶的男子是27岁的犹太大学生伊加尔·阿米尔，曾是特工机构的成员，所以能持通行证越过几道警戒线接近拉宾。阿米尔和制造“希伯伦惨案”的戈尔斯坦一样，都是已故的种族主义犹太教士梅厄·卡亨的信徒，反对以色列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在一伙同类型的极端分子密谋下，阿米尔终于向拉宾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据凶手后来交代，如果当时佩雷斯也在场，同样会遭到袭击。
中东历史上充满了阿犹之间的仇杀，但一个犹太人因政见而杀害另一个犹太人的事件真可谓绝无仅有。待到保安人员如梦方醒，冲上前去制伏凶手时，拉宾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拉宾立即被送往伊希洛夫医院。在被紧急送往医院途中，司机还听到拉宾总理在喃喃地说：“这不可怕，这不可怕。”然后他才垂下了头。
凶手使用的是违禁的、杀伤力极大的达姆弹。尽管医生尽一切努力挽救拉宾的生命，但因伤势过重，在被送入医院后仅过了19分钟，拉宾总理的心脏就于当晚11时10分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是以色列建国后首位被谋杀的政治领袖。
拉宾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佩雷斯一方面下令严查凶手并缉拿其同谋，取缔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组织，一方面也与反对派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话，寻求对政府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在议会批准新内阁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说明对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与猜测，佩雷斯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同意和已经承诺过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 1996 年大选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关系，佩雷斯更是坚定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当务之急是推动和平进程，赢得和平比赢得大选更重要！”
1995年11月6日，在肃穆的拉宾葬礼上，佩雷斯面对死者的家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悼词中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亚卫告诉大家，不要失声地呜咽，不要让泪水遮住视线，所做之工必有回报，未来充满希望。”
接着，他面对拉宾的灵柩，沉痛而又坚定地说：“永别了，我亲爱的兄长，和平的英雄。从今天直至将来，我们要像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样，也像你的离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样，继续承担起伟大的和平使命。”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和以色列的其他情报机构都受到了以色列人的指责，因为事先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了承担责任，以色列安全情报机构的头目一一走马换将。1996年初，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卡米尔·吉隆引咎辞职，以色列政府第一次公开任命阿米·阿亚隆为辛贝特局长；与此同时，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沙巴泰·沙维特也呈交了辞职报告，要求下台。于是，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个人物——丹尼·亚托姆成为摩萨德第八任局长。
失败的“安曼行动”
1996年3月2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任命前总理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少将为摩萨德局长。紧接着，佩雷斯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以色列军事监察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行文，准许媒体公开报道。第二天，丹尼·亚托姆的生平简况及其将出任以色列新一任摩萨德局长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报端。从此，以色列开始允许媒体公开报道情报机构首脑的消息，打破了它遵循多年的“情报首脑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的禁忌。丹尼·亚托姆成了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摩萨德局长。
与丹尼·亚托姆同时被公开报道的，还有两位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的现任首脑：一位是新任以色列“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另一位是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的新任局长阿米·阿亚隆。
有关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的个人情况历来都是严格保密，鲜为人知的。在西方情报机构推行公开化的潮流中，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也曾受到了责难，但是以色列内阁并没有予以理睬。当1996年3月丹尼·亚托姆即将就职之前，以色列的一家《国土报》就准备进行报道，以色列的军事监察机关也准备批准。但是当佩雷斯总理得知《国土报》的请求和军事监察机构的打算后却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并且准备下令调查并追究以色列《国土报》的法律责任。
自立国以来，以色列的传统做法是，对其情报机构首脑的名字严格保密，丹尼·亚托姆的所有前任的名字都是以字母来代表。
对此，一些新闻媒体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辩驳说，以字母代替情报部门的首脑的真实姓名并无助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不仅以色列人，就连外国情报部门也知道某个字母代表的究竟是谁。例如，“辛贝特”前任局长卡米尔·吉隆的代号为“K”，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也许是在新闻媒体的压力和多方面的要求下，以色列政府才在1996年不得不改弦易辙，正式公开了对丹尼·亚托姆等三位情报机构首脑的任命及其个人的一些简要情况。
从这些资料中，人们知道时年51岁的亚托姆少将从军33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最初在以色列某特种部队当过突击队员，后到装甲部队服役，担任过某部军事计划处处长、中部（约旦河西岸）军区司令等职。数年前，成为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拉宾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理佩雷斯继续任命他担任总理助手和军事顾问。
行伍出身的亚托姆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不仅拥有少将军衔，还是一个经常在报纸上抛头露面的新闻人物。1972年，他身着白色机械员工作服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当年以色列的多家报纸上。当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特拉维夫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后，身为突击队员的亚托姆参加了对劫机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当时与他在一起参加行动的还有后来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巴拉克，以及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以色列参加过特种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在那些突击队干过的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提升。例如，被任命为辛贝特局长的前海军司令阿米·阿亚隆曾经就是以色列海军“蛙人突击队”的队长；出任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早年也是一名突击队员；亚托姆被任命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一事，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丹尼·亚托姆为人谨慎，对工作一丝不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他不善言谈，特别注重细节，有时略显古板，1996年出任摩萨德局长以后，丹尼·亚托姆不断地受到非难和指责，甚至被认为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局长。
1997年秋，摩萨德为报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在被占领区连续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决定派特工到约旦行刺“哈马斯”政治局书记、“哈马斯”驻约旦首席代表哈立德·迈沙阿勒。
“哈马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还得先从它的创始人亚辛说起。
“哈马斯”的创始人名叫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哈桑·亚辛，加沙人，是巴勒斯坦家喻户晓的“轮椅斗士”，阿拉法特早年在开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被人们尊称为“谢赫”。
1982年，亚辛秘密成立了一个叫“巴勒斯坦圣战者”的组织，主要目的是筹集武器。事情败露后，以色列占领当局以私藏武器、企图从事“恐怖”活动等罪名，于1983年判处亚辛有期徒刑13年。1985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与以色列达成一项交换战俘的协议，亚辛也因此提前出狱。此后，亚辛继续从事抵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地下活动，并于1987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成立了一个让以色列人心惊肉跳的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
中东和谈开始后，“哈马斯”认为巴以签订的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出卖，强调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对“哈马斯”也奈何不得；以色列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一有机会就派摩萨德特工去暗杀“哈马斯”领导人。
1997年9月25日，摩萨德奉命派出两名刺客向“哈马斯”驻约旦首都安曼办事处负责人哈立德·迈沙阿勒行刺。
9月25日，两名冒充加拿大游客的刺客趁迈沙阿勒不防之时，向其头部注射了神经麻醉毒剂。两小时后，药性发作，迈沙阿勒被送进侯赛因医学城。约旦医生们都从未见过这种怪病，虽然怀疑是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却束手无策。
据大难不死的哈立德说：“9月25日那天，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两个男子从身后向我冲过来。当时，我左耳后面听到什么东西响了一声，然后就觉得浑身战栗，像遭到电击一样。两个刺客一看就是犹太人的长相。”
这两名刺客就是摩萨德派去的两名特工。他们用装有毒药的针管刺中了哈立德的颈部，但没有致命，自己却不幸当场被约旦警方逮捕，人赃俱获。此事当即激怒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尽管以色列否认此事系摩萨德所干，但是约旦国王还是亲自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明确表示，除非以色列提供毒药的名称和解药，否则约旦将考虑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可能会接连遭到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攻击。为了不让那两名特工在约旦坐牢，以色列有关部门不得不送上了解药，约旦政府才答应放人。
约旦方面如此恼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旦以色列的这一计划得逞，约旦是少不了背黑锅、担嫌疑的。约旦政府抱怨特拉维夫蓄意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几乎酿成“哈马斯”兴师问罪的祸水。约旦方面经过仔细调查后认定，两名刺客涉嫌受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派遣，奉命毒杀驻安曼的“哈马斯”负责人。两名刺客所持的是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方面随后也证实，两名谋杀者并非加拿大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释放了被他们再次关押的亚辛。
以色列突然释放亚辛，说法很多。以色列军方随即发表的一份公报说，“亚辛健康状况的明显恶化是以色列将其放逐到约旦的原因之一”。时年61岁的亚辛是一个离不开轮椅的半身不遂的瞎老头，两耳也几乎丧失听力。1989年亚辛再度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色列担心亚辛如果死在狱中，势必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指责和报复。
但新闻媒体却议论纷纷，普遍认为亚辛被放逐是约以达成的幕后交易。
侯赛因国王在否认约以幕后交易的同时，声称他要求以色列释放亚辛由来已久。哈立德遇刺事件发生后，侯赛因国王于9月30日敦促特拉维夫立即释放亚辛，作为恢复巴以信任、改善和谈气氛的措施之一。10月2日，即亚辛被放逐到约旦的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赶到安曼与侯赛因国王紧急磋商。会晤后，笑逐颜开的阿拉法特称“谈得非常好”，但两人没有透露会谈细节。此前，侯赛因国王曾两次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就中东和谈以及约以关系的突发事件和释放亚辛等问题商议办法，侯赛因告诉克林顿，他将派王储哈桑飞赴华盛顿传书送信。
哈桑王储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曾于9月28日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宣布放逐亚辛的前夕，以色列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沙龙、国防部长莫迪凯和政府秘书长纳菲一行也秘密访问了安曼。以色列电台说，约以达成的秘密交易的两个要点是：以色列以“放逐”的名义释放“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约旦庇护并交还两个摩萨德的特工人员。
1997年10月5日，亚辛和哈立德搭乘阿拉法特的专机离开安曼返回巴勒斯坦。当亚辛6 日返回他的故乡加沙时，欢迎他的盛况有如海潮奔涌。
在亚辛被释放的第二天，约旦就释放了这两名刺客。另外几名特工当时被安置在以色列驻安曼大使馆内。
和约旦的问题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但由于护照的问题又让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风波迭起。
尽管这次“安曼行动”疑云重重，但最让加拿大人关注的还是那两张加拿大的护照。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加拿大护照的价值。
10月1日，加拿大反对党“改良党”在国会中质询的重点是，加政府应当清楚表明，是否在他国的要求下，把加拿大护照发给外国人干违法之事。不过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对这一质询，立即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
尽管如此，各种谣言使加拿大人对各方面的答案都表示怀疑。为了把事情真相弄清楚，加拿大外长阿克斯沃西特地飞往纽约与约旦外长和以色列外长会晤。加拿大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商讨此事”，以示对冒用护照事件的抗议。
加拿大人为什么对这两张护照如此重视呢？原来事出有因。据有关报道指出，以色列间谍冒用加拿大护照的事已经不止一次。1981年，以色列情报局的特工就曾冒用加拿大的护照，结果被加拿大警方抓了个现行。事后，以色列政府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有报道说，一位以色列摩萨德前工作人员曾透露，在他没有离开摩萨德之前，曾经在摩萨德总部的一个大纸箱中，看到了至少有一千本空白的加拿大护照。以色列人员一向喜欢使用加拿大护照掩护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加拿大政府早就心知肚明的事。
那么，以色列特工为什么单单看上了加拿大护照呢？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背景，使加拿大成了世界上没有敌对国家的少数国家之一，所以持有一本加拿大护照几乎可以在全世界通行无阻；再加上加拿大人种复杂，任何肤色或讲任何一种语言的人持有加护照，都不会被人怀疑其中有诈。所以，加拿大护照不但受一般人士和各国海关欢迎，不法分子也对加拿大护照情有独钟。
由于摩萨德“安曼行动”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以色列和约旦关系的紧张，同时也引发了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纠纷，于是在以色列国内政坛酿成了一场“倒内”与“保内”的政治风波，以色列内部几乎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以色列新闻界纷纷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缺乏预见和判断力”，要求他提出辞呈，认为内塔尼亚胡坚持实施的“安曼行动”是以色列的“战略损失”。
为了平息民愤，缓和众怒，内塔尼亚胡拉上支持“安曼行动”的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长沙龙和国内口碑颇佳的国防部长莫迪凯，于10月6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内塔尼亚胡极力为“安曼行动”辩解，大谈恐怖主义的危险。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辞职时，他沉下脸来说，反恐怖是一场战争，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
尽管亚托姆对此次行动怀有异议，并且在事前就向内塔尼亚胡建议行动要慎之又慎，但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以色列总理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只得代人受过，给总理当一回“替罪羊”，出面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承担“安曼行动”失败的责任。
但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的确是流年不利——就在“安曼行动”失败而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又传出新的丑闻。
摩萨德丑闻不断
1997年12月，以色列发行量最大并最有影响的《国土报》披露了一起摩萨德资深特工编造假情报欺骗摩萨德领导人亚托姆，并从中渔利的惊人事件。这一新闻使声名赫赫的摩萨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遭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1996年 9月，一份秘密情报被放到了摩萨德局长的案头。这份情报称，据可靠的阿拉伯内线提供的消息，叙利亚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以色列。短短的几行字引起了亚托姆的极大震惊，立刻指示要迅速搞到叙利亚军队调动的详细情况。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摩萨德资深特工耶胡达·基尔。基尔时年62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由于他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并且在阿拉伯国家中物色和发展了许多阿拉伯人充当以色列间谍，所以亚托姆决定让他退而不休，继续为摩萨德发挥余热。
基尔随后报上了更为详尽的叙军调动情况：根据总统的命令，叙利亚第10机械师的一个旅已从首都贝鲁特以北调到贝卡谷地；叙利亚的特种部队第14师已从贝鲁特调到了赫尔蒙山以东地区；两支部队总人数达 1.2万人，目前已处于可以对驻扎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进攻的位置。
亚托姆感到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命令摩萨德有关部门对基尔的情报进行核实。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基尔所提供的叙军调动情报是准确的。至此，亚托姆对基尔的情报深信不疑。于是，他紧急约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这份绝密情报交给了他，并建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准备战斗。
内塔尼亚胡接到情报后也极为吃惊。他一面紧急召集军方高级领导人商讨对策，一面向盟友兼调解人美国传递了有关信息。不久，《国土报》披露了叙利亚要进攻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以色列国内的极大震动。
然而，以色列军方却对基尔的情报表示怀疑。以色列国内治安部长可维格多·卡哈拉尼说：“我想我们很难理解叙利亚为什么调动了部队。在我看来，叙利亚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要使外交进程运转起来。”军队情报机构虽然也获得了叙军调动的情报，但不认为叙利亚有发动战争的迹象，相反却是一个和平的信号。军方的情报使内塔尼亚胡总理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了下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摩萨德的情报。
1996年11月，充当调解人的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抵达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保证：“我已去过大马士革，并没有得到叙利亚准备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印象。”几乎同时，一直不明真相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终于弄清了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公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无意进攻以色列。
松了一口气的内塔尼亚胡对报告假情报的亚托姆大发雷霆，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亚托姆则又将怨气撒在了基尔的身上。他咆哮着命令基尔向有关部门提供情报来源的详细材料并对其进行调查。然而，基尔拖了好几天也没有把材料交上来，这才引起了亚托姆的怀疑。他想起以前出现过的摩萨德情报不实的事件，好几起都同基尔有关。
在获得内塔尼亚胡的同意后，亚托姆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小组，对基尔展开了调查。调查小组对基尔实施全面监控，并窃听了他的住宅电话。经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基尔向摩萨德报称的许多新发展的阿拉伯情报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在基尔的要求下，摩萨德却一直在向这些子虚乌有的间谍提供着大笔经费，总数多达数十万美元。调查小组还发现，许多情报都是基尔在家中闭门造车炮制出来的。
1997年12月初，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调查小组正式将基尔拘捕，并对其寓所进行了搜查，从中找到了以支付“内线”名义领取的大量酬金。基尔被捕后，采取了与警方合作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同时声明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因个人心理危机所致，而无任何政治动机。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检察院以诈骗、滥用信任和威胁国家安全等罪名对他提出起诉，摩萨德也对基尔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审查，以辨真伪。
基尔被捕的消息在《国土报》上报道后，立刻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舆论乘虚而入，矛头直指摩萨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摩萨德前官员加德·希姆龙认为：“与暗杀哈马斯领导人未遂事件相比，这件事对摩萨德造成的破坏更大。”
希姆龙的话代表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观点。因为它表明，当年以神通广大和效率极高而著称的摩萨德，如今不仅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而且正在退化成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出卖假情报从中牟取暴利，竟然不讲一点职业道德，这应该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在公众的质疑和舆论谴责面前，摩萨德威信大打折扣，它在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中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真是祸不单行——1998年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在瑞士克尼茨镇一所公寓安装电话窃听装置时，中途失手，又被瑞士警方当场逮捕。
当时以色列军事情报组织注意到一名黎巴嫩籍瑞士人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联系非常密切，行踪可疑。于是，就命令一名特工去打探一下详细情况。随后这名摩萨德特工就带着任务飞到了瑞士，他化名为伊萨克·本托，和当地的另外四名以色列谍报人员接上了头。
他们互通情况后来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郊区，那里有一幢小楼。那名被他们盯上的黎巴嫩籍瑞士人就居住在那幢小楼里。他们运用非常娴熟的特工技巧，掌握了周围的地形，以及那幢小楼地下室的一些情况。
伊萨克·本托很快回国汇报了有关情况后，再次飞到瑞士。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一块特制的内空木板条，用来搁置窃听器，并且打算“偷梁换柱”，把地下室内的一块木板换下。
2月19日深夜，伊萨克·本托等五人来到了小楼附近准备下手。伯尔尼市区还有一人通过远程遥控，接应他们。伊萨克·本托吩咐其中的一男一女在楼房附近放哨，自己则带着另外两人用万能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地下室。然后，他们反锁了地下室大门并开始撬地板条，准备“移花接木”。
但是，一位瑞士妇女的无意介入使摩萨德精心安排的此次行动失手。这位家住伯尔尼的妇女遭受严重失眠的折磨，经常至深夜还不能入睡。2月19日凌晨2点，她偶然朝窗外一瞥，发现一伙人形迹可疑。她发现这几个人有的在外面望风，有的潜入一户人家，并且携带箱子、背包和工具。这位妇女起了疑心，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后，警察迅速赶来。楼外放风的两名以色列特工立即用无线对讲机通知了地下室内的伊萨克·本托。但是，已为时太晚。他们被堵在地下室，警察当场盘问了他们，还要检查他们随身带的包。伊萨克·本托谎称自己的包中有重要的外交文件，不适合当场打开。不过，警察注意到包的封口是后来封上的，而且包旁边的口袋中还有几件撬东西用的工具。警察认为他们的行动非常可疑，要将他们带回警察局。
就在此时，楼房外面传来了呼救声。原来那两个扮作夫妻在外放风的特工中，其中的“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了。警察闻讯赶来，将在场的五人全部带走，将其中的“丈夫”送到了医院，经抢救后也把他带回了警察局。
被当场逮住的三人到了警察局后，暴露了真实身份。于是，瑞士警方和以色列摩萨德进行交涉。最后，以色列方面同意先出300万美元将伊萨克·本托保出来，两年后再继续对他开庭审理。伊萨克·本托出生于1954年7月10日，是一名出色的摩萨德特工。他是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并且是一位计算机能手。
两年后的2001年7月7日，瑞士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经过审理，以间谍行为、匿名入境等罪名判处摩萨德特工伊萨克·本托12个月徒刑，缓期一年执行。当时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向瑞士道歉。在以色列向瑞士支付了200万美元保释金后，瑞士才允许伊萨克·本托保释回国。本托是被证实身份后，在境外受审的第一名摩萨德特工。
这一次真是让摩萨德偷鸡不成蚀把米，又一次丢尽了颜面。此案发生不久，摩萨德首脑亚托姆不得不提出辞职。在摩萨德历史上，他应该是任期最短的一位局长。
“铁腕局长”的定点清除计划
亚托姆辞职之后， 1998年3月开始，埃弗拉伊姆·哈勒维接任了摩萨德局长一职，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的第九任局长。
哈勒维在英国伦敦长大，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火车司机。然而，哈勒维于1948年移民以色列后，却走上了职业特工道路。
哈勒维自1998年3月至2002年9月执掌摩萨德期间，以一个“铁腕局长”的姿态出现，接连干了几件让摩萨德露脸的事。其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2000年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一批犹太教的珍本古籍悄悄地偷运出境，运到了以色列。
在哈勒维任职期间，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的同时，巴勒斯坦也在疯狂地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暗杀比赛。
2001年8月17日，约旦河西岸某地，有四名穿着阿拉伯长袍、头戴黑头巾并佩戴各种银首饰的巴勒斯坦妇女在路边卖着李子和葡萄。但她们的目光却瞟着路过的两位男子。
原来这四名“妇女”并不是妇女，也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以色列派出的四名摩萨德特工，正在以卖水果为掩护，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当那两名男子从他们面前路过时，这些特工认为这两名男子就是“杀害无辜的以色列人”的凶手，于是就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给干掉了。
事后，以色列的一名安全官员对美国记者说，这两人都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任何杀害以色列人的家伙都将付出代价”。
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正在对数十位所谓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暗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60名被以色列认定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遭到各种方式的暗杀。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谴责。美国、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对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动进行批评，认为这同巴勒斯坦人的那些自杀性炸弹事件一样残忍。
“即便是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元凶麦克维那样的恶魔，也要经过审判才将他处死。”一位人权组织的成员说。
“谋杀不能取代严格的法律程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表示，“我们不认为这种有目标的谋杀是一种好政策。它是错误的，对任何受其波及的人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面对这种指责，以色列则辩解说，自2000年9月底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的28起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及其他数十起攻击行动，已经造成了近150名以色列人死亡。在这场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则有500多人。
“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暗杀，而是将自杀性人体炸弹制止在实施途中。”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兰道说，“作为民主政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人民。任何能够拯救生命、拯救以色列国家的行动，我们都将付诸实施。”
这种行动被以色列称为“防御性打击”，据说在以国内获得75%的支持率。在以色列，大多数民众都要求沙龙政府立即制止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不断发生的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然而，即使在美国，支持以色列这种政策的人也寥寥无几。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以色列人的这种谋杀，并没有能够制止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炸弹”。“以色列应该明白：他们这种黑手党式的暗杀只能唤起我们的人民回之以更多的报复。”“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亚辛说，“我们会有无尽的自杀性人体炸弹待命出征。以色列要暴力，那么它会得到的。”
面对巴以之间这种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作为摩萨德的领导人，哈勒维必须同样拿出铁的手腕。因此，哈勒维当时同样参与了多项暗杀行动方案的制订。其中最受争议的行动方案就是围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和对他的“定点清除”计划。
2002年5月23日，哈勒维秘密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他们的会见主要谈及了巴勒斯坦当局的改革问题，特别是12支安全部队的重组问题。
以色列方面一直反对美国对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军事支持。而美国方面则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保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访问巴勒斯坦以外地区之后能够返回家乡。
因为在前些日子有报道称，阿拉法特将要访问埃及、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然而那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向阿拉法特强调说，你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要是离开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可能不允许你再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因为这些国家领导人已经掌握了以色列的有关情报，得知以色列总理沙龙和摩萨德头目哈勒维正在制订一项计划，那就是准备将阿拉法特“软禁”在他的官邸，不让他走出巴勒斯坦一步。
阿拉法特也知道自己的出行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被困在官邸里也不安全。当时就有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向阿拉法特透露，他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摩萨德正准备派遣特工，想办法接近阿拉法特，然后把一种慢性毒药秘密吹入阿拉法特的耳朵，将他毒害致死。
阿拉法特一听就觉得好笑，说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这名官员说：“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向你的耳朵里投毒比向你开枪要简单而且容易得多。现在你已经被他们的军队围困了，而你又经常要接见许多来见你的人，并与他们拥抱亲吻。凶手只要携带一个充有毒气的小气囊，在同你拥抱时就可以把毒气吹入你的耳朵里。”
后来经多方证实，当时这正是摩萨德准备毒杀阿拉法特的方式之一。
2004年阿拉法特逝世后，一直就有传闻说他是被以色列给毒杀的。因为这让人们想到了1997年摩萨德特工在安曼毒杀“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的往事。而阿拉法特在逝世前，他患病的症状同当年哈立德中毒后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不过当时那些给阿拉法特治病的法国医生却没有找到他中毒的证据，此事也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不过，注射毒药或者是让对方服食有毒性的食物，然后造成慢性中毒最后导致对方死亡的方法，往往是摩萨德特工惯用的伎俩。当年美国《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克莱因出版的《回击》一书，就详细记录下了当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如何追踪到巴勒斯坦“人阵”领袖哈达德，并暗中除掉他的全过程，首次曝光了暗杀哈达德的内幕。
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60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1964年，聚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成立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久，“巴解”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哈达德和另一志同道合者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即“人阵”)。
哈达德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的每个角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当时最主要的恐怖活动就是经常制造劫机事件。1968年7月23日，哈达德第一次策划了劫持飞机事件。“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色列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
1976年6月27日，在哈达德的一手策划下，一架法航班机被劫持至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二百多名犹太人又成了他手中的人质。不过，这一次以色列却没有让步，而是在摩萨德和以色列空军的配合下，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霹雳行动”，成功地解救了人质。
从此以后，哈达德就被摩萨德列为头号追杀对象。后来哈达德为了活命，不得不躲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他知道以色列不会放过自己，也深谙摩萨德对付仇敌的各种手段。他知道自己无论是行走在街道上，还是接听电话，都有可能遭到枪杀或炸弹袭击。因此，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哈达德的行动相当谨慎，从不轻易外出，根本没打算离开伊拉克。哈达德的这种敏感和警觉一度让摩萨德对他无从下手。
但是以色列人的坚忍让摩萨德一直没有放弃。终于，摩萨德发现了哈达德这位体重达140公斤的彪形大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特别爱吃巧克力。当时在巴格达，西方国家制造的纯巧克力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摩萨德特工就从这方面下工夫。他们首先买通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让他与哈达德建立了亲密关系，不时为哈达德送上比利时生产的名贵的纯巧克力。哈达德哪里会想到，巧克力上那漂亮的蕾丝镶边竟然是经过摩萨德精心处理过的，里面含有慢性毒药。摩萨德没有马上把哈达德毒死，而是要他在6个月以后，慢慢因体内积聚的毒素而死亡。
几盒巧克力下肚后，哈达德就一病不起。但是医生却始终查不出他得了什么病。因为他的种种症状都与白血病相仿，可血液化验的结果却正常。结果到了1978年3月，医治无效的哈达德终于在东德的一间破旧的旅馆内病逝。当时巴勒斯坦官方给出的死因是白血病，因为验尸官没有查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哈达德之死一直是个谜，而深知谜底的摩萨德当然不会透露半点内幕，只是一直偷着乐。直到克莱因的《回击》一书问世之后，才真相大白。
哈勒维退休后，他在耶路撒冷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国防与安全”栏目的新闻编辑康·库格林的采访时，讲述了他当年的这段情报生涯。
哈勒维说，2002年，以色列出兵围困了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当时，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决定把阿拉法特“软禁”起来。哈勒维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时他同阿拉法特之间已经结下了“私仇”。 因为在2001年10月，与哈勒维私交甚密的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在耶路撒冷一家旅馆里，被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给杀害了。哈勒维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库格林说：“这是战争时期，在战争中你必须采取激烈措施以击败敌人。”
2004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也成了以色列“定点清除”的对象，成了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当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向这位老人发射了三枚导弹，导致他当场身亡。哈勒维说，这两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都与摩萨德有关，而自己自然脱不了干系。
哈勒维当时正在筹备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影子里的人》，来向世人讲述他的摩萨德生涯，也希望能够为自己正名。因为即使是到了那时，他对这些决策都没有丝毫的悔意。因为“泽维是我的朋友”，哈勒维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那部即将出版的《影子里的人》一书中，哈勒维透露，沙龙起初想将阿拉法特赶出约旦河西岸并将其放逐，但鉴于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沙龙最终才决定将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中，逐步削弱他的影响力，并且强硬地不改变颇受国际舆论非议的“定点清除”计划。哈勒维本人也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这是一项颇为有效的政策。他坚信正是这项计划，迫使“哈马斯”在后来暂时停止了自杀式爆炸活动。“那时巴以双方都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哈勒维说。
《星期日电讯报》在报道中分析，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导致了以色列在2001年8月单方面从加沙地区撤军的行动。哈勒维支持从加沙撤军，但却对单边行动颇有微词。他说：“在中东地区，你不能在毫无回报的情况下放弃利益，对方会认为这是示弱的表现。”
对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胜出，哈勒维依然不改变他的强硬立场，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我们是不可能与之谈判的。”
2002年2月“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在杰宁市的第二号人物那吉耶被遥控汽车炸弹炸死；同年7月，以色列出动数架F－16战斗机轰炸“哈马斯”加沙城军事领导人萨拉赫·谢哈德的住所，他本人及15名巴勒斯坦平民在轰炸中毙命。
在哈勒维即将离任的9月，“阿克萨烈士旅”领导人伊萨·阿布·阿巴贾兰姆在加沙乘出租车时又遭以色列火箭弹袭击身亡。
这一系列的“战绩”都和哈勒维执掌的摩萨德连在一起。
2002年9月，埃弗拉伊姆·哈勒维离开了摩萨德。尽管他在这些年内，又让摩萨德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声誉，但是他没有连任的可能。因为以色列总理沙龙在2001年上台之后，就为摩萨德物色了一位理想的掌门人，并且对这位新的掌门人寄予了厚望。
摩萨德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沙龙的老战友和老朋友梅尔·达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