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可说是源起于福州路，清末以来属英租界地面，也叫四马路，其间酒楼、茶园、烟馆、妓院林立，却也是戏院、报馆、书店、墨庄的营聚之地，向有文化街之称，盈溢着不中不西颓荡的气息。1949年之后，烟馆堂子之类的当然被一扫而空，但报馆、书店仍在，虽然所剩无几，且都是公营的。经过几番思想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社会主义改造渐入大同佳境，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像我这样在红旗下成长的青年，却斗志消沉，寻寻觅觅，在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里“淘宝”，如一头丧家猫怀着隐秘的希冀，踯躅在文学探险的途中，在幽暗的角落嗅辨前贤往哲的遗踪，寻觅“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给创伤的心灵涂抹片刻的抚慰。
这个文学青年，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阳光与雨露并没有把他培育成天天向上的茁苗，在他的心灵中，精神的巨厦与理想的乐园几乎是残垣断壁。由于自小孤僻，加之与社会愈益疏离，甚至更觉得周围充满了敌意。他不怨天尤人，也不对抗社会，只是愈阴郁沉默而沉溺于想象世界之中了。不过他那种孤芳自赏似乎并没导致绝望和毁灭，在狂想与好奇的满足中，在自我镜像的文字表演中，在期盼某种理想的观众，于是仍具有一种公共沟通的欲望，那或许是一种新的、属于个人的写作伦理吧。
1966年春，正是在旧书店里，我和朱育琳、钱玉林、王定国、汪圣宝他们认识。我们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翻译和创作。不久“文革”猝然而至，浸泡在大字报、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的红色海洋里，但我们仍然忘乎所以，晤言一室，更有一番偷食禁果的兴奋和疯狂，甚至像一班东林书生，议论朝政，痛斥奸佞。然而好景不长，到1968年夏，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于朝我们头上落下来，一个个被关押、拷问……最惨的是朱育琳，因为比我们年长，被当作“教唆犯”而遭严打，据说他是跳楼自杀的，终年仅三十七岁。
在1993年，值朱育琳辞世二十五周年，我写了一篇追念之文，发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后来被译成英文和日文。最近有朋友说，在《红坟草诗传》中，关于朱育琳和我们文学小圈子的情况讲得不清楚，我方明白当初自以为已经写过那一段，诗传中就写得较简略。现在再写这一段，有些新的回忆和反思，或更正个别不确之处，虽然叙述中少了些愤慨，也少了些色泽与气氛。那似乎是自然的，时间流逝愈远，记忆愈模糊，像一沓老照片给风干的血迹粘在一起，不同的时空互相重叠，分辨不清，方明白张爱玲写《小团圆》，无奈中只能求得自我的真实。
这两年多毕竟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不仅因为青春岁月被文学赋予其意义，也因为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在漫长的日后背负沉重的记忆，从中轮番压榨出痛苦、欢乐与愧疚。回头看，那是历史大叙事中的一朵小浪花，却不无讽刺。到六十年代，社会空气越来越卫生起来，而在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里却沉渣泛起，散发着“封资修”毒素，我们的文学小圈子就像一个“毒瘤”，那都是代表某种私人空间的，被“文革”连根拔起，也足见其高瞻远瞩了。朱育琳被抓，靠的也是公领域的法力无边，那是在仁济医院找到了他的病历卡，上面有他的住址，于是把他捉拿归案。
越具艺术性的作品，就越有毒素。这句话让我一再琢磨：为什么“艺术性”有那么大力量？在当时黑白分明的文学史著作里，总有不少早被点名批判的，如徐志摩、李金发等，是冲在头里的，批评家也常引用这条作为批判的武器。没想到这些名字盘踞在我的脑际，想找他们的作品来看，这个“艺术性”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中“毒”愈深了。
这是上海最大的旧书店，各类图书一应尽有。在文学书架上，多的是《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前苏联小说，有革命回忆系列《红旗飘飘》等，这些唤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有许多像《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等，也束之高阁。对这些革命小说早已熟悉，上初中时，学校在茂名南路上，出校门右拐数百步到南京路，过马路即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新小说纷至沓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凭一张外借卡一本本读过去。
其实这些小说大多属于“革命加恋爱”的类型，动人心肝的不消说是书中的恋爱部分，直看到《苦菜花》，稍许的情色描写便把气血不定的少年之心搅乱了，也使许多革命小说为之逊色。从前梁启超把《红楼梦》斥为“诲淫”，小说家很不高兴，岂不要断他们的粮？梁氏的说法不无道理，多半是针对少年读者的，虽然看看也罢了，不至于看了就心术变坏。
书架上品类多寡及流通快慢能反映一般的阅读趋向。除了大量前苏联或十七年文学，如狄更斯的《老古玩店》《匹克威克外传》，或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还是旧时的版本，也少人问津。有的我不一定读过，也不见得对现实主义全没了兴趣，比方说对于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便爱不释手，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也令人击赏。这类书一上架的话也很快被人捋走。
一进旧书店，就跑去中间几个书架，常有新上架的。特别在星期天，书店知道它们抢手，放得比平时多。像我们这样的新老旧少也大有人在，在门口等九点一开门，就拥到那几个书架前，一时间人头攒动，来不及细看，有时情急，先合抱捧一堆，就不免遭骂了。
朱育琳是曾经沧海，偶尔觅得中意的，有一回见他拿了本《蔷薇园》，一本波斯文学名著，我们也好奇。朱育琳身上充满了谜，不光是行踪神秘，他生活过三四十年代，我们从教科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时代，混杂着混乱、腐败和希望。他对过去的文学记忆着实惊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好似掌握着一幅文学海图，我们急欲一窥其究竟而扬帆远航。钱玉林嗜书如命，涉猎极广，和朱育琳一样，也喜欢外国古典，见他们对于《罗摩衍那》和《吉檀迦利》交口赞誉的情景，令我暗中羡慕。而我是比较偏锋，倾向于感官刺激的，更关注欧陆，主要是法兰西文学。
从福州路上得到的一些书，至今难以忘怀。举几本印象深的，如《梅里美小说集》，忘了译者。嘉尔曼（即卡门）的火辣性格及悲剧性给我带来震撼，而“伊尔的美神”的哥特式诡异而神秘的故事则令人惊悚，又觉得很美。贡斯当《阿道尔夫》和法朗士的《泰依斯》都讲爱情与死亡的故事，在我心头引起阵阵颤动。王尔德《快乐王子集》，巴金的翻译语言也很唯美，跟他的小说风格判若两人。《番石榴集》是朱湘翻译的西洋诗集，总之译得太工整，但魏尔伦的《秋之歌》则形神皆至。梁宗岱的《水仙辞》，一册线装刊本，宣纸上铅字直排，瓦雷里被他翻译得古色古香，就像把他的名字译成“梵乐希”，先是产生一种近乎恐惧的怪异感，但愈读愈受了蛊惑。
莫泊桑写过五六部长篇小说，但是十七年里只出过李青崖翻译的《一生》，从图书馆借来读过，而在旧书店得到《两朋友》，尤其是《如死一般强》和《我们的心》，方领略到现代巴黎的颓废情调，等于得到另一个莫泊桑。大部头的很少买，仅有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册一套。“文革”刚开始时，父亲单位来抄家，把我的书拿走一部分，其余装在一个大衣柜里，贴上封条了事，因此逃过一劫。后来我自己东窗事发，厂里工宣队到我家，把这些书都抄走，放在局机关的阶级斗争展览会上当作活教材展出。
现在手中还留着两本。一本是艾青编的《戴望舒诗选》，乳黄色封面，薄薄一册，人民文学版，1957年印了七千册，次年添印至一万八千五百册，其时艾青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个印数倒使我看不懂了，不知今天的诗人们会怎么想，那还是个文学遭殃的时代啊！）此书是我的至爱之一，《雨巷》不必说，像《我的记忆》《村姑》等，那种音调和气息渗透到我的骨髓，一下子把我从徐志摩、闻一多的帐篷里拉了过去。另一本是何其芳的《预言》，文化生活的版本，1949年第三版。当时《画梦录》也在手边，我在太仓浏河的工地上，夜间徘徊于草泽溪边，仰望星空，有这两本书做伴，反复沉吟那些哀婉渴恋的篇什，小资情调大大培养了一番。
“文革”前外国文学出版得不算少，一般在图书馆也能借得到。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济慈、雨果、海涅、托尔斯泰等，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经典作家差不多全了，然而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很少介绍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如此，五十年代中期编过一套“五四”作家的选集，封面一律白色或暗绿色，当然经过一番严格的甄别，凡属“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作家都一概排除。如《预言》和《画梦录》是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后来被他自我批判而扬弃，当然也不再收入他的选集或其他新诗选本中。
去福州路淘宝，主要是找那些绝版的旧书。旧书店确实是个意识形态的漏洞，但说“沉渣泛起”是相对而言，其实能上架的书，也有一定筛选尺度的，像胡适、梁实秋、胡风或者像“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是看不到的。反而大约六十年代初，在南京路上食品公司、人民公园门前还见到过一些卖旧书的地摊，大咧咧地放着《飘》《蜀山剑侠传》《风萧萧》乃至冯玉奇的小说，不过也还算不上“黄”货的。
走出旧书店，阳光仍然灿烂，对面是古籍书店，也是我们必要去逛的。走进店里，清凉扑面，不到秋天，就会觉得一股阴气。这里来的人少，也总是安静，传统的河床依然慢慢地流淌。四周书架上满是有匣没匣的线装书，中间大桌上摆满了四部丛刊或四部备要的散本，像清库甩卖的样子。我买最便宜的四部备要本，如《资治通鉴》一百册，只要十块钱，拎回家却费事。还有平装的十六大开本，一厚本七八毛钱，什么唐诗宋词、诸子百家、二十四史，鸡零狗碎地买了一大堆。我心爱的李长吉、李义山、贾长江、周美成等，就是这种本子，因为便于携带，但纸质松脆，翻着翻着就书页脱落了。
