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祖母鞠育，幼少承统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清世祖福临驾崩，年仅8岁的三皇子登极承统，在金銮宝殿上一坐就是61年。其享国之久、文治武功之高，历史上的封建帝王罕有与之匹敌者。他把明清鼎革以来危机四伏、疮痍斑驳的大清帝国经营得疆域辽阔，秩序井然，开奠了与历史上任何盛世相比亦毫不逊色的康乾盛世。他就是清朝第四代君主，庙号圣祖，年号康熙的爱新觉罗氏玄烨——清沿明制，一个皇帝在位只用一个年号，故世称康熙皇帝。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三皇子，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生母佟氏。外曾祖佟养真追随清太祖起兵辽东，可谓开国元勋。外祖父佟图赖亦屡建战功。因此，正蓝旗佟氏家族在汉军八旗亦算门第显赫。但是，天生丽质、出身名门的佟氏被选入宫后并未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她只是皇帝为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旧俗的政治婚姻。所以，她生的儿子自然未被父皇作为皇储爱怜。
可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这个三皇孙情有独钟。她派身边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看护玄烨，教他读写满汉文书，而且还经常亲自教诲玄烨。孝庄太后既怕玄烨受委屈，对其百般爱护，同时很早就以皇储的标准来多方面地培育玄烨的品质和情操。太后的精心爱护和教养如阳光雨露一样温暖滋润着玄烨幼小的心灵，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所渴求的父爱，而且也造就了他自强不息的性格。玄烨自幼精于骑射，兼通满汉，完全具备了入承大统的才气。
顺治皇帝曾疯狂地追求弟媳，后来竟封其为董鄂妃。他一心想让爱妃董鄂氏所出皇四子继承皇位，可是这个小生命存活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董鄂妃从此，再也未能生育，不久也死去。只有到这个时候，玄烨在父皇的眼皮底下才有了重要地位。顺治十六年（1559年），6岁的玄烨与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向父皇请安，顺治询问皇儿们日后志向。常宁仅3岁，双眼珠一转，反问：什么是志向？福全虽然年长却是庶妃所出，位卑气谨，回答说：臣儿愿做一个贤王。玄烨则朗声回答：臣几愿效法父皇，勤勉尽力！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刻意安排，开始考虑将玄烨做为皇储人选。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因董鄂妃仙逝后一直精神萎靡的顺治皇帝又身染可怕的天花症，自知将一病不起，在征求了洋教士汤若望的看法后，便按照太后的安排，遗诏玄烨继位，随即撒手人寰，魂追董鄂妃去了。正月初九，玄烨在太后主持下举行了登极大典，改明年为康熙元年，加封孝庄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孝庄太皇太后随丈夫皇太极征战塞内外，扶持幼子福临入主中原，这时又辅佐幼孙玄烨踏上了巩固爱新觉罗氏大清江山的途程。如果按照满清旧制，将由宗室诸王辅佐幼主处理政务。孝庄太皇太后经历三朝，对宗室诸王辅政带来的弊端记忆犹新，对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的擅权专断更是心有余悸。所以，在顺治临终前，她与福临反复商讨，决定改变旧制，任命重臣辅佐新主，在体制上将决策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除此而外，她集中更多的精力训导康熙学习如何执掌政权的本领，如何将祖先的基业发扬光大以造福黎民百姓。康熙没有辜负太皇太后的关怀和期望，对祖母极尽孝道，处理政务也很干练。他少年老成，在他的统治下，大清的江山基业注定要稳固发展。
第二节 亲政除奸，初试锋芒
康熙在祖母的关照下少龄继位，虽然器宇轩昂，却仍然是个羽毛未满的雏鹰，要担负起管理国务的全部重担则为时尚早。顺治遗诏授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跪在先帝灵前信誓旦旦：竭忠尽智、不结党营私，上报先皇知遇顾命之恩责，下副辅佐幼帝政治之切望。四大臣中，索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是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又拥立顺治登基的元老重臣。多尔擅权时期虽对他们实行打击、笼络之能事，但他们坚不屈身依附，先后被革职、削爵和籍没家产，甚至险遭处死。苏克萨哈虽为多尔衮屋下正白旗亲信，但他并非事事遵从多尔衮。多尔衮死后，他检举多尔衮殡殓服色违制与企图谋反篡位的罪状。正是上述经历，四大臣深得顺治和太后信赖重用，能以异姓臣子身份代替宗室诸王贝勒顾命辅佐幼帝康熙。
按照四臣辅政新体制，四大臣应遇事协商共议，奏事则一同进谒太皇太后和皇帝，待太皇太后决策口谕，皇帝上谕认可，再由四大臣拟旨颁布执行。新体制比起以往宗室诸王辅政和摄政王专制来说，虽然杜绝了宗室觊觎争夺君位的弊端，将朝政决策权握在太皇太后手中，但四大臣的职权仍同秦汉宰相；他们可以入直、票拟并代康熙御批奏折，一旦四辅臣内部权力均衡局面打破，就会形成异姓重臣架空皇权、独断专行的空子。鳌拜即借此体制的隐形缺陷擅执朝纲，甚至图谋不轨。
瓜尔佳氏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曾随太宗转战满蒙，远征朝鲜，略地山海关内外；顺治时期随大军定鼎北京，南征湖广、四川等地。他门第显赫，战功卓著，从一个小小的护军校青云直上，位至世袭二等公爵，领侍卫内大臣衔，有免死两次的特权。这些政治资本更兼善玩权术，使他野心勃勃，骄横跋扈，人多畏惮。辅臣中的四朝元老索尼年迈多病，对制止鳌拜专横已力不从心。遏必隆与鳌拜同属镶黄旗，利害攸关，加之为人庸懦，胸无主见，对鳌拜言听计从，随声附合。只有苏克萨哈敢于顶撞鳌拜，但他虽然位居鳌拜之上，战功、资历与门弟皆逊于鳌拜，而且又与索尼素有嫌隙；因此在辅政诸臣中常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这样，鳌拜凭借自己在四大臣中的优势地位，大权独揽，广植亲信，不断地扩充势力，架空康熙，为其专政篡权铺路。如内阁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诸哈、工部尚书济世等人就是螯拜安插在中枢部衙中的死党。每遇政事由九卿会议，他们便从中操纵，以其私议上奏，甚至发展到拦截奏章，阻塞康熙与臣工之间的联系，有时竟咆哮廷堂，威逼康熙按其私意处理政事的地步。
有两件事情对康熙刺激很大，促使他决心除去鳌拜。
一是康熙五年（1666年）的换地事件。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为了擅权专政，收买扩充自领的正白旗官兵，就把分配给镶黄旗的沃土良田占据，又将他处差等薄地调换给镶黄旗，曾激起镶黄旗官兵的愤怒和反对。月换星移，年岁流逝，多尔衮换地带给两旗的裂痕渐渐弥合，各旗兵丁已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上生息繁衍，安土重迁，不愿重新调换领地了。但鳌拜却再翻20多年以前的旧帐，执意更换领地，企图借机扩大镶黄旗地盘，并继续向外圈占民地，以达到收买旗人支持，打击正白旗重臣苏克萨哈的多重目的。索尼与苏克萨哈平素相恶，自然不会支持苏克萨哈，遏必隆更是鳌拜的应声虫。这样，辅政四臣中倒有三人同意调换旗地。不仅如此，鳌拜还唆使八旗大臣纷纷上书户部，叫嚷土地不堪使用，要求换地，给太皇太后施加压力。
换地消息不胫而走，风传开来，旗丁等待换地、汉民惧怕土地被再次圈占，京畿一带人情惶惶，无心耕种，田园荒芜。户部尚书苏纳海接到八旗大臣的呈请后上奏康熙：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本来，苏纳海是依据法令规定和现实状况对换地提出异议的，可是鳌拜却认为这是有意和他作对，必欲除之而后快，遂票拟上谕：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以闻。在他的操纵导演下，议覆上奏：沙压水淹地十五万四千垧有奇，该（八旗）佐领未经踏勘，难以悬议。应差部臣前往踏勘明白，造册再议。然后，鳌拜矫旨派贝子温齐前去查勘，以各旗领地沙压水淹，不堪耕种，其中镶黄旗尤不堪耕种覆奏。康熙对此十分重视，召集辅臣会议，令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会衔调查经理。他们到任后目睹八旗矛盾纷争、田地荒芜、旗民皆不愿圈换的实情，上疏亟请停止。利令智昏、目空一切的鳌拜却以藐视主上、纷更妄奏的罪名拘禁苏纳海等三人，执意处以死刑。刑部认为律无明文，建议处以鞭刑，籍没家产回奏。康熙召集御前会议征询四辅臣意见，鳌拜极言情罪重大，应置重典；索尼、遏必隆随声附和；主观上反对但势孤力单的苏克萨哈不好表明态度，只能沉默不语。在四辅臣中处死苏纳海等人之议居于上风的情况下，康熙仍以律无明文，不允许将其处死。鳌拜欺康熙年幼，仗着自己在辅臣中三对一的优势和朝中的众多党羽势力，竟矫旨将刚正不阿的苏纳海等三人绞立决，籍没家产；其他反对圈换旗地的大臣，或被革降职爵，或被充军为奴，无一幸免。
二是阻挠康熙亲政。圈换旗地事件中，鳌拜的专擅妄杀对康熙震动很大。为防止被鳌拜架空和再肇大臣无辜流血，康熙决心尽快亲政。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鳌拜不除，亲政就是一句空话。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皇帝亲政，康熙屏心静气，留中未发。七月，索尼去世一个多月后，康熙明发了索尼关于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四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务总揽裕如，恳切奏请亲政的奏本，引来辅政大臣和中枢臣工的一片奏请，康熙则以朕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欲再俟数年推辞了一番后，率辅政诸臣数诣太皇太后得允，便在七月初七日举行了亲政大典。
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他曾拉拢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拒绝了鳌拜的要求，但他自知从此将要置他于死地，而他在辅臣中势单力薄，难以抵敌鳌拜。为了免遭杀身之祸，他激流勇退，于康熙亲政后的第三天奏请守候先帝陵寝。其实，苏克萨哈此举用心良苦，他想以曾奉先皇遗命守候陵寝，迫使鳌拜一同引退，为康熙真正主持朝政提供条件。康熙则另有想法。他一面派人询问原因，一面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康熙想借此机会再次试探索尼去世和自己亲政以后辅政诸臣、中枢臣工、宗室王大臣与鳌拜一伙的关系和动向。鳌拜自然清楚苏克萨哈的用意所在。为避免与苏克萨哈一同引退，他果然操纵会议诸王大臣罗织了苏克萨哈怀抱奸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等等二十四条罪状，主张坐大逆律，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凌迟处死；其六子一孙，侄子二人斩立决；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斩立决。康熙早就知道苏克萨哈与鳌拜有积怒，但对会议议处之重仍极感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辅政勤恳，理应酬劳，何罪之有？当即谕再议，指出前议过当，此次苏克萨哈纵有不是，但判罪量尚不至如此之重，一定另有冤情。康熙是在暗示鳌拜借机谋害苏克萨哈，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鳌拜做贼心虚，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无仇怨，只因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处以重罪，不然，倘群起效尤，滋蔓难治。康熙却说：欺君罔上者大有人在，但不是苏克萨哈！鳌拜心中明白：如果此次不能处决苏克萨哈，非但难报旧仇，自己也须仿效交出辅政大权，为先皇守陵；况且康熙明显护着苏克萨哈，一旦他日苏克萨哈被重新起用，自己岂有好下场？因此，鳌拜把心一横，竟目挥臂廷堂，连日累奏。他身后的狐群狗党一哄而上，终于威迫康熙下旨绞杀苏克萨哈，其余家族人等皆依议处斩。
索尼和苏克萨哈死后，辅政诸臣中惟存鳌拜与遏必隆。遏必隆一向惟鳌拜马首是瞻，不敢立异，故而朝政大权尽归鳌拜之手。玄烨亲政不过是名义罢了，心中不满，尚须深衔韬光。有着丰富弄权经验的鳌拜自知与康熙的矛盾冲突将势不可免，所以也在暗中准备，伺机而动。他常常托病不朝，企图激怒康熙，以便寻找废立借口。一次，康熙带随从亲自到鳌拜府上探病，御前侍卫发觉鳌拜神色有异，抢步上前搜索，竟在鳌拜床席下发现匕首。鳌拜立时惊惶失措，无言对白。康熙却轻描淡写地说：刀不离身，满洲旧俗，不足异也。康熙的反应极快，他认为此时还不是时候——因为鳌拜党羽众多，鳌拜虽暗藏杀机，罪名却不足以兴大狱除去其余党徒。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弘文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书奏言：皇上以诚敬为治天下之本，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人垂拱于上，百官职事承奉于下就一切和顺，也绝非不需要启沃开导；先儒圣贤说得好：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所以，讲学与勤政不可偏废，请皇上在处理政务之余，间御便殿接见儒臣云云。该奏疏明发后，满朝文武都清楚，这是提醒康熙培养自己的治国班底，不要姑息鳌拜，任其胡做非为。对此，康熙内心欢喜，但表面上却大发雷霆，说该员妄行冒奏，以沽虚名，警告他以后慎勿再行妄奏，改干咎戾！
康熙保护自己的心腹真是无微不至。他知道除去树大根深的鳌拜殊非易事，若不稳住鳌拜这只尖牙利爪的恶虎，不但熊会被吃掉，搞不好，自己这条龙亦且被咬死。所以，康熙外柔内刚，秘密筹划除去权奸的一切准备工作。由于鳌拜曾任过领侍卫内大臣。宫廷侍卫多受鳌拜影响，而且在鳌拜转任辅臣之后又将其子那佛安插在领侍卫内大臣任上，对宫廷侍卫控制甚严，康熙的一举一动都在鳌拜的监视之中。因此，康熙从各王府挑选百名亲王子弟组成善扑营，既做他的亲身护侍，又做他摔跤弄棒、玩少年游戏的陪伴，不到一年时间就训练得个个武艺精强。鳌拜却以为皇上年幼贪玩，对此并未放在心上。
康熙的表面文章做得天衣无缝，与鳌算总帐的前夕，他不断地赏赐鳌拜，并晋封为一等公爵。当鳌拜的亲信向鳌拜反映皇上近来的态度似乎有些反常，不像往日那样向他们发脾气。鳌拜先吃一惊，紧接着则喜上眉稍。他分析了形势以后认为：他在朝廷上下党羽众多，康熙未动他们半分毫毛；宗室诸王一向看鳌拜的眼色行事，未见他们有异常表现；鳌拜控制着镶黄旗军队，却不见皇上在八旗调兵遣将；内廷侍班底基本未动，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难道能把他这个武艺精强的疆场老将怎么样？再联系皇上最近对他问候和加封赏赐，他得出结论：康熙慑于他的淫威已经屈服了，今后他将玩康熙于掌上！
鳌拜想错了。康熙以下棋为名，诏索尼之子，自己的叔仗索额图进宫秘密商讨了制服鳌拜的具体方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康熙事先将鳌的亲信党羽陆续差遣出京，然后即诏集善扑营健儿，郎声发问：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他立刻听到一片整齐洪亮的童音：独畏皇上！少年康熙威严的神色中露出一丝笑意，转瞬间就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两道健儿们从未见过的目光，它似乎要扭转乾坤，射给他们从未有过的信任和鼓舞。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像往常一样昂首进宫，只见康熙端坐御椅，身旁排列着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一看大事不好，便故伎重演，先发制人，高声问道：皇上宣臣进宫，所议何事？按照他的想法，这个娃娃皇帝一定会慑于他的气势，和往常一样地礼遇三分。不料康熙冷笑一声：鳌拜，你可知罪？未等分辩就将手中茶杯摔地，大喝一声：侍卫何在，还不拿下这个奸贼！小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就制服了这个平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枭雄，紧接着，康熙谕令议政王大臣革拿鳌拜余党。几天以后，康亲王杰书奉命审讯了鳌拜，公布其结党营私、欺君专权、妄杀无辜等30多条罪状，依律本当问斩。康熙念其当年救护太宗有功，且效力年久，赦免死罪，革职削爵，籍没家产，囚禁终生。同时，将罪大恶极的鳌拜亲信死党班布尔善、济世等八人处斩绞决，其余则革职、降级、调任者不等。又为被鳌拜集团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苏克萨哈等人平反昭雪和追谥。以后，康熙对各级大员进行人事大换班，颁布《圣谕十六条》。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在思想上、组织上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切实保证康熙亲政后诸项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
年仅16岁的康熙一举歼除鳌拜集团，又能妥当地处理善后事宜，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超群和勇毅绝伦。然而，倘与日后康熙向世人展现的施政才华和人格魅力相比，亲政除奸尚不过锋芒初试耳。
第三节 处乱不惊，力平三藩
亲政以后，康熙手书：三藩、河务、漕运条幅悬挂宫中，以示解决三藩问题是国内目前要政之首。三藩乃前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他们为清兵入关和经略江南半壁河山父死子继，力效犬马之劳，分别被封为平西王、平南王和靖南王，镇守云南、广东和福建。他们各有自己的财政、军政和用人行政特权，逐渐成为割据一方、威胁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藩镇势力；尤其是吴三桂，他坐镇云贵，广敛钱财，拥兵自重，时刻准备举旗反叛。难怪康熙亲政伊始就将撤藩作为三大要政之首了。
尚可喜年老多病，将藩务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不料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深更半夜无以解酲，即以佩刀刺杀侍者，虽宠爱亦在所不惜。这个小魔头又喜养狗，每出成群结队，道路为之阻塞，行人有避匿不及者，便令左右割人肉喂狗。他甚至凶残到连老子都不放在眼里。尚可喜派一个大肚子宫监向之信传令，之信指着宫监肚子：此腹肉必有奇货！说罢一刀刺去，立时毙命。之信还将乃父派去的堂官在烈日下曝晒，观其百般求饶取乐，直至气息奄奄方罢。尚可喜看到之信太不象话，即训斥杖责，可是之信凶残若素。于是，可喜准备传爵位给次子之孝。正犹豫间，曾为他出此主意的亲信见他迟疑不决，怕谋泄反被残害，转而曲事之信，为虎作伥去了。从此，尚可喜对之信已毫无制服之法，既害怕儿子早晚出祸，也不甘心忍受逆子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上书奏请回辽东养老。早有撤藩之意但审慎未决的康熙将奏折交给五大臣会议后，决定将平南王藩下官兵全部撤回辽东安插。
吴三桂和耿精忠（耿仲明孙，已袭靖南王爵位）听到消息后，也于是年七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请求撤藩，实则试探朝廷动向。康熙对此非常重视，立刻召集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刑三部会议研究撤藩奏折，重点讨论吴三桂的疏奏。廷议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平西王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撤藩以后势必派兵换防，加上原藩官兵迁移往返费用浩繁，沿途民驿苦累，甚至会因此发生骚乱和不测，所以，主张一仍其旧，不撤藩。另一种意见认为，平西王吴三桂既然疏请交印撤藩，则应将其所属官兵家口迁往山海关外，酌情安插；云南地方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会议上反对撤藩的意见占上风，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和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力持后说，主张撤藩。年轻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作出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康熙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已经尾大难去，特别是吴三桂用兵一生，久怀异志，若不早除，必酿成无穷后患，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况且吴三桂的世子吴应熊及耿精忠诸弟皆宿驻京师，或许撤之无能反叛。廷议既决，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分别经办撤藩事宜。
吴三桂接到撤藩谕令，气急败坏。他自负劳苦功高，清廷会对他加意慰留，不料康熙却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搬移安插，语气之坚决，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吴三桂像嚼了一口带皮的青核桃，酸涩难以下咽。吴三桂自从导引清兵入关以后，手不释刀，马不停蹄地追击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小朝廷，出湖广、下川陕、克滇黔，直至坐镇云南。在三藩之中，他的势力最大，野心也最大。他以平西王府的名义任命官员，吏兵二部不能干预；由他推荐的西选官员遍布各地，凡要害地方和部门，他都千方百计地安插亲信；世子吴应熊尚公主，为康熙的妹夫，也是吴三桂在京师的耳目。平西王藩绿旗兵53佐领，计约12000余，能够应征入伍的官兵族属亦有数万，朝廷每年为其支付饷银900多万两。此外，他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藏、缅进行边贸经商，聚积粮秣，招降纳叛，精练士卒。早在顺治末年就有言官劾其反情已现。顺治驾崩，宣吴三桂进京祭奠，老奸巨猾的吴三桂提兵络绎临京，清廷为防其变，令其在京外打场设祭，事毕即遣返云南。康熙亲政除奸，对吴三桂也是一个震慑。这个老狐狸一藏往日的锋芒，大兴土木，历时三年在平西王府附近营造安福园，披罗美女佳丽40多人充陈其中，每日欢歌饮宴，做出沉湎酒色、胸无大志的姿态。现在康熙居然要撤藩，他自恃地险、财足、兵强，认为满洲宿将凋零殆尽，八旗劲旅远不若从前，清廷现任诸将不足为虑；少年康熙虽于清除鳌拜一事已显过人才智胆识，但于用兵之道却毫无经历，至少在目前尚不是他吴三桂的对手。他之所以按兵不动，只是苦于找不到更好的举事旗号：想拥立前明宗室以号召天下，则自己对南明的穷追不舍和亲自处死桂王朱由榔的行为将无以自解；欲打出清君侧旗号公开反对撤藩令，则无异于自我承认为清朝叛贼；想自树国号，则既背明又反清的朝秦暮楚行径将公诸天下，致令儒林耻笑、汉民唾骂、前明孑遗仇视、满清朝廷诛杀，根本成不了事。他也考虑过就此罢手，交出藩印，可是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都不会甘心。不，绝不能交印撤藩！几十年来好不容易从一只供人驱使的狗变成意指气使的镇山虎，眼看要变成腾云驾雾的龙了，怎么能犯难而蜕呢？
吴三桂表面上接受了折尔肯和傅达礼带来的撤藩令，实则拖延时间。他的如意算盘是，率部以迁移为名行至中原，突然举兵，一举成事。于是，他秘密派人连络尚之信和耿精忠，约期策应；同时封闭所有入滇要道，往来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严防走漏消息，傅达礼和云南巡抚朱国治不时催问搬迁情况，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缓商。傅达礼知道这是吴三桂的拖延待举之计，为防日久生变，便回朝复命，行至中途就被截回。吴三桂也知道计谋败露，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集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他自封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崇祯帝三太子的监护人自居，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传檄远近，声扬自己为了宗庙社稷和先君复仇，曾借清兵入关剿寇，不意狡虏逆天背盟，这才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追悔靡及；他早想返戈北伐，只因太子年幼，宗社是赖，姑饮血隐忍养晦待时；并诬称清朝入关三十年来的统一战争和政治统治造成中原山惨水愁，妇号子泣，以致彗星流陨，天怒于上；山崩土裂，地怨于下；鼓吹自己兴兵叛乱是伐暴救民、顺天应人。这个明朝的乱臣贼子居然伏在他亲手勒杀的南明永历帝陵前痛哭流涕！当时就有好事者写诗讥讽：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悲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前明故旧孑遗虽不齿于吴三桂的行径，却为他能搅翻清室天下而称快，遍布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东南沿海一带又见偏安台湾的郑氏官兵，一向与前明相善的朝鲜也激动不安，一股强大的反清潮流波翻浪涌，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内宏文院大学士索额图敢擒鳌拜，却对三藩之乱张惶失措，竟然要求处死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好个康熙皇帝，处乱不惊，临危不惧，他严厉痛斥这种论调，说：三藩势炽，不可不撤，岂可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邪？坚决表示：朕绝不效汉景之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年青的康熙皇帝在心理、胆识方面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康熙认为：吴三桂是叛乱祸首，消灭了吴三桂，则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果断地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桂的三角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在军事上，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3000满州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3000由武昌进驻岳州，以阻叛军东犯湖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以绝叛军自滇入蜀之路；命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穆占、修国瑶等率兵分驰西安、汉中、安庆、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次年二月，又以陕西战略位置重要，南通巴蜀，西控番回，东接中原，特遣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可以看出，康熙的军事部署一开始就将平叛战争划分为两个主要战场进行的。
战争初期，叛军凶锋正锐，一些清军将领庸懦畏死，常德、长沙、岳州、沣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则困守荆州、武昌，皆索葸不思进取。吴三桂一面亲自督战，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裂土罢兵，划江而治。战争的暂时失利丝毫未能动摇康熙的平叛决心。他处死吴应熊及其长子吴世霖以乱吴三桂的心志，夺其魂魄，并坚决回绝了达赖的斡旋，表示：朕乃天下人民之主，岂容裂土罢？但（其）果悔罪来归，亦当待以不死！
和议不成，吴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挂帅，从长沙进窥江西，连续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将王屏藩督率，经四川进窥陕西，接应吴三桂养子王辅臣叛军，连陷平凉、兰州、巩昌、泰州、定边、靖边、临洮、庆阳、延安、绥德等地。一时间，吴三桂气焰嚣张，扬言将乘胜夺取荆，会师西安，进攻北京。
王辅臣的叛变一下子将两个主战场变为六个，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玄烨一方面派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出兵江西；派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统师镇江；贝勒洞鄂为定西大将军策应莫洛由陕西进攻四川；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赖塔为宁海大将军，由浙江会攻福建；令尚可喜与两广总督金光祖兵出广东，会攻广西。另一方面，康熙对王辅臣部采取了剿抚兼施之策：派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持上谕劝降，从而使王辅臣首鼠两端；同时又令陕西督抚、提、镇坚守驻地，而派大军驰援宁夏、陕北和陇东；先后任命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大学士图海为定远大将军，节制西北诸路兵马，便宜行事。康熙十五年（1676年）春，图海集中兵力，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攻克平凉，扭转了陕甘战局。到该年六月，王辅臣兵败投降；吴三桂悍将王屏藩部也节节败退。从关中到汉中直至逃回四川，陕甘全境告平。
南线诸战场，清军与吴军在湘、鄂、赣一带进行长期的攻守拉锯战。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平定闽粤，耿精忠、尚之信先后反正，江西也告收复，湘鄂一带吴军已成孤势。吴三桂恐部下解体，赶忙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顶上漆以黄色权当宫殿。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郊天即位，改国号为大周，年号昭武，封妻子张氏为皇后，孙吴世为太孙。时值风雨大作，皇宫被风刮雨涮，东倒西歪，面目全非，登极仪式即潦草收场。之后，吴三桂为手下叛将加官晋级，又匆匆举行云南乡试，搜罗了73名举人装点门面。但是，吴三桂的登极、改号、乡试闹剧只是垂死挣扎。他自知大势已去，末日来临，死前要过一下皇帝瘾。这些丧心病狂之举使他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军事形势加速恶化，前线清军攻势日益猛烈。是年八月，吴三桂急病交加，暴死衡州。
吴三桂死后，皇太孙吴世继位，改元洪化。这时的叛军已兵无斗志，一路溃退云贵。为了加快平叛进程，康熙下令：协从叛乱，交械投降者，宽大处理；反正立功者，将功折罪，论功行赏。这项决定从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士气，除少数死顽分子坚持与清军决战以外，大多数叛军已无心抵抗，一经接战即弃阵投降。于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军之手。吴世只能龟守云贵老巢。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康熙命令清军兵分三路会攻云贵：第一路，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率领湖南方面军由平越（今贵州福泉）进逼贵阳，经过盘江西坡大战，尽复贵州全境；第二路，征南大将军赖塔率广西方面军自南宁进兵云南，于第二年春与第一路会师曲靖，直指昆明；第三路，勇略将军兼云贵总督赵良栋率领四川方面军镇压了反复不定的蜀地叛军后，于康熙二十年九月与第一、二路军会师昆明，将吴世叛军重重围困在城中。赵良栋身先士卒，诸军协同力战，直薄城下。十月，城中食尽，南门叛军投降，吴世服毒自杀，手下诸死党或持刀刎颈，或引火焚身。
历时八年，战火燃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宣告平定。平叛战争中，康熙运筹帷幄，处乱不惊，指挥若定，显示出超卓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战略才华。他坚持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始终把矛头指向吴三桂，对耿尚二藩则实行剿抚兼施，促其反正，分化瓦解三藩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待大局初定，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处死尚之信，次年十月云南平定，依律囚禁耿精忠，并处以肢解极刑。除罪恶昭彰、至死顽抗的叛乱首领骨干以外，其余叛党及其亲属概不诛连。对于那些临阵脱逃、贻误战机的清军战将则毫不姑息，及时撤换和惩处。康熙要求前线将领尽可能依据战场变化的具体实际相机行事、互相配合、主动出击，而且他也给予主将节制诸军、便宜行事的权力。在财政经济方面，康熙命令各地裁革浮费、核减田赋税额，同时又改折漕贡，增加盐课杂税。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国库的实际收入，保证了平叛战争的物资供应。所以，平叛战争的胜利也是康熙理财有方的结果。总之，平定三藩叛乱的胜利使康熙皇帝无可置疑地载入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的行列。
第四节 收复台湾、统一版图
顺治入关以后用兵中原和江南，巩固后方，民族英雄郑成功则驱逐荷兰殖民军，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康熙元年，郑成功壮志未酬，暴病身亡。到清廷平定三藩时，台湾郑氏集团内争不已，政局动荡，数易其主，势力衰落，不但在福建沿海不能立足，且在台湾岛内惶惶不可终日。
郑氏集团在台湾的存在一直是清政府安定东南海疆的大障碍。康熙曾对其实行剿抚并用策略。在三藩之乱以前则以抚为主。康熙元年至八年，清廷曾以靖南王耿继茂（耿仲明子，父亲死后袭爵）、闽浙总督李率泰的名义，先后4次派人与郑经（郑成功长子）通信会谈。郑经凭恃海峡天险，坚持按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但仍自成独立王国，不登岸、不发、不易衣冠。这样的条件自然是清廷无法接受的，康熙和平统一台湾的意愿未能实现。平定三藩期间，清廷又派人数次与郑经和谈。康熙十九年，贝子赖塔致书郑经，许诺郑如朝鲜故事，是否称臣纳贡，均听自便，只是以后不要再骚扰沿海，荼毒百姓。郑经报书接受，惟请留海澄为双边贸易公所。清不准，双方和谈再无进展。
康熙二十年，郑经病逝，郑氏嗣位之争复起，经内讧厮杀，由郑次子郑克继位。时三藩乱平，康熙接受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的建议，决定乘台湾郑氏内乱之机，武力收复台湾。姚启圣是浙江会稽人，曾随康亲王杰书帐下平叛，数献奇谋，屡建战功，经康亲王荐举升任福建总督。上任以后，姚启圣与各地清军通力合作，大败郑氏军队，并将郑氏势力逐出东南沿海。在此期间，他切实贯彻康熙关于招抚郑氏所属军民的旨意，招徕海上投诚人员，宣示保护沿海百姓，严禁官兵扰民，完全改变了前任总督不信任沿海土著居民的态度，很快就收到明显效果。原郑成功属下千夫长黄性震在郑成功去世后降清归闽，隐居道观。他受到姚启圣招抚政策感染，毅然出观求见，为姚启圣出谋划策，他建议在漳州修建修徕馆以广招抚。修徕馆建成后成为招抚政策的象征，姚启圣对投诚人员捐弃前嫌，以诚相待，给予高职厚禄，着意安置。随着郑氏内乱加剧，投奔修徕馆者与日俱增，甚至连台湾使臣傅为霖也被招抚，暗中为姚启圣传递消息。先后大约有130000名台湾官兵前来投诚。这对于后院起火的郑氏政权无异于庭中布薪。康熙为此授予姚启圣兵部尚书衔，以示嘉奖，也重赏了黄性震。
武力收复台湾的决策已定，但选择挂帅出征的主将却成为当务之急。姚启圣多次向康熙保举投诚过海的郑氏旧部、现署理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由于施琅子侄正在台湾供任军职，清廷对施琅心存猜忌。姚启圣多方调查了解，将施琅子侄投诚清朝事泄被杀的实情上奏，内阁大学士李光地也大力举荐。于是，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七月郑重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统帅征台之师。施琅不仅是员出色的将才，而且很有政治谋略。他深知朝中对征台之举意见不一，对他出任征台主将持怀疑态度者为数不少，这些都极有可能影响他和康熙的关系并最终影响征台军事行动。于是，他在受命伊始就上书奏请派内廷侍卫随军监征。后来的实践证明，施琅的见解和做法是非常明智的。侍卫是皇帝的亲信，他的随军行动对加强前线与首都的联系，对施琅及时获取康熙的指示和理解，对调处施琅和福建地方大员之间的关系起了重要的沟通平衡作用。这种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施琅上任以后立即整顿器械战船，训练水师。为了等待有利时机，出征时间一拖再拖。康熙对此颇为不满，而且在具体军事行动计划问题上，施琅又与总督姚启圣发生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施琅三次上奏康熙，要求授予他专征大权，极言：澎湖不破，台湾无取理，若得澎湖则台湾不攻自溃；请以战舰三百，水师二万，（琅）独住讨贼，而留督臣（启圣）于厦门济饷。由于随军监征的侍卫内大臣吴启爵从中疏通，康熙考虑到海宽浪急，征台难度确实很大，而施琅不但熟悉台情水路，他整训水师的成绩证明，他也是不可多得的水师战将。因此，康熙遂任人不疑，同意了施琅的军事计划，并授以专征大权，可会同监征侍卫便宜行事。
台湾郑氏得知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也加强了戒备。对于台湾的门户——澎湖列岛，台湾当局原未重视，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春，傅为霖被姚启圣招为内应一事败露，当局从傅的密件中得知其向清军献计先取澎湖，次取台湾的机密，遂派战将刘国轩率领重兵守卫澎湖，且给予副将以下官兵先斩后奏的大权。刘国轩到任后守卫甚严，尽塞港口，所有船只不得停泊，又沿海岸赶修堡垒炮台。但是，刘国轩对岛上百姓横征暴敛，使许多居民为逃避房屋重税，竟将居室拆毁。他又恃威妄杀，使岛上军民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所以，貌似戒备森严、守如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的澎湖，实则军民离心，外强中干。施琅通过情报系统，对这些情况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20000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舰直捣澎湖列岛。适值台风夜发，舰队前锋漂散，被敌船包围。激战中，提标右营游击蓝理被头炮击中，肠流出肚，稍加包扎即投入战斗。施琅也被弩矢射中眼睛，血流满面，然而，他仍奋不顾身，指挥舰队突围。初战失利，施琅及时吸取教训，分兵三路：第一路50艘战舰攻击牛心湾刘国轩水师驻地；第二路50艘出击鸡笼屿敌兵屯居地，以分其势；第三路，施琅亲自督率56艘战舰攻击澎湖本岛，另以战舰80艘后援接应各路。战术上，每路各分三队，不列大阵，惟以5舰组成一个小的作战单位，互相配合，攻敌一船，称为五梅花战术。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傍晚，矢石如雨，炮火连天，声震百里，是役焚敌舰190多艘，刘国轩几乎全军覆没，仅携随从数人乘小艇逃向台湾。
清军攻克澎湖即打开了取台门户，施琅乘胜进军台湾鹿耳门。此处滩浅，清军舰队游弋海面20多天不得靠岸，施琅正在焦急之间，突然，大雾弥漫，狂风刮起，浪涌潮涨，施琅不失时机地指挥舰队冲过海滩，开进鹿耳门。困守台湾的郑克大惊失色，哀叹道：先王得台湾，鹿耳门（潮）涨，今复然，天也！遂遣使议降。
康熙接到降表，认为许诺郑氏投降，可招抚郑氏部下，免其流窜他方作乱。因此，他决定对归顺的郑氏大小官员善待安置。康熙的招降谕旨消除了郑克的最后疑虑。八月十八日，郑克、刘国轩、冯锡范（克侍卫大臣）奉前明延平郡王和招讨大将军金印两颗以及台湾、浙江、福建的地图、户籍、府库军粮册簿向施琅投降，清军在鼓乐声中开上台湾岛。至此，长期分裂海外的台湾宝岛又一次回归祖国。
为了表彰施琅收复台湾之功，康熙赐封他为定海侯，赏三眼花翎顶戴。康熙对出生入死的蓝理进行了特别嘉奖，诏至御前，亲自看视伤口，把盏劝酒、君臣双双动容落泪。康熙转身接过内侍呈递的四宝，奋笔疾书刚劲浑厚的所向无敌御字横幅赐给蓝理，凯旋庆功宴达到高潮，在一片万岁声中降下帷幕。
郑氏依照谕旨受降条件投降后，康熙实践诺言，诏封郑克为靖海侯，令其移驻京师，籍隶汉军，晋一等公；刘国轩、冯锡范等以下大小属员官兵各分封官爵，划拨官房土地，妥善安置。
消灭了台湾郑氏集团，清廷又围绕台湾的弃守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廷议结果竟以台湾孤悬海外，藏污纳垢，不若内迁台民，放弃台湾，专守澎湖诸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竟认为荷兰人帮助攻击东南沿海郑氏势力有功，主张将台湾赏赐给荷兰，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天朝恩威。李光地是福建人，出于免除福建地方提供台湾防务额饷负担的乡土观念和徕远人的传统外交政策才提出上述貌似豁达实则荒谬的馊主意。施琅曾任台湾郑氏水师职官，有过郑氏骚扰东南沿海的经历，任清朝水师提督率军征台，深知台湾取之非易和对东南海疆的重大国防战略价值，为此他又专门在台湾实地考察，结合郑氏所献图籍册簿和留在台湾的档案，上书康熙皇帝，据理驳斥弃台论调：中国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番，不归贼，而必归于荷兰。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胜膏沃为巢穴，是藉寇兵又资盗粮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台湾什一，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他指出，台湾与内地分裂数十年，现在终于收复，此诚天佑皇上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我们如果迁民弃台，则红毛原来侵占过该地，万一乘隙复踞，后患方长。他认为，现在海疆平定，正可以在台湾安置内地溢员冗兵，保卫海疆。如果说存在经济问题，则台湾只要开发三年就可不必依靠内地输饷济械，自给自足。因此，他断定：弃之必贻大患，守则永固边隅。施琅的奏折有理有据，对形势分析透彻，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守台治台的必要行和可行性，充分表现出一位大将的远见卓识和海疆国防战略思想。此后，大学士李、福建总督姚启圣等人也上书力主守台，康熙否决了廷臣前议，决定设立台湾府治诸罗、凤山、台湾三县，直隶福建布政使司；以后加设彰化县和淡水、澎湖两厅，及巡台使，旋改为兵备道，派总兵率军8000人驻守台湾。这些措施加强了清政府对台湾和东南海疆的防务、治理和开发，促进了台湾社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康熙皇帝乘势驭时地收复和守治台湾。他虽未御驾亲征，但慧眼识英雄、拔英雄、用英雄，在台湾之役的前前后后，能够始终信赖前方疆臣和征台主将，把握住正确的政治大方向，终于使台湾成为祖国版图上不可分割的疆域。姚启圣和施琅这样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贤臣名将，使年青有为，锐意进取的康熙皇帝如虎添翼，在历史上写下了又一页光辉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