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读《孟子》数则。《告子下》：“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朱熹注：“名，声誉也；实，事功也。言以名实为先而为之者，是有志于救民也；以名实为后而不为者，是欲独善其身者也。”觉得以此对照和解释庄子《逍遥游》篇许由回答黄帝之“名者，实之宾也”，有助于更深的理解。孟庄同时，虽各处不同地域，而游士往来列国之间，造成一个普遍的语境，同时代人彼此出于赞同和反对的理解，较之我们今天，更接近作者的本意。淳于髡所说的自为者，朱子解释为独善其身者，亦即隐士一流。许由是隐士，庄子大概也是。他和孔子的不同，一入世一出世，截然分明。这是人所共知的。庄子和老子的不同，也是如此。老子讲阴谋，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五千言中，除了崇高的道论，亦多经世之言，涉及兵法，重在权术。老子的理想，实在作为帝王师。在这一点上，与孔子无异。如何为帝王师，则老孔有分别。老子只是要做精神导师，隐己而坐，或负手旁观。孔子讲事功，重实际，知不可为而为之。庄子则完全无意于做官，他也讲治天下之道，却又鼓吹无为。试想治天下者，其上有理想，求不朽，其下多贪欲，溺甘美，如何肯无为？若遇千古大政治家，更要以一己之意改造世界。这一套理论，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庄老的区别，朱子说得直白：“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还说，“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只是不把事做。”
庄孟同时而不相遇，书中也没有相互提到对方，对此，朱子的说法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只是杨朱之学。”自居“僻处”，正合隐士的身份。僻处云云，是言之有据的。孟子和孔子一样，奔走于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庄子只是讲学著书，和朋友来往，以论辩为乐。关于他的个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大概不至于如列子那样，严重到时有断米之忧。他讥笑惠子的相位，在自己眼里不过一只死老鼠，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底气。朱子说：“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极是。道家、隐士、兵家，多出楚地，和齐鲁之地代表的北方文化不同。
同为独善其身，儒庄两家同中有异，一在相对，一在绝对。儒者进取，如果不得其时，只好退而归隐，要么颜回一样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要么如孔子所言，乘槎浮于海，甚至居九夷。这便是遁世无闷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典型地体现于《易经》乾卦所说的龙。不同的爻位，相当于不同的时势。“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兼济天下的机遇；“潜龙勿用”，这是独善其身的处境。“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儒家的独善，是情势下选择的结果。庄子的隐则不是这样，它是人生的根本态度，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行为取向。
庄子宁可“曳尾于泥中”，出发点是“养性全生”，这和杨朱的“贵生”相通。其思想来源，可推至列子那里。朱子说：“杨朱之学出于老子，盖是杨朱曾就老子学来，故庄列之书皆说杨朱。”又说：“列庄本杨朱之学，故其书多引其语。”按照朱子，孟子并非和庄子完全无关，因为杨朱出于老子，“孟子辟杨朱，便是辟庄老了”。不过，朱子断言庄列皆本杨朱，不够准确。这三家有共同的东西，列庄之间更亲密些。如果《列子》书中的《杨朱》篇可靠，则杨列之间也很亲密。但即便如此，庄子和杨朱，距离很大。杨朱的书不传，仅就所存的不多文字而论，杨朱贵生，和庄子相比，略显消极。他固然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紧接着又很高傲地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把老子的无为发挥到极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悲观，有时代的因素，也和他的个人气质相关。杨朱敏感而性情柔弱，所以才有悲歧路的故事。一直喜欢杨朱的这段话：“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能说出这话的，乃是性情中人。
李白有诗：“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说的是一杨一墨。杨墨都有悲世的情怀，庄子也有。但庄子的化解方法，是转而专注于对至高理想境界的无限追求。庄子的追求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很难说清楚，于是不得不打比方，用寓言。这一比方，便为后来的道教所利用，于是“姑射仙人冰雪姿”，以及白云帝乡之类的，都被坐实了。利用总是可笑复可怕的。乌托邦论者喜作荒唐无稽之谈，欲证来世之乐土者，控制人心最严。自以为或强迫他人相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自上而下，挡者披靡。期跋扈于永久，焉知指顾之间，威柄凌夷。这两个传统，或出于哲学，或出于宗教，一经结合，变成主义，被人利用，就有了乔治·奥威尔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未来世界。《动物农庄》犹可说是讽刺苏俄，《1984》呢？还是小小的一个莫斯科？一个简单的东方？
先秦诸子，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非一个“流”字，一个“派”字可以分别。师生之间有继承关系，也有旁枝别出，另辟蹊径的；异派之间，却能隔代相接；同出一源的，最后分道扬镳，肝胆楚越。荀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生韩非，却是著名的法家。韩非的政治理论，尤其是远离荀子的部分，异代远溯，回到老子那里，而演进出刻酷一面，从而变本加厉。孔子曾受教于老子，其德行一科，为庄子的主要源头。庄子或出于七十二子之后学，却成为道家中仅次于老子的大师。庄子善辩，有名家风范，显然受到至友惠施的影响。尸子被归为杂家，但有一半是儒家，另一小半似是申韩一路。外篇的断简残篇若可靠，他还和阴阳五行家及神仙家脱不了干系。尹文子和宋钘，一被归为名家，一被归为小说家，他们和墨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思想和行为几乎就是墨家，故王夫之说他们近墨，是不为“苦难之行”的墨者。
之所以关系这么复杂，盖因先秦诸子崇尚思想自由。好人崇尚，不太好的人也崇尚。到战国末期，秦并天下，这种传统才被彻底破坏。崇尚思想自由，一切思想和社会规范的束缚都可打破。就师而学，未必表明必须无条件地，不经过思考地，盲目地遵奉其思想。世间一切学问，师其长，弃其短，为我所用，足矣。卓然独立之任何个人，宁可为他人之奴隶吗？哪怕是伟大思想者的奴隶？前人的思想积累，不应成为后人的局限，因为没有任何思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借助权力而一统天下。一切顺应自我，顺应时势。顺应自我，既包括认知上的提高，对理念的追求，也包括得实利的需要。毕竟在先秦的环境中，诸子中的很多人，是要周游四海向君主们自我推销的。因为这样的思想自由，一个学生，若与老师的观念相悖，不表明他就是背叛。学者千万，放眼其中，多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曲士，成家者几人？成“家”在于立说。一个亦步亦趋无发展的好学生，哪怕门门课都是百分，顶多是一个附庸。道德的约束不在所谓“背叛”，道德的约束在于区分济世救民和助桀为虐。
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容忍与己不同的思想，是极大的危害。孔子的宽容，虽孟子亦不及，尽管孟子的尊民思想，比孔子更进步。孟子峻急，救世之心迫切，然而辟杨墨，指其无君无父，未免多事。墨子的兼爱，虽然终人类之绝灭，永不能实现，却闪耀着理想的光芒；杨朱的为己，在乱世，有他不得已的理由。
2012年5月19日即兴
5月22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