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广开言路纳谏赏谏
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唐太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在他执政的贞观年间，君臣共商国事，谏诤蔚然成风。
贞观初年，唐太宗积极倡导谏诤，并用奖赏的方法，鼓励臣下直谏。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上朝时，威容严峻，咄咄逼人；臣僚上书奏事，担惊害怕，顾虑重重。唐太宗知道后，马上改变态度，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二十余年间谏臣盈庭，讽谏成风，先后向唐太宗进谏的人不下三十左右，除最著名的魏征外，还有刘泊、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数十万言。不仅大臣谏诤不绝，象长孙皇后也不断有所进谏，所以她死后太宗凄然地追念她：常常规谏，弥补了我的过失，现在再也听不到她的良言，我失掉了一个贤内助。甚至贤妃徐氏也上过数百言的谏疏，批评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的弊政，世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就虚心接受了她的批评。有一次世民大怒，欲杀苑西监穆裕，太子李治立即犯颜进谏，世民怒气才消。长孙无忌因此事感动地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可见谏诤的风气已经渗透进了皇帝家庭中的夫妻、父子之间，在历史上确实是罕见的。
唐太宗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极强的享乐欲望。他曾向人说过，他平生所爱好的，是良弓、骏马和美女。唐太宗自幼与马弓为伴，年青时在马背上征战整十年，对良弓骏马有特殊的感情。即帝位后，时常背弓跨马去打猎，大臣们也时常进谏，但唐太宗总控制不住自己。贞观元年（627年）冬，大理少卿孙伏伽上疏说：陛下爱好走马骑射，这是少年诸王干的事，不是当今天子的事业。也不能成为后世的楷模。唐太宗不听。一天，唐太宗正带着卫队要外出游猎时，孙伏伽拦住皇帝的马不让走，唐太宗一怒之下，令人将他拉出去斩首，孙伏伽拉住马的缰绳大声说道：我宁愿与关龙逢同游地府，不愿再侍奉陛下了。关龙逢是夏桀的臣子，因忠言直谏被夏桀杀死，唐太宗对关龙逢一类的忠臣很赞赏，猛听孙伏伽将自己比成关龙逢，他的头脑一下子清醒过来，忙说：刚才是试试你。你如果能象关龙逢那样直谏，我还有什么担忧呢？即刻下令停止这次打猎，并任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皇帝的诏书，又称圣旨，在封建时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多少忠臣烈士因为触犯了皇上的圣旨而被弄得家破人亡，惨不可言。但唐太宗执政初期，却制定了对皇帝诏书驳正的制度，并要求臣下严格执行。这样就发生过大理寺少卿戴胄不执行皇帝诏书的事情。魏征当给事中时，是负责审议皇上的诏令的，这个刚正不阿的人更是不顾情面，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唐制，男子十八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封德彝奏称：男子十六岁身强力壮，就可以服兵役，唐太宗表示同意，便由中书省草拟诏令。当这一诏令交门下省审议时，给事中魏征以为不可，不肯签字。唐太宗知道后很生气，坚持要发这道诏令，魏征仍不签字，予以驳正；太宗还是坚持要发。这样反复了四次，唐太宗发火了，召来魏征质问：中男不到20岁，但身强力壮的，有的是隐瞒年龄逃避征役，征为府兵，有何不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魏征回答说：臣听说竭泽而鱼，也可得鱼，但明年就无鱼可得；焚林猎兽，也可得兽，但明年就无兽可猎。如果将16岁以上高大一些的少年都点入军，那租赋杂徭，将怎么取得呢？何况兵不在多，而在带兵得法。只要兵精而又训练有方，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硬点不到法定年龄的少年去充数呢？况且陛下以忠诚治理天下，自己制定的制度又怎能自己去违反呢？唐太宗听了魏征一席话，茅塞顿开，转怒为喜，他坦诚地对魏征说道：今天听到你谈论国家大事，确实能抓住精要之处，正如你所说的，如果号令没有信用，那百姓就无所适从，天下怎能治理得好呢？于是收回诏书，并赏给魏征一瓮金子。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突出。只要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就敢于据理力争，不避斧钺，即使碰到皇帝盛怒的时候依然能神色不变，继续坚持正确的意见。
一次，有人在唐太宗面前告黑状，说朝中三品以上的大臣，都很轻视魏王李泰。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子，聪明多才，唐太宗很宠爱他。于是他怒气冲冲的把大臣们召集起来，指责一顿，听完唐太宗的指责，看着他那铁青色的脸，房玄龄等大臣都吓得汗流浃背，连声谢罪。这时只有魏征一人挺身而出，站在班前神色严肃地启奏。他首先申明没有人轻视魏王，又阐明了臣子和儿子应该同等对待的道理。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方知理屈，复转怒为喜，又下诏赐给魏征绢一千匹。
做为一国之主的唐太宗，对魏征有时竟达到怕的程度。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正把别人进献的一只猎鹰放在手臂上把玩，忽然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猎鹰藏在怀里。不料魏征早已看到这一举动，他就故意借机讽谏，没完没了的罗嗦。唐太宗又要附合魏征说一些不能贪图安逸的话，一直熬到魏征离去，结果猎鹰早已闷死怀中。还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巡猎游玩，车子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时恰好魏征从家乡扫墓回来，听说这件事，但一直不见太宗出发，便去问他，唐太宗笑着回答：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因为怕卿责怪，所以决定不去了。作为一国的皇帝而畏惧大臣，在封建专制的时代似乎不可置信。其实他所怕的并不是魏征本人，而是魏征谏诤后面隐约可见的窦建德、李密等人的亡灵。魏征针对唐太宗怕亡国的心理，随时随地能用隋炀帝失败的教训来提醒唐太宗，使他能从奢纵的道上猛醒过来。但唐太宗毕竟是一个自尊心很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过分尖锐的话常常不能忍受。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满面怒容，见到长孙皇后，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问是谁，唐太宗大声地说：有谁？还不是魏征老儿，他经常当众侮辱我。皇后立即换上朝服，站在庭院中，太宗惊问：这是干什么？皇后道贺说：妾听说’君明臣直‘，魏征正直敢言，正表明陛下是圣明的君主，妾不敢不贺！太宗听罢大悦，杀魏征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唐太宗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他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不把自己看作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而是把自己看作随时可能出漏子，闹乱子的凡人。他曾对侍臣说，他就像是一块未经冶炼的矿石，魏征就象是一位良工巧匠，将他这块矿石提炼成金子。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作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由于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所以，大臣们也都能把皇帝当作自己的知己，忠心耿耿地为李家皇朝效劳。
第九节 恤狱慎刑法不偏私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最高的立法权与司法权都集中于帝王。皇帝口含天宪，旨意就是法律；随意踏践国法，任凭喜怒行刑，这是毫不奇怪的。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却能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能不以自己的言来妨碍法的实施，成为历代帝王中执法守法的楷模。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的精神厘改法律，把大量的大辟罪减为流刑，把大量的流行改为徒行。唐太宗常说：人命至重，一死不能再生，用法务必要宽简，要谨慎。他下命令：凡属死罪，都要经过中书、门下两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九卿共同讨论，才能作出决定。这开创了后代九卿议罪的先例。他又主张：死刑在处决前，要经过五次呈报审议，才能执行。有些案件，据法应判刑，但情有可原之处，也要详细上报，重新审理。这种对法制的谨慎作法，和隋炀帝盗窃以上，不须举报，一律处斩的决断相比，那就不啻天渊之别了。即便如此，在行刑的那一天，他还是不啖酒肉，不举音乐，因而全活者甚众。相传贞观四年（630年），全国一年才判了29人的死刑。唐太宗又深信人心是善良的，是可以改恶从善的。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他查阅死刑案件，深感死刑的惨痛。他下令全国死刑罪犯一律暂时释放，回归家乡，从事春耕，约定来年秋天到长安报到。第二年九月，全部囚犯三百九十人，都能如期到达。他又下令全部赦免。这一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传为美谈。
唐太宗作为一代英主，能够引咎自责，自觉守法，把自己纳入法典的制约中。有一次，广州都督党仁弘犯了重罪，依法应判死罪。但此人在太原起兵及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过战功，太宗既念其旧功，又不忍见其白首就戮，于是曲法免死。不过，这样做破坏了法制，为了挽回影响，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当众宣布，他私自赦免党弘仁死罪，破坏法律，愿意一日进一次饭食，去南郊向上天谢罪三日。房玄龄等人觉得皇帝自罚有点不成体统，经过再三苦谏，太宗才答应不去南郊谢天。这样做对维护法制有一定的作用，对臣下犯法也无异于一次严重的警诫。
国君执法是否能严格遵守法制，关键还在于能否做到公允无私，不以私害公，唐太宗在这方面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贞观三年（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受贿，被司法部门处以罢官撤职的处分。庞相寿丢官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原是秦王府的一名官员，想起昔日和唐太宗的交情，便来到京城长安，进宫向太宗求情。唐太宗果然被他说动，很可怜他，想撤消对他的处分，恢复他的官职。魏征却不同意，他说：过去在秦王府当官，现在朝廷内外任职的还有不少，如果赦免庞相寿，以后人人都靠陛下的私恩犯法，那些善良的人就会担惊受怕。唐太宗听后顿时醒悟，便将庞相寿找来，对他说：我过去在秦王府当秦王时，只是一府之主，如今居帝位，是四海之主，不能以私恩来照顾亲朋旧友。大臣们对你的处分是对的，我怎敢违背呢？仅以私人的交情，送给他一匹布，庞相寿流着泪辞别太宗，回到家乡当庶民。由于接受了这次教训，贞观九年（635年）高甑生因诬告李靖，被判处减死徒边，有人因为他是旧秦府功臣，请求宽其过时，太宗断然拒绝。事情是这样的：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甄生，没有依军令办事。李靖按军法给他处分。高甄生怀恨在心，写信给唐太宗诬告李靖谋反。高甄生是秦王府的旧将，跟随唐太宗南征北战，多次立功，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唐太宗得到他的密告信后，觉得事情重大，为了慎重起见，他派法官进行了调查，发现高甄生纯属诬告。唐太宗很生气，依法给高甄生惩处，将他发配到边疆充军。有的大臣考虑到高甄生是唐太宗的旧将，便出面替高甄生求情说：高甄生过去是秦王府的功臣，请从宽处理。唐太宗对他们说道：高甄生违反李靖的调度，又诬告他谋反，如果这样的人也可以宽恕的话，那么国家的法律还怎么施行呢？而且国家从晋阳起兵后，功臣多矣，若将高甄生赦免，以后人人犯法，怎能禁得住呢？我对于过去的功臣，从未忘掉他们的功劳，也因此不敢随便赦免。他还是将高甄生流放边疆。这样也是给诬告他人的人敲响了警钟。
唐太宗不仅对秦府旧臣如此，即令宗室子弟，皇亲国戚，也不允许他们居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兄弟，仗着自己是当今皇上的长辈，随意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于贞观元年（627年）赐死。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反，唐太宗的姐姐长乐公主的儿子赵节也参预其事。案发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赵节和其他参预的王公大都被判死刑。在审讯赵节时，公主的后夫杨师道是宰相之一，暗中为赵节活动。唐太宗得知，除将赵节仍按法律处死外，又将杨师道降为吏部尚书，执刑前太宗亲自来到姐姐长乐公主住处，公主跪下来恳求赦免他儿子，用头叩地，涕泪交加，十分哀伤。唐太宗也跪地哭泣说：赏赐不避仇敌，刑罚不庇亲戚，这是大公之道。我不敢违背这个原则，所以对不起姐姐。终于将赵节斩首。
在皇帝诏书和法律规定发生矛盾时，唐太宗这样的一国之主还是屈服于法律。这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严格按法律办事，拒不执行皇帝诏书的事情。
贞观初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但凡是勋臣贵戚的子弟，可以优先推荐入选。有的人为了做官，便假造上代的门第资历。唐太宗对此十分恼火，就下了一道诏令，责令假造过祖先资历的人立即自首，如不自首，被查出后处以死刑。诏书下达后，有个叫柳雄的人伪造祖先资历而不自首，被揭发出来，唐太宗要制他死罪，交大理寺定案。可戴胄不同意，他对太宗启奏道：柳雄以法应判流放之罪。太宗一听大怒道：朕刚下了诏书，说凡假造祖先资历门第的一律斩首，你却判他流放，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说不定你是贪赃卖法呢！戴胄回奏说：陛下要是当时就把柳雄杀掉，臣也没有办法。既然交给司法部门审讯，臣只能依法办事，不敢违法。唐太宗还是怒形于色地说道：你要守法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仍然从容不迫地回答说：陛下的这个诏令是从一时的喜怒而发出的，而法律却是国家昭示大信于天下的。陛下痛恨那些弄虚作假的应选人，所以要杀掉他们，这是一时恼怒作出的决定，后来觉得还是应当依法办事，才交给大理寺审讯，这才是忍小忿恨而坚持了大的信用。戴胄这一说，唐太宗觉得有道理，怒气也消了，对戴胄说道：少卿能严格执法，朕还有何忧虑呢？
偃武修文兴礼重教唐太宗毕生的事业，前有以武拨乱之功，后有偃武修文之盛。贞观之初，他接受魏征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宣称我所爱好的，唯有尧、舜、周、孔之道。就好象鸟有翼、鱼离不开水一样，失去了就无法存活。一刻也离不开呀！接着又大收天下儒士，设立崇文馆，与十八学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日夕讲论经史，商讨国家大事，以表示其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帝王远略。
唐太宗在偃武修文方面的主要建树是：广收图籍，校定五经；大兴礼乐，点缀太平；重视科举，改革教育。
自汉武帝以来，经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历代帝王无不悉心倡导。唐太宗也不例外，他指示收集图籍，加强经籍的整理与注疏，开创了统一经学的先河。太宗即位，在弘文殿聚集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贞观三年（629年），魏征又建议购募天下图书，并缮写藏于内库，加以整理分类。于是经、史、子、集图书编目四部体制最终确定了，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在国家经籍图书已趋完备的情况下，又着手《五经》版本的统一整理。唐太宗物色颜师古整理去圣久远、各有所本的《五经》，形成一个全国通行的定本，并召集诸儒讨论得失，加以评议。最后，于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颜师古校定的《五经》，以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学校标准的教科书。对于习学者来说，克服了过去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又针对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情况，命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经过两年的努力，一百八十卷的《五经》义疏终于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二月编成了，名称叫义赞。唐太宗颇为满意，特下诏褒奖，但认为义赞名称不确切，下诏改名为《五经正义》，作为全国的统一教材。此后沿至宋代，明经科举取士，试题与经义皆以此为标准。总之，唐太宗统一《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南北经学作了一次大总结，使今古文之争，郑、王学之辩，暂时在学术界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
天下无事，方欲建礼作乐，偃武修文。这是唐太宗给名儒萧德言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功成而作乐，治定而制礼，这是唐初偃武修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贞观元年（627年）正月，李世民大宴群臣，第一次演奏了《秦王破阵乐》，以歌颂他的显赫战功。他踌躇满志地说：我当年受命南征北战，民间就流行这首曲子，虽然没有文德雍容，但由于战功，而得到赞颂，不敢忘记呀。当时有人吹捧说：陛下以神武平定海内，不是什么文德所可比拟的。李世民说：平定乱世靠的是武功，守成靠的是文治，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认为文不及武，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于是要太常少卿祖孝孙把南北胡汉的音乐熔于一炉，形成一种健柔向上的大唐新乐。祖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大唐雅乐》的修定工作。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又令褚亮、虞世南、魏征等作歌颂大唐的新乐章。
唐太宗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也有自己的见解，在倡导音乐歌舞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政治家的清醒头脑，非常赞赏魏征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也的观点。十分注意音乐歌舞要达到人和这个目的。贞观七年（633年）正月，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演奏《七德舞》时，太常卿萧建议，要详尽地表演擒获刘武周、薛举父子、窦建德、王世充等具体而真实的状貌。唐太宗不同意，他说：这些人也是一时英雄。现在朝臣当中许多人过去都是他们的臣子，如果看到他们的屈辱之状，能不伤心吗？唐太宗是欣赏别人赞扬的，但这样做不符合人和的原则，还是制止了这种捧场，这就清楚地说明，唐太宗是很关注音乐歌舞的社会效果的。
封建礼仪，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唐太宗对礼仪的制定也是非常重视的。他命房玄龄、魏征等召集一批著名学者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修了一部共有138篇的《大唐新礼》，唐太宗在颁布这部新礼时，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非常自豪地与周公制礼作乐相提并论。向来以犯逆鳞著称的魏征也赞叹地说：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王，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
唐太宗在培养封建人才，选拔官吏方面也做了不少事，在唐代教育史、科举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在即位后，一再亲幸国子学和太学，对教育相当重视。史称唐太宗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为了培养贞观之治的众多人才，首先十分重视各类教师的选拔。史称，唐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其次调强统一教材的选编与试用，颁行《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作为国子监试用教材；尽量扩大招生名额，京城长安增筑宿舍，生徒数千，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积极接受异族异国的留学生，国内边远地区的民族有高昌、吐蕃等，国外如新罗、百济、高丽、日本等国统治者也仰慕贞观之治，纷纷派遣子弟入唐留学。京城长安成为各族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在科举考试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进士科原来只试策问，李世民下令加试经史，不仅培养的人才更适宜为官理政，而且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修养，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少成了促成贞观之治的有用人才。唐太宗有一次到端门去，看到那些新进士们鱼贯而过，十分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第十节 四夷归服尊天可汗
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贞观十四年的版图是东极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就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他在各族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被尊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境内各族的共主，这同他推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他执行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就是开明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和亲政策汉朝已有，一般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政治行动。往往由于王朝自身的虚弱，被迫嫁女出番，封建史家通常将和亲视为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政策屈辱妥协的代称。然而，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和亲政策却与传统的和亲政策不同。它是在国势昌盛时大力贯彻的。因此它不是屈辱、妥协的象征，而是唐太宗开明民族政策的表现。
唐太宗为什么要执行和亲政策呢？一次和群臣讨论周边问题时，道出了初衷，他说：北狄风俗，政治多由后妃操纵。公主出嫁，生了儿子，就是我的外孙。外孙作可汗，不侵略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了。所以出嫁公主，边境起码三十年都会相安无事。当时和亲确实收到了实效，没有出现四夷君主政治上的讹诈与经济上的勒索。甚至，他们为了求得和唐朝联姻，多次遣使来朝，厚加聘金。各族君主都以和亲为荣，表示效力唐廷。唐太宗也不负众望，频频下嫁公主与宗室女子。贞观十年（636年），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自高昌率众来降，唐太宗把妹妹南阳长公主嫁给了他，并委以重要军职。贞观十三年（639年），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入朝请婚，嫁弘化公主；同年，吐蕃松赞干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专使，遣唐求婚，以金五千两，其余宝玩数百件作为聘礼，唐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封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并婚配琅邪公主外孙女段氏。唐太宗还应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乙毗射匮可汗及薛延陀真毗伽可汗等的请婚要求。此外，内附供职的所谓蕃将与唐室联姻的有：突厥族的执失思力以九江公主为妻，铁勒族的契何力娶唐太宗侄女临洮县主，突厥族的阿史那忠娶定襄县主等等。唐太宗与供职朝廷的少数民族将领联姻的大都立有战功，有的甚至立有卓越战功，他们是参与李唐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唐王朝的有功之臣。唐太宗在论功用人方面不分汉夷，对蕃将在联姻、和亲方面没有歧视。和亲联姻的蕃将大多都能对唐廷忠心耿耿。如铁勒族的契何力归附唐后，一次省亲时被契酋长手下抓起来去见薛延陀真毗伽可汗，契何力傲然盘腿而坐，拔刀大呼道：岂有唐烈士而受屈于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说罢割下左耳以示对唐朝的忠贞不屈。可汗大怒，下令杀他，其妻劝阻方罢。唐太宗知道此事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许以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可汗，换回契何力。唐太宗病故，契何力痛哭流涕，悲痛欲绝，要以身殉葬，高宗不允方作罢。
唐太宗的和亲政策确实起到了进步的作用，民族间的和亲总比互相攻打好，它能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团结，促使民族融合，加强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和亲吐蕃，不但加强了汉藏之间的交流，而且密切了唐朝和西藏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传为千古佳话。
古来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汉族最高统治者不乏其人，唐太宗却与之相反，他推行的是民族团结安抚政策。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平定突厥，突厥表示归附。投降唐朝的有十万人，如何处置这些降民，大臣们意见不一。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对他们应给之以生业，教之以礼义。圣人对于人民，如同天地哺育万物一样，不应分别彼此。所以，拒绝降附，赶出塞外是错误的。强行迁徙违背突厥人的习性，也不是圣王抚育群生应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主张保全他们的部落组织，顺应他们的风俗习惯，把他们安置在河套一带，从事游牧活动，充实空荒的土地，才是正确的策略。温彦博的见解和唐太宗的思想甚相合拍。于是，他断然力排众议，妥善安置突厥降民，医治战争创伤。突厥灭亡之前，战争、灾荒、疾病使突厥民众和沿边汉人大量死亡，长城以南，尸骨成丘，李世民派人前往，以酒肉致祭，一一加以掩埋。对颉利可汗厚加款待。贞观八年（634），颉利可汗死了，唐太宗命令按照突厥风俗施行火葬，在霸水东面给颉利可汗筑起高大的坟墓，作为纪念。
周边各族看到唐太宗将仇敌颉利可汗抓获后，不但不杀，而且能以礼厚待，也纷纷要求归附唐朝，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余部要求内属唐廷；伊吾城主携同属下十几座城镇，也要求内属；高昌王文泰入朝长安。西域各国也都通过文泰要求入贡。此后许多年中，周边各族频繁内迁、附降和通使的，史不绝书。
正因为唐太宗有兼收并蓄的广阔雄怀，无所畏惧的伟大气魄，到贞观晚期，长安城已成为无数外国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场所。每年正月初一，各国和各族使者都来参加朝会，各色各样的肤色和相貌，各色各样的衣着和装饰，各色各样的风度和语言，各色各样的舞蹈和音乐，在长安宫城正南的顺天门门楼上展现出来。如此盛况，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太宗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的又一政策就是德化政策，他的绥之以德，爱之如一，就是德化政策的具体表现。
汉唐向称盛世，汉武帝与唐太宗都是炎黄子孙建树统一大业的英主，但两人对待四夷的统治之术却不尽相同。汉武帝主在用兵，偏重威服，而少怀德化，结果是费力多而收效小，唐太宗鉴于汉武帝的治术之失，转而侧重德化政策，深得四夷人心，结果是费力少而收效大。
唐太宗为了使德化政策能够有效地贯彻，在选择边吏时特别慎重，任职期限也有规定。能够体恤民情，对夷族宽仁厚道，使边邑安静，民夷怀服的任职长；吏治不善，有损怀柔政策贯彻的任职短。如李在并州大都督任内令行禁止，号为称职，其任职长达十六年之久。遂安公寿任交州都督之职，因犯有贪污罪，唐太宗不顾犯者系宗室之亲，予以撤换。夷民能够安居乐业，所以也就不思骚动。
唐太宗对待夷族将领，也能像对待汉将一样爱之如一。他们大多也能为唐朝效死力。突厥大将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唐太宗赐姓李，授职右卫大将军。他于贞观十九年（645年）随驾出征，在进攻白崖城的战斗中，被流矢中伤，仍然坚持战斗，由于没有及时治疗，阏血滞积，唐太宗爱将心切，不分汉夷，乃亲为之吮血，消息传开，战士莫不感动。
唐太宗对待各族酋长，主要是在政治上授之以官，在经济上赐之以禄。由于位尊禄厚，故夷酋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忠心耿耿。在唐太宗生前，他们无不尽其力用；在太宗死后，四夷来朝贡的有数百人，个个失声如丧考妣，有的大哭，有的剪发，割面、割耳，以致血流满地。他们各以本族的丧俗表达对唐太宗的哀思，这正是他们把唐太宗这个天可汗当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君主看待的有力证据。
唐太宗的晚年，总结他一生成功经验有这样一条：自古以来都贵中华，轻视夷狄，但我却同等看待，爱之如一。因此他们像对待父母一样，都来归附。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如此，确实是值得称赞的。各民族的关系处理的比较好，也是大唐帝国富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十一节 擅长弓马喜爱诗书
唐太宗具有广泛的兴趣与爱好，是个武则擅长弓马，文则喜爱诗书的多才多艺的君主。
生于北地，长于戎马的唐太宗，从小就形成了英武的性格。在武力统一中原与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故始终喜爱弓马。晋阳起兵后，东征西战，出生入死，弓箭从不离身。他所发射的箭，比通常用的箭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能射穿门板。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李世民和宋金刚相持于柏壁，有一次为敌军所包围，他用大羽箭射杀了敌军骁将，才将敌军打退。武德三年（620年）七月，秦王世民率军围攻洛邑，在慈涧遭到敌将单雄信的袭击，情况危急，他左右开弓，敌军应弦而倒。这样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秦王李世民的显赫战功是跟他善射大箭分不开的。他曾自称：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他正式即位之后，虽然不必亲操大箭，驰骋疆场，但是喜欢弓箭，不减当年。武德九年（626年）九月，他在显德殿庭院中亲自担任警卫将卒习射的教练。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射中者赏以弓刀与布帛。
善于骑射者，总是喜欢弓又酷爱马的。唐太宗很有一套识别和驾驭良马的本领，并精通骑兵战术。他参与统一战争中，每战必乘骏马，冲锋陷阵。武德四年（621年），在虎牢战役中，敌军中一人乘马出来挑战，世民一看，赞叹说：彼之所乘，真良马也。于是，命将领们冲入敌阵，连人带马擒获过来。这匹马就成了唐太宗的坐骑之一，取名黄骢骠。至贞观晚年还随他出征，可惜中途死亡，他非常哀伤，命乐工制《黄骢叠曲》，以表悼念。可见他爱良马感情之深。
骏马立功，不仅生前受荣，而且死后雕刻在主人墓侧让人凭吊，这本是突厥酋长墓葬的习俗，表明他们尚武爱马的风貌。唐太宗嗜好良马也受突厥风习的影响，在他晚年对选中的六匹常乘破敌战马最为得意，不仅生前爱之形影不离，而且死后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以装饰昭陵，号称昭陵六骏。对六骏赐名为飒露紫、特勒骠、拳毛、白拳、青骓、什伐赤。唐太宗还按图作赞，以酣畅的笔触赋其战功。这六骏形象各不相同，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驰骋战阵，或腾空飞跃，这些杰作是唐太宗爱马成癖与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诗人兼书法家。唐太宗自幼对学业不甚精通，加之晋阳起兵之后，连年过着戎马生涯，就更无暇于研读史籍，执笔习文了。不过，他却不像隋文帝那样甘心当一辈了素无所术的大老粗。而是在全国基本平定了之后，倡导以文治国，重视文化的作用，在偃武修文的形势下博览群书，附庸风雅，刻意工书，使他成为唐代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君主。
唐太宗喜欢舞墨弄文，生前写了不少诗文，清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他的诗作是唐初流传后世最多的，尽半数诗为宫廷咏物之作，此外为叙事、写景以及从京城到地方巡游的帝王生活的描绘。他善于抒发政治情怀，也有成功的寓情于景的篇章。《帝京篇》和《春日望海》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帝京篇》组诗共十首，以首写长安宫殿始，末以反省戒骄终。首尾连贯，层层历历，为其精心杰作。如开篇：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回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气魄宏大。末首六句较为集中地阐明了他治国惠民的政治思想：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指出治国不善，可能危及国家覆灭，因此必须虚心，并警惕自满和生活放荡；励精图治还需查明臣下的直言，以择善而从；法律条文明确，赏罚分明。末了还假托天命以敬天惠民，作一个顺天应民的明君。
唐太宗在写诗赋上虽然小有成就，但和他的书法相比，还略逊一筹。有人称赞他的书法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
唐太宗爱好书法，在听政之余，就认真研究和学习书法。认为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只要肯努力钻研，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这虽是经验之谈，但确是至理名言。他即工隶书，又好飞白，贞观十八年（644年）所写鸾、凤、螭、龙等字，笔势惊绝。太宗的飞白书法更有他的独到之处，以致成为群臣争夺的目标。贞观十七年（643年），一次在玄武门宴赏三品以上官员，他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有的乘着酒性争着从他手中抢夺，刘泊竟登上御座伸手索取。唐太宗以飞白赐人还赋予政治意义，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他为报答马周辅政之劳，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心假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唐太宗一生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潜心临写，穷尽体致。由于对王氏书法酷爱，曾出御府金帛大量搜购王羲之的书迹。有时竟设计诈骗，唐初辩才和尚据有王羲之的名帖《兰亭序》真迹，他不愿出让这稀世之珍，于是秦王指使肖翼到辩才处骗取。得到后把《兰亭序》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唐太宗不仅善于握毫挥洒，而且还十分重视技法的研究，曾亲自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及《笔意论》等文章。唐代书法家辈出，其中与唐太宗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第十二节 晚年有失英主长逝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太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英挺卓荦，但在一生中也犯了不少错误，暴露了很多缺点。而其中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在晚年沿着政治上的下坡路滑行，直至生命的终点。
贞观初年，战乱刚刚结束，生产凋敝，连年灾荒，人口逃亡；统治集团内部派别森严，人心不稳，外则强敌压境，一片不景气的景象。同时隋炀帝亡国的教训历历在目。唐太宗深恐重蹈隋炀帝的覆辙，不得不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从事各项活动。但是随着治国的成功，唐太宗在一片颂扬声中，再也无法抑制封建帝王所具有的劣根性。晚年的生活也变得奢侈起来。他慢慢地变为不愿意听劝谏了，或者听而不从。曾发生了因疑神疑鬼，冤杀大臣；东征高丽，劳民伤财等本不该发生的事情，给他辉煌的一生，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臣下开诚心，布公道。非不得已，不处分大臣。到了晚年，心胸就不那么开阔了，而且多疑心重，张亮的冤死便是他多疑心的牺牲品。张亮原是李世民的亲信党羽，后来也是宰相之一。当初，建成、元吉与世民的斗争白热化时，李世民派张亮到洛阳积蓄力量，伺机起事，被元吉状告入狱受审时，吃尽苦头，但他自始至终不露一言。李世民即位后，张亮一直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贞观十九年（645年），陕州人常德玄上疏告刑部尚书张亮谋反，要成大贵人。说他私养义儿五百人，又向术士公孙颖说：相州是形胜之地，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公以为何如？公孙颖称张亮卧似龙形，必有大贵等。唐太宗阅疏后，即下令逮捕张亮，关进监狱，审讯时张亮不服，说他是被人诬陷。唐太宗明知罪状不足，仍然以谋反罪下令处死。还有刚正耿介敢于直言进谏的宰相刘泊；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因功得到唐太宗赏赐不可胜数的左武卫将军李君羡，也在唐太宗的多疑病下做了冤鬼。李是元老重臣，唐太宗在临终前对太子李治说：李才智有余，可是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不会服你。我现在把他调到外地去做官，他若马上赴任，你就将他调回来当宰相，信任他；如果他徘徊观望，不即赴任，你就杀掉他。唐太宗就在他奄奄一息时还用权诈来驾御大臣，把所谓诚言抛在脑后，这也是他多疑心的最后一次曝光。
唐太宗晚年刚强高傲，好大喜功，攻打高丽就是这种思想的大暴露。贞观初年，唐太宗的治国原则是首先安定国内，所以对外非不得已，不发动战争。而且他深知隋炀帝时人民反抗的导火线是侵略高丽，所以，必须严加警惕。但是，到了贞观后期，他沉不住气了。那时候，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北部的高丽和西南部的百济联合起来，不断侵犯东南部的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李世民派使者再三向高丽劝说，高丽坚决拒绝。他大为恼怒，下定决心攻打高丽，他声称：趁我未老，用群臣的余力，取他来！谏议大夫褚遂良和其他一些大臣进行谏劝，只有李赞成发兵。唐太宗此时已滋长了好大喜功的情绪，又觉得高丽不听他的话，伤了他这个天可汗的尊严，因此，听不进大臣们劝告，下诏着手进攻高丽的准备。贞观十九年（645年）春，亲自带兵大举入侵，逐步攻占了辽河以东的各城填，只剩下一个安市城坚守不降。唐军全力围攻，直到九月，天气渐渐寒冷起来，士兵和战马不能久留，只好下令撤退。李世民十分懊丧，但仍然不肯罢休。以后还是继续下诏准备攻打高丽，他自己因为身体已渐虚弱，不能亲自再带兵前往，但至死都没有断过这个念头。同时他对边境其它地区的用兵也大大增加了，劳民伤财，引起百姓的不满，便贞观之治大大褪色。
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攻打高丽回师，途中身上忽然生出三个痈，身体很虚弱。第二年又去灵州招抚敕勒诸部的降众，疲顿劳累，又招了些风寒，精力大大不济。次年又得了风病，病情加重。他以乎也预感到在世的日子不长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里的一天，唐太宗将写好的《帝范》十二篇亲自赐给太子李治，作为他将来即位的行为准则。十二篇的题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这是他一生政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嗣君留下的政治遗言。他指着《帝范》对太子说：修身治国的道理，都在书里面了。我一旦离开人世，要说的话也都在这里面了。你应以古代的明君贤主做你的榜样，像我这样的君主是不值得你效法的。我自居帝位以来，不善的事做了不少：面前不绝锦绣珠宝，宫室台榭时有兴建，犬马鹰隼再远也要去弄到，巡游四方，百姓劳烦。但天下人为什么没有起来造反呢？是因为我立志普济苍生，为百姓做了一些事；建立国家开拓疆土，也立下功劳。益多损少，所以百姓不怨恨；功大过小，所以帝位不毁灭。可是和那些尽善尽美的君主相比，那我就感到很羞愧。你没有我的功劳而继承我的富贵，就是尽力为善，也只能使国家稍微安定，如果骄傲、懒惰、奢侈、纵欲，那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你能不谨慎吗？
唐太宗在最后的十余年中虽然在政治上沿着下坡路滑行，但在临终的前几年，并没有转化为昏君，还能够对自己的一生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而且能够坦率地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一点确实是难得的。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里，唐太宗因服了印度僧人配的长生药，泻痢不止。回顾贞观初年，唐太宗一再嗤笑秦始皇祈求神仙、冀其长生的荒唐，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如今，他自己也相信僧人配制的长生药了。五月。腹泄增剧，病情恶化，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召见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到翠微宫，嘱咐他俩勉力辅助太子，便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二岁。八月安葬于昭陵。死后庙号太宗，谥曰：文皇帝。
综观唐太宗的一生，他的晚年，不及贞观初年节俭，纳谏也不如贞观初年虚怀若谷。但在他一生的峥嵘岁月中，二十岁统兵打仗，拨乱反正，统一全国；三十岁即帝位，迅速安定了社会，繁荣了经济，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大封建帝国。尤其是他那开明的作风，恢弘的气魄，把大批封建社会的仁人志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那个时期的文治武功交相辉映，不愧是中国封建帝王的楷模，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