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贝鲁特街头
“上帝的复仇”计划第一阶段的行动，都是一些小动作，死去的大都是一些“软”目标。因此，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决定近期来一次大的行动，袭击驻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巴解”组织的总部，给“黑九月”来一个具有震慑性的打击。因为近来“黑九月”的恐怖行动并没有收敛，而是愈演愈烈——1973年3月9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又枪杀了一名无辜的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驻塞大使的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内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于是，阿夫纳和他的特别行动小组就决定，把“巴解”组织的老巢给一锅端了，给巴勒斯坦人来一个狠的。于是在巴黎结果了库拜西之后，当天晚上他们就乘飞机离开了巴黎前往贝鲁特。
1973年4月7日，阿夫纳与罗伯特、史蒂夫等人来到了中东的“袖珍之国”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市中心喀土穆大街上有一幢8层的办公楼和一幢4层的公寓，还有几座军火仓库。这就是“巴解”组织的总部。阿夫纳他们在这些房子的周围观察了好几天，最终选择了袭击的路线和撤退的方向。潜伏在当地的摩萨德特工已经事先帮助他们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并且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尔·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等人居住的房间。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阿夫纳和他的伙伴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然后在当地旅游公司租用了6辆轿车，用的是他们手中的美国捷运公司的信用卡；接着他们又通过贝鲁特的邮政局，向摩萨德驻巴黎的间谍机构发出了一封普通的商业电报，用暗号向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且告诉他们一切准备就绪。
两天后的傍晚，两艘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起程，艇上乘坐着30名摩萨德的突击队员，他们是由蛙人、伞兵和特种兵组成的。凌晨1点，快艇悄悄地驶抵贝鲁特海域。突击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陆，然后又乘坐由阿夫纳租用的轿车，直奔贝鲁特市中心的袭击目标。
来到喀土穆大街“巴解”组织的总部前，突击队员跳下车来，先干掉3个站在门口的哨兵，然后在卡尔和罗伯特的带领下冲上楼去，留下阿夫纳、汉斯和史蒂夫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守在大门口和汽车旁边，阻击前来增援的人。
冲到二楼后，突击队员首先找到了“巴解”组织的第三号人物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据说此人也是“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纳杰尔此时正同他的夫人在床上休息，结果被一阵乱枪打死在床上。他的夫人也成了殉葬品。纳杰尔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跑出房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也被乱枪打死。
他们又冲到三楼，找到了“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纳赛尔的房间还亮着灯光，此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起草一份文稿，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和一挺机枪。几个突击队员踢开房门冲了进去，几支枪同时对着他开火。他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摸到那挺机枪，成串子弹就把他打得遍体窟窿，连他身后的那张沙发也烧起来了。
在四楼，突击队员遇到了尤瑟夫·纳杰尔的助手凯马尔·阿德万。阿德万刚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立即操起一支冲锋枪，对着冲上楼来的突击队员开了火。但是由于他的枪法太差，接连几枪都没有命中目标，而自己却在对方一阵急促的扫射中身亡。
“死亡名单”上又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勾掉了。整个行动前后还没有用到10分钟。
随后，突击队员又在几个房间搜索，他们迅速打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全部文件装进了几个纸箱子，又在这些房间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就向楼下撤退了。几分钟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大楼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大楼被夷为平地，楼里面其他的巴勒斯坦人也全部被炸死了。“巴解”组织存放武器的那些火药库也被炸掉了。
这时，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巴解”战士听到枪声，立即前来救援，在喀土穆大街上同突击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激战之前，阿夫纳等人已经利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向黎巴嫩警方报了警，声称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喀土穆大街发生枪战，请他们派人前来镇压。黎巴嫩警方接到报警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尽管是在自己的首都，但他们还是明智地回避了。作为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他们不想卷入、也没有能力卷入这种是非之中。
阿夫纳等人指挥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凭借那些街道建筑物，在“巴解”组织的废墟上和大门口构建了临时工事，拼命地抵抗冲上前来的那些“巴解”战士，一时成了胶着状态。对方一看正面攻不上来，就用带有吊斗的升降机把人从楼上放下来，准备“空降”到突击队的阵地上投入战斗。但是，每当那些吊斗接近地面时，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就瞄准那些吊斗射击，把吊斗里面的“巴解”战士一个个地点杀了。尤其是那个神枪手史蒂夫，几乎是弹无虚发，枪枪都能命中目标。
尽管伤亡惨重，但是那些“巴解”战士还不甘心，他们把那些尸体从吊斗里拉出来后，又有人爬到吊斗里面，再把空吊斗升到空中，继续向以色列人进攻，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阿夫纳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没有后援，自己的武器弹药和兵员都得不到补充，如果长时间地陷在这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指挥突击队一边阻击一边向海边撤退。
突击队终于按原路撤到了海边，登上橡皮艇，最后又全部登上了泊在海面的快艇，离开了黎巴嫩。这次袭击不仅让“死亡名单”上又勾掉了3个名字，炸毁了“巴解”组织设在黎巴嫩的总部，同时还让那些“巴解”战士付出了一百多条生命的代价，并且获得了对方大量的文件和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缴获的文件中，以色列情报机关找到了对方许多情报员、间谍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些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材料。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情报员和间谍一个一个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
后来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也曾参与了那次行动。他当时的任务是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他的朋友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盯上了第八个目标
到1973年5月，“死亡名单”上的11个目标只剩下4个了。“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阿里·哈桑·萨拉曼暂时失去了线索；第二号人物、“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当时已经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不曾离开过中东和东欧国家，更不涉足西欧；只有第九号人物穆罕默德·布迪亚还很活跃。因为他是个“软”目标。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所以他经常外出活动，常常到巴黎的社交场中去拈花惹草，行动小组会经常得到有关他的情报。
1973年6月下旬的一天，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
6月27日晚上，布迪亚来到了他新结识的情妇家里，并且在她家过夜。行动小组负责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罗伯特本来准备把炸弹安装到他停在公寓前的那辆雷诺轿车的底盘上去，好让布迪亚一出来，就直接坐着车子上天。但是阿夫纳担心布迪亚的情妇会和他一同出门上车。他不想让那个无辜的女人为布迪亚殉葬，所以他没有同意罗伯特的意见。
6月28日早上6点钟，布迪亚一个人出来了。他上了车子马上就开走了。负责监视他的特工也只好开车紧随其后。布迪亚把车开到巴黎大学那个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后，就下了车，徒步向前走去。监视他的特工以为布迪亚又要到另一个情妇家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这附近的社区，布迪亚还有一个情妇——于是史蒂夫和罗伯特就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亚的雷诺车前。
此时还不到7点钟，大街上的行人很少。罗伯特和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车门，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小型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导火线也不需要定时器，同样是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安装好了之后，两个人把货车开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旁边。阿夫纳和卡尔坐的车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一直到了8点多钟还不见布迪亚出来，罗伯特就建议大家去喝一杯咖啡。结果差不多快到11点钟，布迪亚才慢悠悠地出现了。等到他坐上雷诺，正要启动时，罗伯特就揿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按钮。一声巨响，雷诺的门被炸上天了，整个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迪亚当场身亡。
穆罕默德·布迪亚死了之后，“死亡名单”上的目标就只剩下3个人了。
此时，亲手拟定这份11个人“死亡名单”的兹维·扎米尔于1974年局长任职期满后，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摩萨德。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老朋友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从此，剩下的这3个人的命运，就将掌握在新任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少将的手中。
最丢面子的暗杀
1974年夏天，伊扎克·霍菲少将就任摩萨德的第五任局长。
霍菲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霍菲将军当年就是他的部下。
1965年，霍菲将军在西奈半岛任以色列空联部队副司令。一年后，他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高级官员，参与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略决策。1968年他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1974年7月，霍菲将军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
那年霍菲刚满50岁，其貌不扬，小眼睛，圆脸庞，矮壮的身材。他性格十分内向，待人冷冰冰的，差不多到了郁郁寡欢的程度。有一位和霍菲接触过的德国特工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刚刚接触的几小时内，人们不禁感到纳闷，这个人怎么会爬上这么高的职位？他沉默寡言，总是洗耳恭听别人的讲话，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像是某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但是，接触的时间越长，这个人给你的印象越深刻。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善于判断。我相信他的部下日子不会好过，霍菲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物。”
从后来霍菲的所作所为来看，那名德国特工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
伊扎克·霍菲出任摩萨德局长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以色列前任总理梅厄夫人制定的“上帝的复仇”计划。
但是，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剩下的3个人都是“黑九月”最主要的骨干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慕尼黑惨案”的罪魁祸首哈里·哈桑·萨拉曼——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第一号人物的任何确切的消息。
在“巴解”组织中，哈里·哈桑·萨拉曼一度被称为“阿布·哈桑”，他还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外号，那就是“红色王子”。
阿里·哈桑·萨拉曼出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8年死于犹太民兵的枪口之下。父亲遇难时，萨拉曼才5岁，他从小和母亲栖身于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中，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长大成人之后，萨拉曼开始关注和同情那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高中毕业时，他在一次政治问卷中写道：“职业？我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
1960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萨拉曼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进入了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了该校建筑工程设计系的一名大学生。尽管他学的是理科，但他热衷的依然是政治。在大学里，他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一大批年轻的巴勒斯坦大学生，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探讨巴勒斯坦的建国途径，于是他很快就成了贝鲁特美国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有一位出身名门、家庭富有的女大学生为萨拉曼的才情和风度所倾倒而爱上了他，最终成了他的妻子。
结婚以后萨拉曼声誉日隆，在巴勒斯坦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了，同时在思想上也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妻子的叔父曾经是耶路撒冷一位知名的伊斯兰大法官，极力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几年后，萨拉曼又结识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成了阿拉法特忠实的追随者，成了“法塔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2年春天，萨拉曼在东柏林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以前他们曾一起在开罗接受过特种训练，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慕尼黑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在9月5日“慕尼黑惨案”发生的那一天，萨拉曼本人在国外遥控指挥，“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就在慕尼黑奥运村对以色列运动员下手，从而酿就了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起悲剧。因此，萨拉曼也就上了那份“死亡名单”，并且被列为头号人物，而他的同学阿布·达乌德作为“黑九月”的爆破专家在“死亡名单”上名列第二。
1973年7月，摩萨德得到一份情报，说萨拉曼正在挪威策划一次劫机行动，扎米尔立即把这个情报通知了挪威情报部门，请他们协助以色列特工抓捕萨拉曼，挪威政府同意了以色列的请求。于是摩萨德马上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第二天又坐火车赶到了位于米厄萨湖畔的利勒哈梅尔小镇。因为当时还有情报说，有一个住在日内瓦的巴勒斯坦人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此人叫凯麦尔·本纳马内，已经来到了利勒哈梅尔小镇，并且住进了一家叫斯科泰的小旅馆。当时扎米尔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个叫本纳马内的人，就能找到萨拉曼。于是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来到利勒哈梅尔后，也住进了这家小旅馆，并且见到了本纳马内这个人，把他监视起来。
在这支暗杀小组中有一名摩萨德的女特工，当时化名叫帕特丽西娅。其实她的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
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父亲是传统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基督教徒。不过，帕特丽西娅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犹太教、犹太民族充满热爱。高中时，帕特丽西娅读了里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开始向往到以色列定居。20世纪60年代初，她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到以色列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帕特丽西娅美丽、聪颖，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使她成为了摩萨德的招募对象。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掌握了做特工必须具备的“十八般武艺”。
1969年，帕特丽西娅曾被摩萨德派去欧洲，她使用“美人计”，让英国记者乔恩·斯万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乔恩主动提出让帕特丽西娅当他的摄影记者，跟他去中东。这样，帕特丽西娅有机会接触了众多中东国家的政要，为摩萨德搜集了很多绝密情报。
这一次，她又随着暗杀小组来到挪威的这座利勒哈梅尔小镇，执行暗杀萨拉曼的行动。她的任务是和另一名男特工装成一对恋人，负责监视那个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
第二天，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发现本纳马内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也跟了进去，结果发现本纳马内旁边坐着一个风度翩翩的阿拉伯人。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一看，大吃一惊，觉得这个阿拉伯人好像就是他们要找的萨拉曼。于是他们就偷偷地拿出萨拉曼的照片一对照，果然发现那个长相英俊的阿拉伯人，正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结果就马上和暗杀小组的同事一起，一阵乱枪把那个阿拉伯人给干掉了。
由于他们做事不太干净利索，暗杀小组的几个特工当场让挪威警方给逮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子并不是萨拉曼，而是一名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利勒哈梅尔的一家饭店里工作。
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挪威政府当然不肯罢休，就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抗议。尽管以色列政府一方面向挪威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说这个暗杀小组的行动是得到了挪威安全部门默许的。但是挪威政府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默许并没有包括授予你们杀人的权力，更没有授权允许你们在挪威的国土上去杀害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工作人员。
最后，帕特丽西娅与其他4名同事不得不在挪威接受审判，帕特丽西娅被判处了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次错杀事件成了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几乎让摩萨德威风扫地。
无独有偶，1974年1月，摩萨德又差一点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当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声称萨拉曼和他的同学，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达乌德将于本月12日会晤。见面的地点是在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扎米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那座教堂。但是当他们正要开枪时，却发现空荡荡的教堂里除了三名教士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1974年，特别行动小组行动十分不顺。5月，特别行动小组的爆破专家罗伯特离开了行动小组，前往比利时试制新的炸弹去了；神枪手史蒂夫也请假去了南非探亲。这时，阿夫纳、卡尔和汉斯又得到了一条内部情报，说萨拉曼最近患有眼疾，将于本月底来伦敦就诊。然而，就在他们正要与那个提供情报的“线人”接触以核实这条线索的真假时，卡尔却在一个女人的卧室里被人开枪打死了。尽管后来他们查到了凶手就是那个叫珍尼特的女杀手，并且立即把她处死了，但是却让他们的伦敦之行流产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罗伯特在比利时试制新式炸弹时被炸死了。他是一位爆破专家，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炸弹炸死在比利时一座小镇附近的田野上。又过了不久，汉斯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法兰克福一座公园里——原来巴勒斯坦人也不是吃干饭的。阿夫纳的暗杀小组成员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时，剩下的阿夫纳和史蒂夫两人再也无心去完成最后的暗杀计划了，扎米尔也只好立刻通知阿夫纳“停止行动”。从此以后，阿夫纳和史蒂夫中断了他们的刺杀行动。这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他们也在开始反思这种旷日持久的追杀的合理性。他们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恐怖活动。于是他们就拒绝接受来自摩萨德的任何指令，并且移居美国，试图真正地同摩萨德脱离关系。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暗杀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同摩萨德签约了那么一份“法律文书”，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幌子。但是阿夫纳和史蒂夫的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幼稚，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同摩萨德一刀两断。他们移居美国后，摩萨德断绝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并且以绑架他们的家人相威胁。最后他们不得不和曾经为之卖命的摩萨德反目为仇。这种结局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头号人物丧命街头
刚刚上任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将军并没有放弃“上帝的复仇”计划。上任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将“死亡名单”上的最后三个人在他手中解决。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霍菲趁机派出几名摩萨德特工，杀害了几名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害者的身份，乔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专门寻找萨拉曼的行踪。
几个月以后，这几名摩萨德特工终于找到了萨拉曼在贝鲁特一个居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对面租用了一间房间，日夜进行监视，并且准备了一支远射程的大口径步枪，在枪上安装了一只望远瞄准镜，枪膛里压满了子弹，只要发现萨拉曼的身影就立刻开枪，而且要做到一枪毙命。有一天，他们真的发现萨拉曼出现在对面的窗口，于是就立刻扣动扳机，向那个萨拉曼射击。结果事后发现，被他们击中的并不是萨拉曼本人，而是穿着衣服的仿真塑料模特。
一年以后的一个傍晚，真正的萨拉曼出现了。当时他身边没有保镖，只是一个人在贝鲁特的一块草坪上散步，结果让跟踪的摩萨德特工意外地发现了，于是向他连开了两枪，萨拉曼倒下了。可是，跟在他身后不远的保镖立即冲了上来，把他抬上了车送进了医院，结果手术后大难不死，没有几天就康复了，又逃过了一劫。
不过，这时萨拉曼已经明白，他将终生处于摩萨德的追捕之中，总有一天会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他曾对一名记者朋友说过：“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巴解”组织的领导人、萨拉曼最崇拜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了，恐怖主义解决不了巴勒斯坦的问题，反而会破坏“巴解”组织的形象，于是他决定放弃恐怖活动，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萨拉曼这样能说7种语言的人才，阿拉法特并没有放弃，反而进行了重用，萨拉曼不仅是“巴解”组织情报机关的头目，而且还成了阿拉法特本人的保安官员和难得的几个亲信之一。
从此以后，萨拉曼摇身一变，从一名“黑九月”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变成巴勒斯坦政坛一名官员，经常衣着光鲜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特别是在1978年，萨拉曼同“世界小姐”乔治娜·里泽克结婚之后，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成为焦点人物。1971年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球选美大赛上，年轻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小姐脱颖而出，荣获“世界小姐”的桂冠，成了全球名士富豪争相追求的对象，最终萨拉曼抱得美人归，于1978年同她结为夫妻。尽管萨拉曼家中有一位夫人，但是根据穆斯林的教规，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于是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而是生活在两个妻子之间。第一个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依然生活在贝鲁特的“巴解”总部，而第二个妻子则生活在贝鲁特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里。萨拉曼就穿梭于两位妻子之间，生活得很有规律。
摩萨德掌握了萨拉曼的这一切之后，知道解决萨拉曼的最好时机到了。摩萨德局长霍菲立即和新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商量，请他下令除掉萨拉曼。1978年11月，贝京下令追杀“红色王子”萨拉曼。
不过，当时贝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命令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今非昔比，萨拉曼已经不是当年的萨拉曼了。即使他当年一手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如今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是巴勒斯坦现行政权的一名政治家，再要下令去追杀他，无异于就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之间挑起国际事端，这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摩萨德局长霍菲得到这个指令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以后，霍菲决定启用摩萨德的一位潜伏多年的“睡眠杀手”佩妮洛普来完成这一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伦敦，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习时，加入了摩萨德，是摩萨德历史上有名的女杀手之一。佩妮洛普的素质和才能都极其高超，被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一战时期叱咤风云的著名德国女间谍）。在接受了数年专业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1975年被派往德国潜伏。3年后，佩妮洛普结束“睡眠状态”，开始执行刺杀萨拉曼的特殊任务。
1978年12月下旬，佩妮洛普从德国辗转来到黎巴嫩贝鲁特，在凡尔登大街萨拉曼和新婚妻子住的公寓对面的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一年，佩妮洛普刚刚30岁，她乔装打扮成一名来自英国的老处女、一个极有个性的画家，脾气古怪，行为也很怪异。佩妮洛普住下来之后，很快就同周围的街坊邻居打成一片，像一个真正的老处女那样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日子。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她撑着一把长柄的黑色遮阳伞，背着画具到贝鲁特的风景区去写生；有时也看到她站在自己寓所的窗前，画着一些速写或者是素描，而题材都是这条街区的风景和建筑物。尽管她的画难登大雅之堂，但她的速写和素描却像照片一样的准确。萨拉曼的新公寓就多次出现在她的画面上。
同时，佩妮洛普还装成一个“思想很革命”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不仅是巴解组织的积极支持者，更是萨拉曼的“崇拜者”。佩妮洛普的特立独行果然引起了萨拉曼的注意，两人开始接触并慢慢热乎起来。好几回，他们一起游泳、打网球，仿佛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人。通过接触，佩妮洛普清晰地掌握了萨拉曼的作息时间和每天的日程。
1979年1月，霍菲派出两名年轻力壮的男特工，以商人的身份分别持有英国和加拿大的护照，先后来到贝鲁特。他们一个住在贝鲁特的地中海旅馆，一个住在皇家花园饭店。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都在当地各自租用了一辆小轿车，经常在这条凡尔登大街上来来往往。当他们把萨拉曼的活动规律掌握得一清二楚之后，就开始了最后的行动。根据摩萨德总部的指示，他们还是选择用遥控炸弹来对付萨拉曼。
1979年1月22日，佩妮洛普指挥两名男特工把自己租用的小轿车开到了贝鲁特的郊外，把两包50公斤的炸药分别安放在两辆轿车的底盘上，然后就一前一后地开着车回到了城里，把装有炸药包的两辆小轿车很随意地停放在萨拉曼公寓附近的马路边上。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这两辆小轿车并没有放在一起，中间相隔了大约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引爆两个炸药包的遥控器就掌握在对面楼上佩妮洛普的手里。此时她正站在窗帘后面注视着这两辆小轿车，并且紧张地等待着萨拉曼的出现。如果萨拉曼躲过了第一辆轿车，她马上就引爆第二辆轿车上的炸药包。他们都知道，这是萨拉曼每天出门上班的必经之路，他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每天都会准时地从公寓地下室的车库开出来，出现在他的公寓门前。
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两名特工就分别使用另外的护照，在贝鲁特机场上了飞机，离开了黎巴嫩。
上午9点整，萨拉曼的车库门准时开启，4名荷枪实弹的贴身保镖检查了一下那辆防弹轿车，并且对公寓门前的街道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萨拉曼上了车。他的车子一驶上凡尔登大街，就快速向前驶去。就在他的车子驶过第一辆装有炸药的小轿车时，一直站在窗帘后面的佩妮洛普拿出了遥控器。当时，街道上有大量行人，一群学生和一名修女正好经过那辆满载炸弹的汽车。佩妮洛普连眼都没有眨一下，就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顿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让整条凡尔登大街都颤抖了一下。但是萨拉曼的车子并没有起火，也没有停下来，而是急速向前驶去。
然而，让萨拉曼和他的保镖们没有料到的是，几乎就在同时，佩妮洛普又第二次按下了按钮，离爆炸点百米远的另一辆小轿车也发出了一声巨响，让萨拉曼的防弹轿车恰到好处地及时赶上了，也发出了一声巨响。于是在这一先一后的两声巨响之中，那辆小轿车和萨拉曼的防弹轿车几乎是同时飞到了半空中，就像两只引爆的大烟花一样爆裂开来，顿时火花四溅，人的肢体和车子的部件在火光中迸发出去，然后又像急雨一般落到地面上，熊熊燃烧。萨拉曼和4名保镖当场遇难，一名德国修女和几名英国学生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10多名路人受伤。
完成任务后，佩妮洛普在第一时间悄然离开了贝鲁特，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死亡名单”画上句号
萨拉曼被炸死以后，巴勒斯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出现在那次葬礼上。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的11个追杀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78年1月，名列“死亡名单”最后一位的那个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因患癌症，已经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了。现在就只有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萨拉曼被炸死时，他的那位一直关在约旦某监狱的同学达乌德，已经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被约旦当局释放了。在此之前，他曾在1973年2月伙同几个“黑九月”分子企图绑架约旦政府内阁成员时被逮捕。被捕后，他在约旦的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交代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关系。两天以后，他同其他的几名“黑九月”分子一起被约旦当局判处了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却下令把达乌德改判为有期徒刑，从此他就一直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直到“赎罪日战争”前夕又被赦免释放了。
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之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直到1981年8月的一天，一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一家饭店里意外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连开数枪，阿布·达乌德当场毙命。当时，那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并不是奉命追杀达乌德，而是另有任务。但是当他意外地发现达乌德之后，完全是出于一种以色列人对“黑九月”恐怖分子的仇恨，才作出了这种举动。“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个目标就这样撞到了摩萨德特工的枪口上。
从1972年10月到1981年8月，持续9年的追杀，终于让“死亡名单”上的11个恐怖分子全部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归宿，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年在“慕尼黑惨案”中，有11位以色列运动员付出了生命，如今也有11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实在是让世人震惊。
2005年，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这一过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慕尼黑》。《慕尼黑》被认为是2006年奥斯卡的夺标热门，但这部影片在以色列上映后却遭到了摩萨德的一些退役特工的批评，称片子里漏洞太多，归纳起来有“三大疑点”。
疑点之一 ：我们从来不保存发票。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名摩萨德官员下令在海外追杀的特工们保存行动中花费的发票，这些前特工说：“这个情节太不真实了，我们在执行海外行动时从来不保存发票，那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都是回来之后口头报一下花费的情况，上级很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中饱私囊。”
疑点之二：以色列的报复杀手单独行动。
在影片当中，被挑上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与世隔绝进行各种专门的训练，他们当中包括可以单独执行任务的爆破专家。但摩萨德前特工却表示，诸如这样的绝密任务一般不会只需要很少的特工，相反会有很多幕后人员帮助，单靠这些特工根本不现实。例如需要有线人为特工提供线索，当目标人物确定之后，还先要在国内进行模拟暗杀演练。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特工说：“我们会制定多种方案，在国内先挑选类似执行任务场所的地点进行练习，然后是预演，以确保万无一失。最后才是集结人员，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这样他们才能在海外度过几天、最长几周的时间，每次任务完成他们就会立即撤出。”影片当中几名以色列特工有时会显得有点无能，尤其是不太擅长布置炸弹。而一位前特工称，在20世纪70年代前，摩萨德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他还对片中全都是男性特工表示不满，他说：“在类似的行动当中，派一名或几名女特工加盟几乎是惯例，任何特工都知道，如果有位女同事跟着你去执行任务，掩护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疑点之三：摩萨德特工怀疑命令。
还有一些前特工批评这部影片里有关以色列特工对于执行暗杀任务产生怀疑的情节，他们说，真正的特工不会怀疑上级的命令。曾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摩萨德暗杀行动的一个特工说，这样的情节太离奇了。他说：“我们是职业特工，执行上级指令是我们的天职，我们都有战斗经验，我们必须接受击败敌人的任务。所以，对于特工而言，执行暗杀任务很平常，你只希望自己能够按时回家吃早饭，然后送孩子去上学。”
这位退役前特工称，摩萨德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那些怀疑自己的工作的特工摆脱这种困扰。
不管怎么说，银幕上那些身怀绝技的摩萨德特工还是给全世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