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关于林白的小说，就已有的评述来看，多数是从女性或女权主义的角度切入。对此，我并非不赞同，只是感觉其中存在着暧昧的成分：究竟何为“女性气质”？如何界定其非男性？我们总不能因为作家的性别，以及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带有作者的影子就判定文本的“性征”，它们至多只是一个给定的条件或者出发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出于自觉或无意，都存在着把条件与结论混同的倾向。这里，“女性特质”暂且留待下文评论，单就女权主义而言，由于其中存在着男/女二元对立的隐设前提以及过于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以为它与林白并不适宜。当我们把“反抗”或者“革命”之类的女权词汇用于林白那缠绕幽深、唯美异常的文字时，总觉得不伦不类。即便当中真的对应着某种反抗目标，那也是曲折抵达的，甚至是附带的。林白曾公开表示对“女权”一词的回避与别扭，而更愿意选择较为中性的“女性”一词来涵括自己的创作，这进一步加深了上述感觉。就林白来说，语言以及风格的唯美是第一要坚持、维护的东西，对此，她自陈不惜“付出真实与深刻双重代价”。从这一点来看，女权主义的预期和指望即使没有落空，至少也沦为次要的了。唯美的诉说偏离了“革命”的方向，钝化了尖锐与对抗，并由此生发出一种憧憬与向往：与其说它指向着男权菲勒斯中心的反面，不如说它超越了对具体对象的需求，系憧憬本身的无限涌动。这里，值得探讨的是，憧憬的原动力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可转化为对林白小说叙述伦理的研究，两者是一码事。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作者是如何“发声”的？林白，这样一个特定的女性，在进入小说的叙述时，究竟受制于怎样的心理（包括外在的局促、内心的禁忌）才形成如此风格的？搞清了这些，原动力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卑贱是我的护栏，这是我的文化的开端。
——朱莉娅·克利斯蒂瓦
阅读林白的小说，最大的感触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碎片化，从《一个人的战争》便开始了：受记忆中以及写作情绪的即时波动与振荡的影响，林多米的线性成长历程被随性地截断、延宕，乃至追溯重来。但总体讲，碎片化在此只是初露端倪，我们尚可从中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连贯的整体。此后林白的小说创作，破碎的迹象愈演愈烈，在《空心岁月》里达到了极致：自由联想的穿插，元小说式的剖白，以及真实与虚构的同舟共济，使得整个文本俨然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异质联合体，既敏感，又脆弱。至于《说吧，房间》、《玻璃虫》，碎裂尽管有所收敛，但大体未变。而新近推出的《万物花开》，又是一系列无法拾掇的断片。而且，作为原始素材的“村妇的闲聊”经过简单地加以小标题，附于书后，占去了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作者称它与《万物花开》的正文关系密切，似乎可用“泥土与植物”作比。这进一步强化了分裂、破碎的印象与格局。
于是，我们看到，从《一个人的战争》到《万物花开》，碎片化，作为一种“重复的结构”，被顽强地贯彻了始终。如果说这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叙述策略或者技巧，那未免低估了林白，以她的敏感与才情，不可能满足于如此单调而浅层的炫耀。而说它是叙述的肌理也还不够，在我看来，这种破碎应该与主体此处言及的“主体”并不是指林白作品里某个具体的人物，亦不完全等同于作者，而毋宁说是一个作者在作品里不断追认的、希望与之趋同的形象感召，是作者、叙述人与人物交织、互动后得出的一个“我”之印象。身上某种本质的“不足”联系起来。质言之，破碎直接指向这种“不足”；破碎本身，乃是一种宿命的呈现。
究竟是怎样的“不足”呢？换句话说，我们是如何感受到这种“不足”，并该如何去把握它呢？
简单而直接的做法是沉浸于林白的语言中。这需要有相当的耐心，因为那一片稠密、粘连、略嫌臃肿的能指是很有点窒息效应的：画面大多静止不动，为精雕细刻而慷慨付出的笔墨（描述性的语词）非但没有使画面活泼起来，反而加剧了凝滞感。一种在二维平面上永无休止的、绝望的涂抹。唯一的亮色——这也是我们在林白的叙述中首先遇到的——便是那美轮美奂的诉说。在感受到本文开头所讲的“憧憬”情绪后，这几乎成了阅读者心中的透气点了，光亮和温暖乘隙而入……然而，这种感觉很快就受到了骚扰：很明显，当所有的叙述都维系于美或曰诗意一角时，美所具有的价值并没有因其弥漫性的展露而扩大、增值，反而被逼至了虚无的边缘。除了陷入道德、伦理的危机而导致对其真实性的质疑外，这种廉价的铺陈所引发的单调亦极大地损伤、消耗了美的内涵。唯美的叙述给人的感觉是，它并非心灵丰富、细腻的自然流露，而更像是某种强迫症的性质。由此不禁推想：或许，美的表述背后暗藏了某种难言之隐，一个隐秘的企图？
要探究这一点，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审美的起源。结果，我们找到了神圣的美之塑造中天然不可分割的功利性，这同样也该适用于字斟句酌的行为。其中最朴素的看法在于美因其装饰性而具有了娱人眼目的功能，对应到林白的创作，语言的华美造成了诱惑的召唤：尽管以缓慢的节奏道来，却也掩不了那急迫的、强留人倾听的愿望。这还仅仅是表面的，由美的装饰性（情感的修辞）往前推，我们将遭逢一股可怕的、异己的力量，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既然美是为了娱人眼目而设，那么其中势必包含着对“他者”（拉康语）在拉康的理论中，“他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既指其他的人，又指涉文化、生活中的规则与禁忌，以及由主体角度体验到的语言秩序。的妥协。且不管这个“他者”的细分意义如何，无论它是他人、禁忌、语言秩序，还是三者的综合，都可归结为“外界”强加的某种东西。而融入这个“外界”，亲近它，认同它，对这个外在的东西以一种想像的方式据为己有，这便是美的良苦用心。于是，一个异化的漩涡形成了：与日常生活中粗话的发泄和荤段子式的直抒胸臆恰恰相反，这里的唯美成了一种对“我”的压抑与禁锢。“我”在其中既挣扎又享乐，既抗拒又迎合，说她自虐也不为过。“我”甚至忘了“我”是谁，任由美的裹挟（符号的冲动）荡涤掉身上的污垢、痛楚与羞耻。由里到外的，“我”只是力求脱胎换骨。
从上述贴近美的心理描述中，我们或许已经窥测出隶属于林白作品的言说主体——“我”的某种特性来了，换言之，离我们所要寻觅的主体身上的本质“不足”越来越近了。无论“我”言说的内容如何，单就驻足于美而言，主体便天然敷了一层循规蹈矩的底色，能从中嗅出取悦“他者”的潜在冲动。这将使得女权主义的解释和信念再次受挫，说到底，从林白作品的叙述姿态来看，是感觉不出什么反抗意识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朝着自我完成与拯救的向度上发展。不仅如此，唯美的诉说还暗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温柔、敦厚和婉转的要求。在这种基调的掩护下，即使再激烈的内容也平和化了，至少在开口之际不再张扬。这究竟是一种粉饰的策略，还是天性使然？我们看到，主体显然不够自信，却又渴望交流与倾吐；同时，她言说方式中对美的亲近与强迫使得她的坦诚与真挚的说谎很难区分。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主体：一个破碎的“我”，在美中寻求支持和统一的幻觉。那么，这种人格的破碎是否就是那种“不足”呢？正是它，造就或者说化作了文本的支离？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但追问并没有就此结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人格的破碎？我们又该如何界定这种“不足”或者破碎呢？如果承认美是一种对自我的压抑与克服，那么它压抑的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林白的文本——在长篇《空心岁月》里有一个细节：王南下在缅甸境内的游击战中亲睹自己的女友被子弹击中胸部。
多年以后我听见崔健金属般的声音如流弹般呼啸而起：噢噢，最后一枪，最后一——枪。（明明是南下的遭遇，却由“我”的听觉写起，这是林白的惯用手法。它打破了叙述人“我”与人物之间的边界。于是，此后南下的感觉便和“我”的难分难解，甚至南下的心理就是“我”的心理，一种隐喻的表达。归根结底，一切皆肇始于主体神经的推动。）在子弹呼啸的声音中，女孩的身体慢慢地扭曲，无端地婀娜，她胸前的鲜血奔流不息，如同动态的花朵。（在“我”的视线中，女孩至死都保留了美好的形态，“婀娜”与“花朵”将美凝固，这再次显示了美学凌驾于叙述之上的权威，甚至“鲜血”也成了酝酿美的元素。注意这里的比喻，我以为它在林白的小说中是具有原型意义的：它将“花朵”与“鲜血”并置，打通了污秽与圣洁，恐惧与祥和之间的暗道。如此，一个倔强的向往，潜意识的趋向被我们捕捉到了：把鲜血、疼痛乃至恐怖通过花朵之类美的象征来屏蔽掉，这是林白叙述中最基本的东西。）女孩倒下的身姿给南下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痕，这既是一道裂缝，又是一种潜伏的危险。（纯粹的陈述让南下变得虚幻不实，与其说这是“我”对南下想法的转述，不如说南下只是“我”的面具。“裂缝”与“危险”经由南下的摆渡指向了“我”的隐忧与痛楚，或者说，它们与南下一道，构成了针对主体的潜在述语。）他找到她衣服的开口处，那是他无数次不敢坦然凝视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坦然”，仅仅因为乳房是性器官吗？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南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的一个借代式的符号，那么这“不敢坦然”便有了一语双关的含义：一方面是语境连贯所要求的对南下感受的转述，另一方面，这是“我”真实心理的写照！乳房，这母性身体的代名词，莫非，它就是“我”不能坦然的理由？）两只乳房连同中间的弹孔形成了一幅恐怖而怪诞的面具，（一个残损的胸脯，母体的象征，它对应了人格的破碎，“不足”的物质根基就在这里。正是它，让“我”无法正视自身，妄自菲薄，一种与生俱来的卑贱！我终于说出了这个词。作为“不足”的实质，它激发了所有美的言说。而所谓“女性特质”也应该是从这里引发的。是这样的么？）它不像少女的胸部，甚至不像长在人类身上的任何器官……（母性的身体一旦失去外在的性感与美，便一无价值，就像此处南下的女友胸部被毁，便连“少女”的身份都几乎丧失。）
于是我们理解了《一个人的战争》中的林多米，为什么她会那样长久地沉迷于自恋。除了童年的压抑和母亲的冷淡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林多米那瘦小、贫瘠的身体让她永远无法坦然地面对异性，只得依靠手淫和同性恋来完成对身体的抚慰，增加她的自信。在此，语言的唯美与人物对美的渴求达到了一种惊人的同构，形式即是内容，文本即是身体。显然，这样的书写并非是基于修辞上的补充式创造，其本质是一种伦理选择，一种顽强的昭示：将深层的躁动与痛楚以一种让人容易接受的方式抬到表面，将卑贱的身份带到能指的外表，把神经末梢的幽闭体验推向社会契约和交流。从伤口的边缘可以看到粉白的肌肉，它们平时在皮肤的掩护下是最鲜艳最诱人的花朵，是猎猎作响的旗帜，天然地吸引男子的目光。（排比的句式中回响着失而不得的叹息，卑贱在蠕动。）皮肤一旦裂开，狰狞随之显露，乳房恐惧症就是这个时候到达南下的……（“狰狞”，多么夸张的字眼，我们看不到正常情境中南下对女友的痛惜，仅仅是震惊，接近于神经质的震惊，这是南下，还是“我”？借着南下的幌子，卑贱尽情地释放，绝望地痉挛。我们发觉，叙述与语境事件之间产生了错位与乖离，也正是在这种语言的裂痕上，卑贱被打上了记号。换言之，所要表达的，并非是南下的乳房恐惧，而是卑贱主体本身的迷惘与惊惧：男性就是这样看“我”的么？）整个胸脯变成了巨大的脸，美丽的少女变成了恶魔。（一个强烈的对比，少女与恶魔的分野在于优美的身体，男女间爱情的维系居然如此脆弱，顷刻间便土崩瓦解。这暴露了“我”内心的秘密：身体的美好，是母性的底线和证明。作为一个残酷的真理，它支配了“我”的灵魂。）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唯美会成为语言的执着，甚至化作心灵的强迫。因为这是一场为卑贱所追逐的写作。作为一个压抑却又无所不在的主题，卑贱潜藏于说话的方式之中：语言揭示着卑贱，但与此同时，却又极力抗拒、清除掉卑贱，这便是林白在赋予她那典雅、华美的修辞学以反卑贱的权力时真正想说的。就林白而言，卑贱得救的方法与期望在于能指的纯净。正如克利斯蒂瓦所指出的那样：卑贱语言的权力是纯美学的，只有通过其自身的美，它才拥有意义。由于无法找到“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持，唯一的支撑点就是动作的优美……优美可以迫使语言靠近人类之谜，靠近那个让人死亡、思想和享受的地方……一个光辉灿烂和危机四伏的美丽，一切意识形态、论点、解释、癖好、集体性、威胁或希望都淹没其中。”
就美与卑贱的关系而言，并不仅仅是掩饰与压抑，而毋宁说，美通过将卑贱化为禁忌与被弃却之物而使得无言的卑贱获得了表达的可能与途径，进而跨入了庄严的维度。经由美的升华，卑贱让我们肃然起敬。这便是林白在言说中处心积虑要达到的效果，一种叙述伦理的选择与坚持。
“女孩多米犹如一只青涩坚硬的番石榴，结缀在B镇岁月的枝头上，穿过我的记忆闪闪发光。”这清新脱俗的比喻为《一个人的战争》预设了肯定的基调。幽暗的往事经由美的诉说坦然曝光，最终孤僻、手淫的“问题少女”被塑造成了依靠个人奋斗成功的典型。我们发现，在林白的小说里出没着许多林多米式的女性。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她们属于其貌不扬的一族，黝黑、瘦弱，且缺乏伶俐；但在林白的笔下，却来了个逆转，她们成了神秘的马来美女，橄榄色的皮肤，内心世界丰富、细腻，就像意萍眼中的二帕：“意萍一眼就看中了二帕，她后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二帕，你虽然不漂亮，却有一种怪异的美，尤其是眼睛和嘴唇，悲哀、惊心动魄、十分高级，这种美不被一般人所发现，却能进入真正的艺术。”意萍与二帕是林白的中篇《瓶中之水》里的人物，两人关系暧昧。丑小鸭变作了白天鹅，其间不难察觉由卑贱引发的自恋情绪，它纠缠在字里行间，使文本带上了沉溺、忧郁的色彩。
而在《说吧，房间》中，卑贱意识更是渗入了骨髓，发出悲愤的呼喊：“求职的过程是一个人变成老鼠的过程。我再次看见自己灰色的身影在北京金黄色的阳光和透明的蓝天下迅速变成一只灰头灰脑的老鼠……这真是十分的好！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皮肤正在变深、变厚，变成鼠类那样的深灰色，坚韧而厚，能顺利穿过臭水沟、荒凉的工地，被推平的废墟，我完全认同这是一种美妙的皮毛，我的眼睛像黄豆那么大，小而亮，是世界上最美的眼睛，我嘴部的形状果断而锐利，有鲜明的指向，不像人类的嘴是横着长，不得要领。还有，我的尾巴同样值得赞美，线条优美修长，而且兼备多种功能。”同样是沉静的描述，优美也一如既往。然而，当“美妙”、“修长”这类与母性身体天然相连的语词降落在“臭水沟”、“荒凉的工地”，特别是用来描述一个“人鼠共体”、“鼠面人心”的怪物时，我们便与卑贱狭路相逢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卑贱就这样被美截获，没有大肆张扬，卑贱的叫喊已然嘶哑……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万物花开》都写到了人畜之恋，历来秘不可宣的卑贱体验被渲染得荡气回肠，这不能不说是美的升华作用使然。它甚至渗进了构思的内核：无论是“人鼠共体”，还是人畜之恋，都不单单是语境中的一个事件，它们还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能指，一种卑贱的象征和隐喻，融进了美的肌体。卑贱随美漂流，能指衍生、开裂。于是，一个卑贱绽放（升华）的结构便主宰了小说的精神世界，如同《万物花开》一般，所有瑰奇、绚丽的想像追溯到尽头，却是主人公大头脑中那五颗毒瘤——一个丑陋的卑贱物的隐喻，与病痛、污秽和死亡牵扯在一起——灰色的，重叠、紧凑，犹如五瓣灰色的花朵。“它每天飞出我的脑子，但又要回到我的脑子喝水，我的脑子是它的土地和花盆，以及它睡觉的地方，瘤子使我死亡，也使我自由。如果我死去，也是死在这样一朵灰色的花中，这种死法使我自己感到不同寻常。”
卑贱和美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仿佛一种纯粹的飞翔，没有具体的目标，其使命就是为了宣泄卑贱意识，一种自我之爱。它在无意义、神秘化的玄奥境界中徘徊、吟唱，传达一种不受限制的意义。而深入探讨一下卑贱与美的关联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将从中发现林白小说的文本动力学。
朱凉洗澡总是要花费比别的太太多两倍的时间，她让七叶在她全身的所有地方拍打一遍。她那美丽的裸体在太阳落山光线变化最丰富的时刻呈现在七叶面前，落日的暗红颜色停留在她湿淋淋而闪亮的裸体上，像上了一层绝妙的油彩。四周暗淡无光，只有她的肩膀和乳房浮动在蒸气中……她身上的水滴由暗红变成淡红，变成灰红，浅灰，深灰，七叶的双手不停地拍打她的全身，在她的肩头不停地浇些热水，她舒服地吟叫，声音极轻，像某种虫子。
这是《回廊之椅》中涉及朱凉与七叶，这对主仆二人之间的近乎同性恋的欢爱场面。笔触就在猥亵的边缘起舞，最终却没有堕入轻佻的深渊，这不得不归功于美中所蕴含的“正气”——一种“他者”的目光，在叙述临“出轨”前力挽狂澜。卑贱中躁动、野性的一面暂时被美收敛、驯服，我们从中嗅出了镇静剂的味道。为了使卑贱的主体不致因卑贱情绪的爆发而崩溃，美成了必要的节制与改造。于是，卑贱的表达倒向了完美的理念。然而，这并不能抹杀卑贱的原始地位。既然美是为了升华而被启用的，那么作为升华目标的卑贱欲动就可以认为在逻辑上是处于美学之前的。而且，卑贱中所具有的狂暴、痉挛也并没有被美剔除干净。朱凉与七叶之间的同性爱欲作为没有被表达的东西，一种故意的遗漏，或者说是表象的欠缺而被表达出来。犹如一股分解、破坏的势力，卑贱的欲望一直是语言（美）的沉重负荷，使表面从容的美之呈现“危机四伏”，亦因此而扣人心弦。所有的张力均由此而来，两相对抗的结果是，卑贱寻觅着下一个美丽的宣泄借口（出口）。卑贱的涌动生生不息，由于它不能在美的言述中得到满足，便郁积了一股能量，这在语言内部制造了一个开放的爱的召唤结构，像朱凉与七叶之间的隐情一般——虽然没有如此明确——作为一个沉默的声音与呼喊萦绕在整个语流之中。于是美的表达应召而来，接连不断。卑贱在优美中迷失，又在迷失里获得快乐与拯救。
我常常设想有一个年轻的男孩，他手拿绳子将他的女主角弄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是否先把她打昏，在她昏迷的时候亲吻她？吻她身体的起伏和凹凸的细微之处，她的体香在她昏迷的时候也没有消失，反而因为周围空气的清新而更加浓郁。他沉浸在这香气中，疯狂的欲念就像周围汹涌的海水一阵阵地被风抛到空中……她在他的亲吻和抚弄下开始苏醒过来，陌生而熟悉的快感在这个离婚的女人的身体里涌动着，它变成一种节奏开始起伏和呻吟，但她仍然紧闭着双眼，这是一个不管处于何时、何地，面对着何人（我想她的意识里会知道这个人是谁）都闭着双眼的时刻……
这是《空心岁月》里穿插的一段性幻想，我们从中可以形象地看出美与卑贱的关联以及卑贱欲望的萌发、运作过程。为了那两相融合的、高潮一刻的来临，女主人公首先要被击昏，这一假设的情境使女性内心的纵欲渴望变得合法而可能。就像美对卑贱的过滤与改造一样，经由昏迷这堂而皇之的道德遁词，卑贱的主体逃脱了公众的指责，并且克服了自己的犯罪感、羞耻心，与“年轻的男孩”裸身相对。然而，让人不解的是，欲望并没有就此止息，女人紧闭双目，对男孩视而不见。她的心思没有专注在男孩身上，而是被引向了别处：“陌生而熟悉的快感……变成一种节奏开始起伏和呻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局面？那潮汐一般起伏的节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只有一种解释：卑贱要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他者”的爱，一种深刻、永恒的爱的关联。男孩仅是这种关联的一个中介，就像美的倾吐只是一种隐喻和替代一样，一个不稳定的意义链，欲望暂时栖居于此，而最终它是要被否定、弃绝的。
说到底，卑贱的欲望是一种无望的憧憬，无物的期待，语言从一个能指转到另一个能指，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满足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也正由于此，爱的召唤结构才获得了绵绵不绝的推动力和新鲜感。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上手的工具，一个可拆卸的零件；推衍开来，故事（文本）也是如此，一个巨大的隐喻，照亮了卑贱碎裂的身体。经由隐喻，卑贱主体向异质的“他者”敞开自身，由于缺乏边界与明晰，“我”永远处于一个意义映射的企图与战栗之中；换句话说，隐喻打开了通向卑贱欲望的通路，符号在意义过剩或者意义欠缺之间摇摆不定，这绝不仅是语言内部意义的横向滑动（从本体到喻体），它更表露了卑贱主体的犹疑，是“我”面对“他者”时同一性的振荡。
到了给卑贱下定义的时候了。首先必须声明的是，这里的卑贱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卑贱，它不含任何道德或哲学方面的臧否意味。按照克利斯蒂瓦的说法，卑贱是一种“缺乏”，一种“自恋癖”，它与母性、恐怖、污秽等相连，是那些“搅混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东西”。就像“一个由情感和思想编织而成的螺旋状流苏”，卑贱既吸引人又让人憎恶。
当我被卑贱侵袭时，确切地说，它还没有可定义的客体。卑贱物不是一个掷在我面前的物体，我可以命名它或想像它。它也不是那个摆在面前的游戏……卑贱物只有一个品质——与我对抗的品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被排斥物，它把我拉向意义崩塌的地方。
任何卑贱实际上都是对缺乏的承认，而缺乏是一切生灵、言语活动和欲望的缔造者……它的唯一所指就是卑贱，尤其是自我的卑贱。它的能指……就是文学。
我的小说是靠语言本身来推动的，离开语言我将一事无成。
——林白
在林白的小说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卑贱的意识。无论是那强迫症般的美学努力，还是不可救药的自恋情绪，都标示着卑贱的在场。这，是一种匮乏吗？依据克利斯蒂瓦的说法，卑贱与匮乏是密不可分的，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从意义维系于脆弱的美，以及叙述一直在封闭的自我环境中徘徊来看，这应该是对“缺乏的承认”，至少也拥有了某种“亲缘”，只是我们未将匮乏正式提出罢了。但匮乏的表达决不仅限于此，它的控制、辐射乃至价值与叙述、文体以及“女性特质”交织在了一起。
就表面的理解而言，也许很难把林白那华彩乐章般的语言和匮乏相提并论。谁也不能否认林白的语言天赋，她那优美的诉说建立在对语词不同寻常的敏感上，似乎每个词都长着颤动的触须。但总觉得这种文字水分太多，缺少坚硬的意义内核。从希望获取故事信息的阅读角度而言，这不啻是一种将语言的丰富性掷入减法的符号体系。对描述的偏爱造成了能指的细分化，一种顽强的趋向：一直持续到意义被剥夺，持续到只留下犹如声音或音乐般的纯粹能指。也就是在这意义的断裂处、空白点，匮乏显露出来。说到底，这种语言不是为了交流信息或者传述故事而设的，它是匮乏引发的语言，是对匮乏恐惧而逃逸的语言，但恐惧一直尾随、限定着它。这个试图通过叙述（说话）来平衡和“壮胆”的人，显然是倒过来行事，从超水平掌握语言的修辞代码出发，然而最终她还得参照、听命于恐惧/匮乏。于是，一切均以倒错的隐喻形式表达出来：匮乏并没有将“我”吞没，相反，通过语言的装入与吐出的反复，“我”把匮乏制作出来。不仅如此，在说话的过程中，匮乏的恐惧转变成了快乐的享受：永远被丧失、被消去，变成表象不可能的、欠缺的空洞在语言象征层面被置换为其他对象、能指而被“我”追求。在“我”因恐惧而逃离的踪迹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欲望，“我”把话语链条锚接在上面，借助它来构建“我”的幻觉与反抗，“我”的虚弱和力量，以及财富和破产……
在这个夏天，许多事情都陆续发生了，我想这都是那树永不落下的凌霄花引起的，我有时在夜晚看见这树死红的花朵一朵朵落下发出“叭叭”的响声，我看见它们分别落到了一些人的心里和头顶上，它们既很重又很柔软，于是一些人的脑子里和心里就充满了这种花朵，在那里，花朵的颜色重新变得诱人，使充满了它的人从此有了新的行动。
从那天起，她常常在黄昏或深夜看到这株长着灰色玉兰的树，她常常凝视它。
我看到有一天，那些姣好的玉兰花全都变成了一种凶猛的鸟儿，犹如灰鸽，但翅膀比鸽子长，是它身体的三倍，它们展开那长长的翅膀，振翅飞了起来。它们飞翔的姿势优美而矫健，它们铺天盖地地飞了起来，发出呼啸般的鸣叫，它们不顾一切地飞到某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要让它爆炸的地方），它们拼命用头撞着窗玻璃，那层玻璃就要被它们撞碎了。
以上景观不知北诺看到了没有。
这是典型的林白文字。在言之凿凿的“我看见”、“看到”的名义下展开了缠绵的叙述，但其后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看”这一视觉的局限，确切地说，是对“看”的否定。凌霄花“落到了一些人的心里”，“玉兰花变成了凶猛的鸟儿”，这些都不会是“看”来的，而完全遁入了幻觉与冥思。于是，在“看”与幻觉之间产生了裂痕，犹如一道清晰的缝线，“看”把玄想的碎片织进了文本，一个暧昧而坚定的能指扩张的欲望：由“看”，开启了话语逃逸的洞穴与空间。为了抵御焦虑的空无，只能仰仗于符号，只有通过某种表现，某种看见作为代言人，匮乏才能被控制和保持住。仿佛是一种视像的幻觉，并最终集合了其他感官（包括听觉、触觉……），通过它们，匮乏闯入了正常的语言象征体系中，表达着卑贱主体的愿望：当她的叙述置身于构建客体关系（故事的延续）的匮乏之地时——这是无可避免的——语言就成了拯救牌，尽管昙花一现，一滑而过，却是不可或缺的。哪个客体不在场，就给它一个符号；匮乏的恐惧来了，就送出一个视像幻觉。这像是某种拖延的战略，却也正是写作的快感所在。为了避开与匮乏直面相对，主体便尽量延宕在描述的途中，不用选择，远离决定，把恐惧的焦灼化为言语的新生，流浪的满足。从最终的结果而言，林白的小说也许不是一种抵制匮乏的高级形式，而更像是匮乏的技能表演：即用语言的危机、叙述的冒险对匮乏进行设计、释放和掏空。
由于匮乏/卑贱和语言（叙述）之间这种特殊的关联与互动，形成了林白极为独特的文体：松弛、破碎、柔软，遍布洞穴，又充满“生命的液汁”。联系到前文所述的爱的召唤结构，我们或许可以对“女性特质”一词有些不同的发言了。前文已然提及，所谓的“女性特质”在林白这里是与母体的卑贱密切联系着的。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通常的看法是从林白的小说内容中推导出“女性特质”，而我以为，这是一个非本质的因素。尽管林白写到了女性的隐秘经验，诸如同性恋、手淫、失身乃至流产等，但总体来看，这并没有超出概念化、流行的模式。而且，林多米们对同性恋的恐惧，对异性的渴望与眷顾都证实了，这是一个中规中矩、不越雷池的作者。单从内容而言，与其说她是“女性”的，不如说她更趋于“中性”，换一个人也能这样写。但林白的“女性特质”却是无可否认的，阅读的直感这样告诉我们。那么，如果排除了从内容上寻找佐证的希望外，还有什么呢？看来，所能依凭的只有“腔调”了。美轮美奂的诉说符合了我们对“女性特质”的期望，这是由卑贱触发的。但卑贱对“女性特质”的限定并不仅限于此，林白的独异、大胆之处在于，她把身体（卑贱）融进了文本，经由小说这种特殊的书写，站立起了一个活生生的、脆弱、斑驳、碎裂的卑贱之身，一个奇迹般的呼应响彻在文体与身体之间，这才是“女性特质”的依据所在。
很难找到比林白的文字更性感的语言了，它犹如一个活脱脱的女性躯体：没有坚实、强健的意义肌肉，所到之处均是柔和、松软与沉陷。那扩散的、受惊的能指饱含着羞怯，严格说来，这不是供阅读的文字，而是要求抚摸、爱怜的文字。由于匮乏的牵动，文本中出现了一个个“孔穴”，语言的流体充溢其间，这无论如何都让人联想至女性身体那神秘的部位（子宫），一个欲望的结构就这样在文本中形成了，爱的召唤亦是由此发出的。而语言内部的连接与分离，充实与空洞，占有与丢失则活现、实践了这一欲望的过程。
对此，林白讲得相当坦率：“写作犹如做爱，双方水乳交融，使生命获得快感。”这里，出现了一个让人迷惑的词：“双方”。“做爱”的“双方”是谁呢？从让“生命获得快感”的角度而言，其中一方显然是指“我”（作者），那么，另一方该指向何处呢？我们发觉，写作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他者”，它具有与“我”相对的男性象征。一个模糊的男性，他究竟是谁呢？考察实际的写作情形，从写作的最终结果——文本，以及写作中“我”始终面对和思考的对象来看，这个“他者”应该是指语言的。难道我们还能从写作中发掘出比语言更具物质性、实体性和神秘感的存在吗？如此一来，语言便和男性象征（替代）有了某种关联。就写作，林白还说过一句话：“我猜想我就是语词隐秘的女儿，在很久很久以前就与语词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亲和力。”也就是说，语言与“我”是母女或者父女的关系。而当我们把这两句话并在一起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出现了：语言和“我”的关系是父亲与女儿的关系，写作呈现的，乃是父女之间的亲昵与爱意！事情的确如此吗？
众所周知，林白三岁就失去了父亲，她在《空心岁月》中曾细致入微地表达了这种丧父的失落：“我”在影集中寻觅父亲，“那个高大而英俊的人，那个挺拔而亮丽的人”，但“我从未认清他……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亏空。我知道一个人有父亲和没有父亲是完全不同的。”后来，这段关于父亲的章节被林白从《空心岁月》里单独抽出，成了一篇名为《回忆父亲》的散文，收入林白的散文集《像鬼一样迷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空心岁月》中关于父亲的描述是具有真实性的。此外，可顺便一提的是，《像鬼一样迷人》的封底有一篇类似阅读提示的短文，说本书的特色在于：“女性真实的诉说”。这种“亏空”能够与前面所讲的欲望结构里的孔穴联系起来吗？爱的召唤中那无物的期待，莫非针对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想像的父亲”？这难道仅是我们的猜想，一个逻辑的幻觉？
在此，我并不想做什么惊世骇俗之谈，更无意去窥伺他人的隐私。只是，由于文学与人性的天然纠缠，作为一个论者在分析、解释小说时，某些敏感的问题是回避不掉的。直面它，并力求客观地解决它，也许是唯一诚实的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了我的论述视野。首先，是拉康。
在拉康那里，语言是与父亲的名字、父法联系在一起的，而就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秩序和异化力量而言，它甚至就是父法与父名的象征。值得探讨的是这里“父亲”的概念。在拉康的理论中，父亲的概念是围绕着母亲欲望的对象这个疑问被提出来的。自始至终，父亲都是对“母亲欲望的目的在何处”这一切实的疑问给予解答的人物，在孩子的眼中尤其如此。当然，它不是指那个实体的父亲，而是位于居住在母亲身体中的欲望的矢量所指向的地方的、作为缺失者的理想而被假定的父亲。这同我们前面的“猜想”有了很大的不谋而合，但就此下结论尚早了些，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事实依据与支撑。从拉康这儿，我们得到启示：要考察林白与父亲的关联，或许可以从她与母亲的关系中获取信息。那么，林白与母亲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况？她是否注意到了母亲的欲望？对此，她又作何感想呢？
就林白的小说来看，母亲一直是个冷漠的、不受欢迎的形象。在带有很大自传成分的《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这样写道：“我小时候十分害怕我的母亲，只要她在房间里我就不进去，如果我在房间里她进来了，我就连忙溜出来。这种害怕既不是畏惧，也没有导致仇恨，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我从不主动跟母亲说话，除了要钱，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懂事，知道要爱母亲。”很明显，林白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隔膜、疏远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那“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自传：流水林白》中，我们得知，林白的母亲在她十岁那年再婚，并曾一度遗弃林白姐弟。对于她的再婚，《一个人的战争》还补充了一个信息：“我父亲去世那年她（指母亲）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美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成分不好，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从这简单陈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在父亲离去，母亲寡居的日子里，年幼的林白对母亲的举止是非常在意的，她对杨叔叔的“关心”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当杨叔叔不来了，她还向母亲的同事询问其中的原因。一般说来，外人不大会向孩子主动提及母亲与杨的事情，我以为这极有可能是林白相问的结果。她的脑中充满了杨叔叔与母亲关系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强迫性是由于它的根源处于潜意识中，与那“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是一类的东西。但林白并不知道，要从她的生活环境及其行为中发现其根源产生的原因并不困难。
在《空心岁月》里涉及父亲的一章中，林白写到了一个细节。年幼的她用木炭在走廊的墙上画了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正对着我家的门口”。她详细地描述了绘眼睛的过程：
我的木炭跟随我奔跑着从这头到那头，墙上黑色的弧线就是我奔跑线路的另一种形式，那是一根多么长的线，我在它的下方蹲着又画了一道相反的弧线，这样，一只巨大的眼睛的外壳就形成了，如果我不把圆圆的瞳仁填进去，它看起来就像一头大鲸鱼。但它是眼睛，不是鲸鱼。我给它画上了一个像月亮那么大的瞳仁，为了完整我又站在矮凳上给它画了一道眉毛，这时候我的手已经画顺了，这道眉毛的弯度十分完满，就像天上的彩虹。
对所画的内容，林白是早有“预谋”的，从“它是眼睛，不是鲸鱼”的陈述中可以肯定这一点。而且，画眼睛的过程充满愉悦和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这是和孩子内心隐藏的窥视冲动联系在一起的，画眼睛便是这种窥视的无意识流露。窥视父母之间的亲昵举动，巨大的眼睛充分暴露了这个念头，它正对着家门，一切都逃不出它的监视。喜悦与“完满”的感觉便是由此而来的。
此后的叙述证实了我们的猜测，父亲“让我把黑炭画擦掉。他心情不好就让我洗墙上的画”，而“我事实上不可能认真地擦洗它，我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玩水的游戏。我站在凳子上，一回头就看见他（指父亲）躺在那张单人床上抽烟，从这个角度看，他完全像一个陌生的男人……”（“我”把擦墙当成了一种快乐，从这个角度，可以很好地看到父亲，像看一个“陌生的男人”。尽管这是父亲对“我”的“责罚”，但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对“我”而言，就已经足够了。显然，林白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女儿所应有的范畴——她的感受和举止更像一个情人，一个渴望得到父亲爱情的女人。这定会影响到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后来这张床没有了。它拼入了大床的边沿或是挪了地方。”（“床”在这里隐匿了父母之间性爱的信息，尽管母亲在这里并没有正式出现。）父亲“消失之后我画的那只大眼睛还在”，“它的瞳仁留下了阁楼、青苔、天井以及我父亲常卧不起的影子。这是一只难以洗去的眼睛。”（父亲的离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一种潜意识里的爱情的幻灭。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详细阐述了这种亲子之间的性的吸引，而俄狄浦斯的神话便是这种典型关系的诗化结晶。大多数早期有这类爱情的人，都可能留下清楚的痕迹。这在那些早熟而渴望爱情的孩子身上尤为明显，林白不幸便是其中之一。）
在《自传：流水林白》中，林白提到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个梦：
还有一个梦总是在我生病的时候出现，那是一个像光谱一样彩色的梦，各种颜色一道一道地从无限远的地方进入我的梦中，它们时疏时密，无法遏制地堆积在我的心中，使我十分难受，我总是在梦中挣扎着要摆脱它们，但它们不让我摆脱。我现在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做这个梦。
这个梦，使我知道自己是在生病，于是我大量喝水，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的成年。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既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做这个梦，那为什么又说“这个梦，使我知道自己是在生病”呢？如果最初的确是因为梦的来临与身体的不适时间碰巧，那么到后来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则是“自我暗示”的结果，确切地讲，是“我”用生病来为梦寻求借口。所谓“不明白”正是承认被潜抑念头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色彩斑斓的梦中，透露出性的诱惑与渴望。我们知道，人类的性冲动伴随着身体的某种征兆，诸如呼吸困难或者干渴，而这些都在林白的梦中得到了证明：它们“堆积在我的心中，使我十分难受”，梦醒后“我大量喝水”。那么，那“如同光谱一样彩色的东西”究竟意指什么呢？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详述了这个梦：
像光谱一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时是其中的几种，像彩虹，但不弯，是长条形，色彩短而粗，是竖着的，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快的时候色彩紧密，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让人觉得难受，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长长一段的红色，长长一段的黄色，从容鱼贯而来，这时就觉得好受些。有时来势汹汹，头就快裂了，忽然就慢了下来，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
从中不难看出，那“如同光谱一样彩色的东西”乃是阴茎的象征，无论是那短粗直立的形状，还是那不容分说的如虹的气势，都隐喻地说明了这一点。梦境中承载了性的觉醒与幻想，恐惧与企盼交织，其间的感受与做爱是非常接近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约于2岁至6岁之间，儿童进入“生殖崇拜期”，这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期。如此看来，林白在3岁那年已然萌生了恋父情结。在《自传：流水林白》里，我们知道，林白的母亲经常下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与父亲的亲近。这种恋慕之情随着父亲的溘然长逝被加强了，我们看到，在林白幼小的心灵中，从一开始，父爱便被纳入了失去的范畴。这为她以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预演了爱的召唤结构。而对于母亲，这个唯一曾经领受过父亲情爱的人，失望与妒忌深深地埋在了林白的心底。她常常梦见母亲死去，便是这种潜意识里愿望的表达：“有时候她（指母亲）被人用枪打死，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有时她被压在车轮底下，血肉翻飞。”尽管“我”每次都全身发冷地醒来，想“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成了一个孤儿，明天我将怎么办呢”，但这种意识的强迫与提示并不能消除“我”内心对母亲的敌视。由于母亲经常离“我”而去，对“我”不闻不问，这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还会加深此种负面的情绪。然而孩子天生的弱小，又使她不得不依赖母亲。虽然她拼命压抑潜在的嫉恨，甚至对此不承认、不知觉，但事情是明摆着的，对母亲的冷漠与回避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林白一篇名为《墙上的眼睛》的短篇小说中，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女儿对母亲那隐隐的“敌意”。某种程度上讲，它是《空心岁月》中关于父亲一章的续篇。虽然父亲离去了，但“我”的杰作——墙上的眼睛还在，它与“我”的眸子重合，延续着窥视的主题。
我仍然在那些寂寞的下午站在天井的石头上，窥视我们家的窗口。直到第二个父亲和母亲躺在一张大床上被我看到。
他们因为炎热而穿着最少的衣服，这使我一眼就看到了母亲的大腿，丰腴、雪白而耀眼，跟我褐色的皮肤截然不同，那时候父亲已经死去六年，而我的母亲还是那样年轻，算来还不到三十岁。
对于此段的内容，我们也许不能断言它的真伪。但就那“褐色的皮肤”，以及涉及的母亲的年龄来看，却是和《一个人的战争》中交代的母亲再婚信息大致相符。我倾向于认同它的真实性，除了上述事实的因素外，从中透露的“我”对母亲的情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与《一个人的战争》、《空心岁月》的相关内容一脉相承，在逻辑上是完全吻合的。
在此，窥视的目光落到了它的实处——对母亲欲望的窥视。我们终于理解了孩子那“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由恋父情结导致的对母亲性的妒忌。这种感觉在母亲再婚之际变得强烈起来，在妒忌的火焰中，孩子甚至有可能在潜意识中将父亲的离去归咎于母亲，即是母亲剥夺了“我”与父亲爱恋的机会。无可否认，母亲丰腴、雪白、年轻、美丽，而“我”却肤色黝黑，其貌不扬。这强烈的对比激发了“我”对自己身体的卑贱意识，导致了所谓“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的悲壮“战争”。母亲的身上承受了三个男人（父亲、杨叔叔、继父）的爱情，“我”却一无所有，这是产生匮乏的根源。就这样，卑贱与匮乏刻进了“我”的灵魂，并最终带进了“我”的小说。
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有一个林多米失身的细节。让人惊讶的是，这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失身：“我”“不同凡响”地告诉对方“我”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并强调自己是只身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而更像是强奸者的“合谋”，是“我”本人“促成”了这次失身。事后，“我”有一段痛楚的剖白：
她发现她再也不能挽回这个局面了，她已经慢了半拍，她应该在一开始就拒绝或惊叫，她没有办法在接受了吻（尽管是被动的，但当时她没有挣扎，而是一动不动）半分钟之后再惊叫，她甚至不好退一步生他的气。
她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服从了他。
在常规的生活中，她还没有服从别人的机会，这个年轻的女人三岁就失去了父亲，继父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她从小自由，她已经害怕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东西，她需要一种服从。这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一种抛掉意志，把自己变成物的愿望深深藏在这个女孩的体内，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
在林多米崩溃、服从的一刹那，她想到了父亲。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男人作为父亲的替代，“一个想像的父亲”，那么，一切便会豁然开朗。由于目睹母亲在情爱上的“收获”，“我”被进一步推向了恋父的深渊。但因为父亲已然离去，“我”便在文本中创造出一个爱的召唤结构——它贯穿了内容与形式——去憧憬父亲。“我”需要一个父亲来填补“我”爱情的空虚，进入“我”匮乏的体内；不管他是谁，只要他能行使父亲的“职能”，弥合父亲失去的空缺……卑贱的身体就这样进入了文本，同时，变幻无穷的故事也演绎了出来，但万变不离其宗：永远的爱情，永远的失去，空无而真实的父亲让“我”永远走在爱的轨迹。正像林多米的自白那样：“我爱的其实是自己的爱情，在长期平淡单调的生活中，我的爱情是一些来自自身的虚拟的火焰，我爱的正是这些火焰。”围绕着“想像的父亲”以及虚拟而不灭的爱，这形成了林白独特的匮乏/卑贱的叙述。
总体说来，就林白而言，写作是一个抗拒卑贱与匮乏的过程。于是，作为卑贱与匮乏集中焦点的“我”的身体便被嵌进了小说的文本，在优美的诉说中，身体被爱抚，被升华，与“想像的父亲”缠绵相会。一个彻头彻尾的隐喻。记得拉康曾将男性的写作与阴茎乃至权力联系在一起，那么林白的写作则是截然相反的，她的小说展现了一个话语—子宫—匮乏的迷人结构，一个坚实的“女性特质”的证明。至此，作为卑贱/匮乏的隐喻写作在林白这里终于有了完满的结局，而就此的论述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